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是世界上最美丽、也是最自相矛盾的城市之一。他因令人生畏的六月的“白夜”以及严冬时从圣徒彼得·保罗大教堂高耸入云的尖顶上照射下来的阳光，留给人们一种忧郁雅致的深刻印象。城中北方风格的孤傲建筑与古典式的西欧建筑并存，这使他成为一个在地理上极具分裂性的真实例证。”
——（英）布思
作为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雅君主要研究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文化。在1991年到1995年前往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未来俄罗斯总统的校友，“我是1990年底去的，1995年才回来。1991年我回国探亲的时候还是苏联（CCCP），回去（圣彼得堡）的时候就已经是独联体了。”
“圣彼得堡人的性格上有许多非常矛盾的地方。”李雅君说，“与莫斯科相比，圣彼得堡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西方，按理说圣彼得堡应该更加西化一些。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比如说莫斯科人在许多方面更西方化，莫斯科更像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但地理位置更欧洲的圣彼得堡却不是这样。”
虽然300年的历史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似乎已经非常久远，但是与喀山、莫斯科等城市相比，圣彼得堡的历史却年轻多了。背负着这样沉重复杂的历史心态，这正是圣彼得堡人性格矛盾的一个明显例子。“他们离西方更近，却更想保留自己的东西，这是一种矛盾。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民族传统看得太重了。”李雅君强调说。
对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主义，社科院白晓红博士印象非常深刻:“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特别强可能源于他的历史环境等多种原因。位于平原上的民族面临各方面的入侵，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甚至将俄罗斯历史切断了两个多世纪。而俄罗斯人信奉的东正教又自认为是最纯洁的宗教。这使俄罗斯人对外国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都不是很友好。”
俄罗斯人这种强烈的民族心态也许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正如圣彼得堡的诞生，于其说是出于彼得大帝对西方的热爱，不如说是为了让庞大而落后的俄罗斯获得新的生命和力量。正如他自己曾说的:“我们未来几十年中都会需要欧洲，然后我们就可以转过身去，拿屁股对着它了！”
苏联历史学家尼•伊•帕普连科说的:“两种相互矛盾的性格在彼得大帝身上兼而有之:急躁和冷静;挥金如土和锱铢必较;残忍成性与慈悲为怀;既好吹毛求疵，又能事事迁就;既粗暴生硬，同时又温存体贴;既小心谨慎，又莽撞轻率。”这个野蛮粗暴而又意志坚强的人可以以伟大目的让尸横遍野;却又下令为广大公众修建公共剧院，让戏剧从宫廷中走出来以发挥社会教育作用，并把票价定为3戈比这样一个普通百姓都能承受的低价格。这一传统竟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后。而彼得大帝的性格也影响到生活在这里的人。英国人克里斯•布思的描述到:“许多外国人都会赞成这一点，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偶然结识的人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品性……这是一种充满了矛盾的品质——表面上的顺从与私下对无政府主义的无限憧憬、无情的现实主义与甜蜜的伤感主义、街头令人吃惊的粗暴举止与对客人的不可抗拒的慷慨大方的结合。俄罗斯人一面抱怨着大白菜价钱太贵，一面又抒情地夸奖着山楂果上结的白霜。”
然而，俄罗斯人内心的矛盾性格不止于此。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的赵启强先生的看法是，“俄国的政治生活是由领袖人物所支配”。
1993年8月至1994年2月，赵启强应俄罗斯东方研究所邀请赴莫斯科作访问学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东欧和俄罗斯问题的评论和著作，赵启强认为:“对于俄国来说，大到整个民族命运，小到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真正起支配作用的，不是文化、经济，而是政治。可以说，俄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最后是叶利钦，这些政治家的个性气质;甚至连他们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都曾经决定性地规定了俄国人的活法。”
对于艺术文化高度发达的俄罗斯人，赵启强思考了他们对政治伟人的依赖心理。“他们毕竟在那个由领袖承包了的国家里生活了整整三代。因为有了伟人，他们便可以得到那种绝对安定的社会生活。”赵启强认为，俄国人还不愿意告别伟人时代，他们仍然寄希望于一个真正的伟人。对于这一点，白晓红博士表示:“俄罗斯人对普京的支持居高不下的确说明某些问题，普京上台后说过:‘给我20年，我还你一个奇迹的俄罗斯’。”
“当然，俄罗斯民族的矛盾也有很多有利的方面。” 白晓红表示，“比如他们中可以很宽容地存在很多种思潮。”正如李雅君感叹的:“300年来，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一直生活在彼得大帝的光辉之下，现在，他还是希望能有更强有力的人物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