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CFO黄伟明
我们这次对联想核心团队的采访,要求每个受访者列出他们认为杨元庆能力或性格最突出的部分,结果,有两个词被使用得最多:洞悉力与公正。
那么,经过7年的国际化,杨元庆变化最大的部分是什么?沟通。
洞悉力,联想人如何解释?王晓岩说:“就是在一大堆错综复杂的信息中准确地抓到本质,同时又以很坚定的执行力把它解决掉。”语言问题确实把王晓岩折腾得够呛,即使讨论洞悉力,她仍可以把它绕回到语言压力:“语言对我是个挑战,为什么?因为思维方式不同,我记忆别人的话语,不是记原话,而是信号来了,迅速加工,记住意思,这种习惯学语言很难。但是,它能够培养你卓越的洞悉力。”在王晓岩看来,联想的三个东北女人乔健(大连)、马雪征(下乡黑龙江)还有她(黑龙江)都是这样,“除了马雪征,其他两人开始时语言都费劲”。
1994年联想成立微机事业部,杨元庆带领一个班底开始建立联想的核心业务,“最终留下来的人,多多少少都跟元庆的性格与能力相似”。而大家在一起,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成本而建立的信任与沟通管道,非常通达。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思维习惯,最初的挑战,语言,相信不是可以轻松过关的。乔健说自己如何渡过语言关——两个字:死扛!结果扛过来了。王晓岩总结说这个团队,真正关键的气质不是赢,而是意志力。语言能力过关了,接下来的就是沟通能力。“这个我们学校也没有教过,在联想,大家都是明白人,一说即通,也谈不上沟通。”王晓岩说,“对于我,想清楚这件事,可能只需要一分力;而把这件想清楚的事跟一个人说明白,可能要花三分力;可是对大家说这事,去演讲,就要花十分的力了。”
这件事的演变是这样的:语言过关了,花三分甚至十分的力气去学习沟通,又建立去跟国际团队沟通的能力了,大家明白了联想人的能力,大家终于知道这家公司的力量。
这就是学习的胜利。只是,它的过程不简单。
这个过程,谁的表现最出色:杨元庆。他的沟通指数上升最快,他需要向全球2.7万多名联想员工宣布公司的战略,也需要向全球企业领袖解释公司的方向。而现在的他,很从容也很熟练。
而当杨元庆班底成员学会沟通,从内心深度认同“多元化”与“互补性”,这个团队即从学习的状态,转换到有能力真正实操国际公司。新的联想,怀揣“防守+进攻”战略,上路了。
联想的核心团队可以真正深度参与公司决策与执行,这家公司的国际化程度,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状况呢?这当然可以用数据来描述。2012/2013财年第一季度联想的报告表明:2009年,即杨元庆出任CEO那年,联想的中国市场与全球商用客户,也即联想战略“防守”的那一部分,营业额接近整个公司的70%,利润则是100%。3年之后,首先,营业额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联想的新兴市场,成熟市场的交易型业务(包括中小企业与消费电脑),以及移动互移业务,这三部分属于联想“进攻”的领域,已在这一季度占到总体营业额的45%以上。这也意味着,中国业务和全球商用客户业务已降到55%,从70%降到55%,联想五个业务都在齐头并进,联想业务形成多支柱结构。
那么,在这多支柱的业务结构中,联想是在如何拓展自己的全球性市场呢?
2007年5月,黄伟明接替离职去创业的马雪征,出任联想的CFO。3年半之后,2011年元月,他谈下日本NEC PC并正式签约。联想自并购IBM PC之后,重又开始真正全球性企业所惯用的并购之道。
在出任CFO之前,黄伟明是联想的独立董事;再之前,他参与了联想的香港上市,主要是后来的扩股增发。从事投资银行,黄伟明见识的当然多为卓越企业,但他说:“从来没见过一家公司,特别是亚洲公司可以真正成为一家全球性的公司。因为就算今天很多中国企业做很大的收购,但基本上都是资产的收购。可能买一个油田、树林,买一个地产、酒店,没有一个亚洲公司可以成功地收购业务,而且继续运转下去,成为全球第一,我觉得联想有这个机会。这是联想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如果能成为联想一员,我是非常乐意尽自己的力量来推进这个事业。”
黄伟明如此叙述,倒非客套之言,而是真正专业资本市场人士的见识,为什么联想有希望,对他有吸引力?“联想买IBM,买什么?你看他的报表,IBM品牌是一个十几亿美元的无形资产,如果你没有管理好,这个无形资产很快就没了。收购合并最大的挑战不在于买的这一刻,也不在于价格是贵了还是便宜,是你是否有能力把这个生意维持下去。”这是资本市场的常识之论,接下去,黄伟明回忆当年联想购买IBM时资本市场的一般看法:“大家认为联想真的不应该买,为什么?你看中国在联想买了IBM之后,经济发展特别快,所有外籍企业都来了中国,中国市场成长那么快,为什么联想还要买企业?”——这当然是资本市场逻辑,黄伟明体会柳传志的思想:“我觉得柳总的想法,不是短期的,不是三五年让联想的股价翻几倍,而是怎样让联想成为一家常青的企业。”领导人对企业的“常青”的想法,很关键啊!
“大约元庆回来一年左右,联想有好几个季度的快速增长,我们开始决定恢复收购。”这个时候,黄伟明开始全球看企业。
并购是一个无法着急的事,也是一个有严格程序很“标准”的事,后来乔松也从供应链离开参与联想的并购团队,全球看企业,他这样告诉记者。黄伟明跟日本NEC谈并购,起点却不是并购,而是一个战略合作——“他们说自己的服务器在日本是第一,但是没办法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市场是全球第一,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合作。”这个开始看上去很平淡,但是联想最初与IBM的并购谈判,其实也是从战略合作开始的。只是,跟NEC谈判,还有投资银行介入其间,他们则对出售PC更有兴趣。但是,这至少不是黄伟明“第一”选择。第一选择仍是战略合作事宜。半年后,NEC的董事过来中国,说觉得PC是可以出售的一个资产,这就直接跟联想谈了,没有经过投行的手续。否则,NEC出售PC,要经过多家投标,兑价什么的,很繁琐。而联想收购NEC是独家的。这个的前提是战略合作,双方理解很深,而且互利。
黄伟明讲述的并购,是一个彼此深入沟通深入理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温和计算彼此的利益,如何在交易里取得彼此都可能的最大收益。这个过程,不戏剧,但真实。
NEC的电脑,在日本的市场份额是第一名,他们只做日本市场,虽然曾经还买过欧洲的PB——联想曾竞购那家电脑公司,后来确实做不了全球市场。他们想把自己的业务转移到服务方面,但服务业是跟硬件相关的。他自己提供软件服务,当然希望硬件方面能有非常高效的执行,可是让他们自己继续做硬件,又达不到这个份额,不可能有高效。这样,他们要卖,也希望买家继续成功,这样彼此合作都有利益。所以,他们特别考虑的是这个业务未来怎样发展下去,因为发展得越好越有利他们的服务业务,而不完全考虑的是价格。
联想当然也希望购买的是一个未来有成长性的企业,在这点上彼此的利益是共同的。结果,双方签订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合同:联想出资1.75亿美元给NEC,双方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联想占51%,NEC占49%,双方把彼此在日本的PC都装进这个合资公司里。5年之后,联想方面再用2.75亿美元购买余下的49%的股份。如果5年后,NEC在日本的份额增加,还会提高出资额度。——NEC希望合资公司有很多的成长性,联想同样希望,并用合同条文将彼此的利益捆绑起来。
黄伟明是资本市场的专业人士,说话条理清楚,温文尔雅。他说:“要总结什么,我觉得并购的关键真的是比较虚心地看人家。我自己特别相信:不要以为只有联想才懂做(PC)。”
对于黄伟明这样的专业人士,他的任何感叹都不是凭空的。追问一句,为什么觉得“不要以为只有联想才懂做?”黄伟明说:“比如他们有一个工厂,他们坚持保留。按正常的思维,日本的工资是中国的5倍,这个工厂凭什么让它存在?成本如此高昂。但是你听他们讲,去实地看,你明白了,为什么NEC能够日本第一,这个工厂就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他们对市场的认识,可以马上通过工厂反映出来,所以能赢下市场。”
这家工厂当然保留下来了。并购后,联想当然是日本市场的第一名,这不意外;但它的市场份额,比两家单独公司的份额相加还要高,这意味着新公司运营良好。
后来,联想又并购了德国的Medion公司(2011年5月)、与全球领先的存储解决方案厂商EMC签订了合作协议(2012年8月),并购了巴西排名第六的电器公司CCE(2012年9月)。联想开始将并购由非常态逐渐变成常态,像真正超级全球性公司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