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文学的似水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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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20）
许多伤痕，只需一换环境，就将轻易地被我们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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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9）
史铁生的家，是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在那样的空间里，冥想和推理是他超脱命运不公的唯一支柱，也是他发挥创作才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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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8）
那时，文革中遭迫害的国家领导人子女、家族撰写的控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字，形成最强烈的对文革控诉。在我看，这才是“伤痕文学”真正形成高潮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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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7）
八十年代文学的真正开端是诗，诗人们最早感知到了西方现代表达方式的魅力而成就了第一代作品，使诗最早脱离了为革命、概念服务，相比而言，小说家们要远落后于这些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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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6)
那真是一种将自己撕裂的记录，在那个年代，写出这样的诗的人，他只能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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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5)
从1977年开始涌动的为天安门事件正名于是在此时达到高潮，当时反应这个事件最有名的小说，就是1978年1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冯宗璞的《弦上的梦》与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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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4）
天安门事件平反，背后是一场深刻的政治较量。天安门事件中一些标志性人，其实早就转变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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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3）
咖啡馆的灯光由此熄灭，爱密利亚的房子倾斜着，也要倒塌了。我一直在想，要不是心灵中包容了太多阴冷的痛苦，怎能如此娓娓道来这样彻骨的冷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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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2）
上海的《外国文艺》是1978年7月创刊的，它的前身是《摘译》。《摘译》曾是文革后期我们的精神食粮，现在回顾，它的封面设计其实很素雅，常常是只用简单装饰的浅底色突出简洁的刊名。薄薄的一本，多是社会科学译介，少摘要推介外国文艺作品，这在当时已经很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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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1)
在我记忆中，西方当代文学给我们打开窗口的第一个作家是茨威格。当时《世界文学》介绍茨威格，也是小心翼翼的：专门冠以了他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但强调他“始终没有跨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而其中体现的“人道主义”是肯定要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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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0）
《爱情的位置》与《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一样，一发表，便成为家喻户晓引发共鸣感慨的工具，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肯定是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文革构成的单调、单纯生活的真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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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9）
一个失去理想的青年，就象失却彩屏的凤凰——没有生命花，没有青春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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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8）
我当时为自己能进入这样一个单位而自豪，其实那时我的关系还在黑龙江农场里，并不是正式员工，只不过《中国青年》允诺一定能解决我的户口问题而已。当听说《中国青年》已经被贴到西单民主墙的时候，我骑自行车赶去，带着极激动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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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7）
当然，它的背后支持者就是胡耀邦，是他推动了当时整个的思想解放。《中国青年》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与胡耀邦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应该说，《中国青年》复刊本身就是胡耀邦的一颗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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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八十年代（6）
那时的《中国青年》，就是一个亲和的家，它因此构成了我顽固的办公室就该是家的概念，以致后来自己当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也就一直记着要营造这样的一个“家”。有温馨，才是一生中回味不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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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5）
1978年是思想开放的开端，当时在大家意识中，似乎都有一种要冲决一切禁区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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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的八十年代”（4）
王蒙之所以能在右派作家中成为领袖，我想，不仅是因为他的机智，还因为他在创作上能有一种洒脱，俏皮就是洒脱的体现，是一种超越苦痛之上的态度。他是因为此态度，才能最早在小说中使用了“意识流”，表面看是热衷于叙述方式，其实是赢在态度，态度决定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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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的八十年代"（3）
这是我编辑生涯开头极重要的一课，这一课时时会在之后提醒我，绝不能再轻易用自己的语言去替代他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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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2）
一个好编辑绝对不是委身于作家，附依于作家的，好编辑应该在独特理解了作品价值后，才能与作家建立起真正亲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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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我与八十年代”（1）
我的八十年代，是从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实习生揭开序幕的。那时候，《人民文学》在东四八条52号，借居在戏剧家协会的楼里，斜对面就是叶圣陶先生的大院。编辑部在楼里一共只有两大间、三小间办公室：小说组与行政组占了两大间，诗歌散文与评论组占了两小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