微观管理者
观察家们一致认为，金正日的执政风格有个鲜明特点：他是个“微观管理者”。用一位朝鲜前官员的话解释说：“金正日建立了一种单一的指导体系，政策的制定已经脱离了劳动党……集中在党的中央书记处的权力被分散。这种分散不是靠激活政治局的权威来实现的，而是靠金正日对各个领域的直接领导。他依靠的是密切的政治助手。比如，从90年代初期开始，劳动党的国际事务部对外务省的管理就被搁置了，金正日本人直接通过外务省第一副外相姜锡柱下达指令。”
韩国汉阳大学教授张康昊在《朝鲜：魅力政治之外》一书中指出：金正日的领导是通过两个层次来完成的——作为劳动党的总书记和军队的最高司令，他控制着政权最有力量的两个机构。据说，金正日还一直管理着劳动党的组织指导部和国家安全部，这使得他能够深入到国家的最末梢。金正日领导的第二个层次是聚集在他身边由亲密政治助手组成的领导班子。
2005年10月，朝鲜劳动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金正日在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 中）和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左）的陪同下阅兵
金正日的领导班子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张康昊认为，在最初，这个班子是和他有亲密关系的第一代革命者及金氏家族人员。当他的权力和影响力提高后，第二代政治精英浮出水面。他们大都和他一起在劳动党组织部和宣传部工作过。另外一个群体出现在金正日获得继承权的70年代。他们帮助他巩固权力，扩大在党政军中的影响力。在80年代末，金正日的领导权稳固后，他们构成了他的支持网络。
在这个班子里，最受金正日信赖的无疑是家族成员。1994年时，家族中的权力排序是：金正日，妹妹金敬姬，金日成的遗孀金圣爱，金正日的大儿子金正男，接下来才是二儿子金正哲和三儿子金正恩。
据张康昊的说法：金正日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变化的，但在过去30多年里，妹妹金敬姬始终是他最信任的人，也只有她才能无约束地与金正日接触。
1949年9月，母亲金正淑逝世。那以后，幼年的金正日在家里就承担了照顾妹妹金敬姬的责任。金正日说金敬姬是“我唯一的血亲，家母弥留之际嘱咐我细心呵护”。据说，金敬姬“是全朝鲜唯一一个敢对金正日发脾气的人”。
金敬姬4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金日成再婚后，金敬姬由保姆抚养长大。父亲与继母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同父异母兄弟的偏爱，都对金敬姬产生了极大影响。据称，她因此养成了乖戾性格。金正日曾说过：“我妹妹抓狂的时候没人治得了她，就连我也拿她没办法。”正因为这样的性格，1972年，金敬姬才能够不顾父亲和哥哥的反对，和出身平民的张成泽结婚。
在家族内部，叔叔金英柱和哥哥金平一都曾是金正日继承权的竞争者。但金敬姬不同。她较少抛头露面，却一直在劳动党的关键位置，担任外务省副相和轻工业部部长。在七八十年代，金敬姬夫妇迅速成为金正日的政治助手，90年代早期，张成泽领衔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2个部门中的三个：青年部、组织指导部和三大革命小组部。张成泽作为行政事务的第一副主任还兼管着劳动党的监察机构。在金日成逝世后，他是劳动党在司法和公共安全方面的主管。他的两个哥哥也被提拔到了军政的重要岗位。
演员崔银姬和金正日私人厨师藤本健二在平壤参加过几次金敬姬出席的聚会。在他们的记忆里，金敬姬总是聚会上的主导角色。她个子不高，但气场强大。金敬姬善于豪饮。在聚会上，她常常给环绕在她身边的高级官员倒酒，而每个人都要毫不迟疑地一饮而尽。
张康昊指出，金敬姬还是金正日处理家庭事务的代表。80年代早期，她负责协调将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送往瑞士，也是她出面要求金正男的母亲成穗琳出国流亡。
金正日对金敬姬有多信任？日本前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在文章中写道：“金正日曾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上表示，金敬姬可以代表我，金敬姬的话就是我的话，金敬姬的指示就是我的指示。”
但这种信任必须以不逾越权力边界为限度。在2003年，张成泽突然蛰伏过一段时间。这年7月，张成泽曾陪同金正日到慈江道视察，此后除了在10月金正日当选总书记6周年的一次纪念活动中露面外，他在3年多时间里再也未曾出现在公众面前。张康昊在《朝鲜：魅力政治之外》一书说给出的原因是，这年初，金正日新任命的朝鲜总理朴凤柱几次向首都建设委员会索要一批建筑材料用于首都建设，项目是2001年金正日访问中国后的决策，要依据“上海经验”把平壤建成国际都市，但据称造成供应链问题的源头出在张成泽控制的一个部门，这导致了金正日的关注和不满。
张康昊指出，有消息说，在2004年2月，张成泽还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参加了他在劳动党组织指导部一名同事的孩子的婚礼。这次聚会违反了相关规定：高级官员在没有金正日首肯的情况下不得集会。3月，张成泽就被解除了组织指导部的职务，被指控有派系活动，滥用权力，首都建设委员会因此被解散。参加婚礼的不少人都是张成泽的亲信，其中贸易部长等人被下放，曾被张成泽举荐的人民保安部长被解职，宣传和鼓动部等部门负责人也都在公众视野里消失。
金正恩处死张成泽时为他列出了9条罪状，其中第一条就是损害党的团结、反党反革命的宗派行为。韩国媒体对金正恩的公开活动视频资料进行分析后称，在金正恩身边，张成泽或站或坐的姿势非常“自由随意”，这与他在金正日身边时完全不同。在金正恩出席的一些会议上，张成泽要么将手臂搭放在扶手上歪斜着身体坐着，要么将重心放在一只腿上歪斜着身体站立，与他身边其他官员恭敬的姿态形成鲜明对比。“金正日当初用弃用张成泽的方式向其他官员显示了究竟谁是领袖，而金正恩选择了处死张成泽，这或许说明金正恩还没有具备父亲的执政自信。”美国塔夫斯大学朝鲜问题专家李晟允对本刊说。
“问题是，为什么金正恩必须在这时候以如此高调的形式处死张成泽？”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国际关系局局长肯尼斯·高斯告诉本刊，“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告诉我们很多朝鲜内部领导权变化的信息。目前的猜测很多。一些人相信，金正恩的亲信们已经不能再容忍张成泽垄断许多关键资源。另一些人则认为金敬姬的健康状况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如果她健康状况有了问题，张成泽就可能成为一个难以撼动的权力中心。但我们并不知道确切原因是什么。”
2006年，朝鲜政坛曾发生过变化，其中最重要变动是张成泽的回归。这3年里，张成泽的哥哥因病去世，独生女金松在法国巴黎自杀，他自己也传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外界关于他的复出有许多猜测。一些人说金敬姬的求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张成泽重新获得金正日信任的原因更可能是他在继承权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根据张康昊的说法，在2009年初，金氏家族对于继承问题依然有激烈的争吵：金正日第四任妻子金玉极力支持金正恩，而金敬姬和张成泽则支持从小和他们有亲密关系的金正男。最终，张成泽改变了立场。“金正日感到，鉴于金正恩的年轻和缺乏经验，他必须保持家族的团结。他也知道，张成泽在党内、军内和安全系统内有广泛的支持网络，这些都是确保权力平稳过渡的关键。金正日死后，权力过渡不仅平稳而且迅速，我想这大多要归功于张成泽的支持。”肯尼斯·高斯说。
2013年4月15日，张成泽（左）陪同金正恩欣赏银河水管弦乐团纪念金日成诞辰101周年音乐会
换血
当金正日开始考虑将权力过渡给金正恩时，他所建立和依靠的辐轴式的领导方式和强势的军队就变得不合时宜了。“要管理一个辐轴式的领导系统，领导人必须拥有操控各级权力的良好意识，并且在整个政权中拥有扎实的关系网。”肯尼斯·高斯对本刊记者说，“这同时意味着领导人要负担大量的责任，金正日的个人秘书处就有300名工作人员，金正日有30多年微观管理的经验，事实上，他从80年代起就开始主管日常事务了。金正日明白，他的儿子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这些，于是2008年中风后，金正日为了权力继承的顺畅，必须在金正恩身边建立一个摄政者网络，为他提供政策和政治建议。”
高斯说：“于是，金敬姬和张成泽帮助金正恩理解政策事务，他们每周二和每周五会举行两次会议。星期二的会议主要关注国内问题，周五的会议关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
2009年2月，朝鲜曾有剧烈的军事领导权改组，同时撤换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金永春和李英浩上台，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从8个增加到了12个，张成泽成了新晋成员。有消息说，当时金正日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像过去那样直接管理各项事务。2009年，很多事务都是由国防委员会的三个成员——金永春、张成泽和吴克列——处理的，其中，张成泽主管国内和内部安全事务，金永春和吴克列在军事和外交决策上权力很大。
张康昊指出，2009年的许多任命都和张成泽的人际网络有关。张成泽的哥哥张成禹于2009年去世，曾为朝鲜人民军次帅，张成吉于2006年去世，也是军队的高层将领。他们留下的人脉使张成泽在军中游刃有余。
最重要的政权变化发生在2010年。9月，朝鲜在时隔44年后再次召开劳动党代表会议。这次代表大会开幕前，朝鲜中央新闻社宣布了金正日的命令，提拔包括金正恩和金敬姬在内的6人为四星将军。高斯认为，这次提拔体现了朝鲜权力的层级。权力的最核心是金正日的血亲亲属。提拔名单里的头两个名字是金敬姬和金正恩，第三个人崔龙海是前任国防部长的儿子，金氏家族长期以来的密切助手。权力的第二圈是军队，军队的任命先于劳动党会议的事实再次表明了“先军政治”的路线，也说明了军队对保持政权稳定与持续性的重要性。第三层次的权力圈是朝鲜劳动党。“在这样的结构里，金正日希望三方面的力量环绕在金正恩身边，而使其免受任何摄政者或者集体领导的威胁。”
会议重构了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逐渐发挥权力核心的作用。肯尼斯·高斯指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一般一年召开两次会议，年中和年末各一次；一次为政治局会议，一次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在2011年6月至2013年12月先后召开三次扩大会议和三次会议，讨论决定重大问题。
金正日为何要重新激活朝鲜劳动党？高斯对本刊分析说：“由于金正恩年轻和缺乏经验，金正日感到必须通过激活党的领导机构，特别是政治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来确保权力过渡。”
在高斯看来，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最大意义，是它试图把“先军政治”和“以党为中心”结合起来，会议重新赋予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和领导一切军事行动”的权力。新党章规定，该委员会的主席应该由党的总书记来担任。被修改的党章里还专门提到了“先军政治”：“党将建立先军政治，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的基础。”10位国防委员会成员都是政治局委员，其中4人在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任职，而金正恩则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党又回到了军事决策的中心位置。
在此后，党内会议的人事变动始终体现了两个趋势：首先与金正恩家族关系密切的人会被提拔到最高级和最敏感的职位。第二，党的权力在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政治局中将近1/3的人员有变动，很多是通过未经宣布的退休和解职。很多党内领导人被授予军衔。政治局里军队和安全部门人员的比例是70年代以来最大的。在金正日的治丧委员会里，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们再也没出现在名单前列，取而代之在金正恩后面的是三位政治局委员金永南、崔永林和李英浩。其中，只有李英浩是军旅出身。“有趣的是，在金正日的7位扶灵官员中，只有在党内工作的金基南和崔泰福还在任上，这似乎说明，在金正恩时代的朝鲜，说话算数的不是军队而是劳动党。”高斯分析说。
“金正日将复兴朝鲜劳动党当作平衡军队力量的手段。一个劳动党和人民军之间更为平衡的体系能够帮助政权平稳过渡。”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泰伦斯·罗里格告诉本刊。
金正恩显然十分看重军队。根据韩国统一研究院的统计，从2012年初到4月，他出席了35次公共活动，其中22次与军事活动相关，只有一项是经济相关的视察。而在2011年，金正日出席了145项公共活动，61项与经济有关，比军事活动多39次。
在清算5位军界“顾命大臣”之前，金正恩已经在军队内部进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韩国统一研究院的赵汉凡在研究中指出，2012年4月，金正恩提拔了70名军官。安全和军事机构中，都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用一批50多岁较年轻的人员替代了金正日时代的老一辈军官。韩国国家统一研究所主任朴泂重指出，这些新提拔的人可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前任或者现任高级官员的子女，另一类是四五十岁在关键安全部门任职的官员，被称作“峨眉山支队”（AmisanLine）。156米高的峨眉山被平壤的几个区环绕。金正日的55号官邸就坐落在这里。官邸的南面是朝鲜第一和第二中央护卫总局，西南是国家安全保卫部，东北是人民保安部，东面是军方的安全总务委员会。换而言之，这里是朝鲜的核心。“在权力过渡过程中，金正恩将安全机构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2009年3月，据悉他还曾担任国家安全部门的主管。金正日曾说他自己主要通过军队推行先军政治，而金正恩泽应该‘通过安全部门搞情报政治’。很显然，在那段时间，朝鲜安全部门的地位上升。”国家安全保卫部第一副部长禹东测就是在那时被提升至中将进入国防委员会的。一年后，他就成了将军，并成为7位“顾命大臣”之一。
“从2011年11月开始，有很多迹象表明军队的经济利益在被削弱。李英浩和其他6名军官一起在2013年7月被解职后，军方还被要求将一些商业执照上交，这是在经济改革的名义下削弱军队的经济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内阁的政策制定权力在上升。但内阁主要由技术官僚组成，并没有多大政治影响力。”张成泽被处死后，《首尔新闻》2013年12月24日称，张成泽势力曾控制了朝鲜的外贸和采矿部门，其中包括煤炭出口的七八成。韩国统一部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开始，朝鲜煤炭出口数量骤增，至2012年10月，出口额达11.39亿美元，成为朝鲜最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韩国国家情报院认为，张成泽对经济大权的攫取正是其招致杀身之祸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