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与旧
11月底，成都方所书店的开业，成为时尚青年中的一件大事。它所在的太古里商区还没有完全投入运营，但好奇的人们已经慕名而来。
从大门进入方所，便仿佛被投入了黑洞。正面墙上投影着水墨动画，不像商业空间，更像进入了一个艺术馆。再往里走，眼前一亮，一个狭长、高挑的空间里，看不到尽头，左右两侧不对称的巨型多棱柱，每一根柱子的切面都姿态各异，杏色的外立面跟柔黄色的灯光相呼应，给人一种奇异的、藏经洞的感觉。
11月方所书店开业是成都年轻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义“方所”。最外面是服装展示区，摆放着老板毛继鸿和其他品牌服装的设计作品。穿过服装区，是店里面积最大的、三层错落的图书区域。每个部分由斜坡和廊桥相通，走在其间，看到装帧精美的书籍封面、电影海报和翻开的画册，像一个书架搭建的园林。而与图书区相接的部分，陈列着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设计师的茶器、酒器和其他生活艺术品。再往里走，是两层楼的咖啡馆。方所的总顾问、有书店女王之称的廖美立告诉我们，方所就是一个以图书为中心的文化组合。
为了吸引爱好新鲜的年轻人，方所在细节上也设计了腔调。只要进入到方所，手机就全部失去了信号，这是为了保障读者安静的阅读环境而设置的屏蔽。同外界联系只能通过Wi-Fi。连接左右两侧的廊桥扶手是按照iPhone6的长度设计的宽度，略有倾斜，上下有卡槽，可以方便地把手机或者iPad mini放在上面。地面的灰色水磨石里镶嵌了细细的铜条，做出星系运行轨道的图案。
3年前，方所在广州开了第一家店，很快便成为了当地的文化地标。成都是它进入的第二座大陆城市。
“成都有非常好的文化氛围，有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大学，还有很多的作家和画家，每年音乐活动和画展比广州都要多。”廖美立说。在研究了成都的历史和文化特性后，诗歌与音乐被设定为方所今年文化活动的主题。三支英国乐队将在近期进行现场演出，台湾最著名的诗人洛夫和作家张大春也将举行讲座。洛夫曾经创作长诗《杜甫草堂》，他选择了一个读来不太顺畅的演讲题目——《向伟大的城市致敬，以诗》。
廖美立看重成都的创造性，她说：“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了那么多神奇的文物，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充满想象力的城市。所以我们做了大胆的设计，希望从这片古老土壤里发育出新创意，并且能把最时髦、最漂亮的人吸引过来。”
距离“方所”不远，同样定位于时尚青年的“无印良品”，即将在成都开出大陆的第一家旗舰店。在成都店内，不仅出售无印良品的家用电器，还包括自己的特色餐厅——“素之食”。依据无印良品的观察，北京、上海等城市虽然拥有强大的购买力，但居民大量的财富被用于投资，可支配收入可能还不及成都。而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成都被零售商认为是中国最懂得生活的城市。
无印良品邻近的国际金融中心（IFS），是成都目前最时髦的消费地标，它刚开业还不到一年。这里最引人瞩目的景观并非扎堆的奢侈品，而是外墙上那只努力向上攀爬的“熊猫”。“熊猫”名叫“I am here”，15米高，重13吨，由3000多块三角构件构成。它仿佛一个淘气的闯入者，误打误撞地进入了都市中心，然后惊慌失措地爬上品牌店的外墙，最后在7楼平台上露出充满错愕的脸。
这件作品出自现代艺术家劳伦斯·阿金特（Lawrence Argent）之手。多面体的动物巨型装置，几乎就是劳伦斯的创作标志。他曾在美国各地留下数件闻名的巨型艺术装置，2005年为美国丹佛会议中心设计了蓝熊（Blue Bear）；2011年为美国萨克拉门托机场创作的公共艺术装置“Leap”，则是一只巨大的红色兔子，正从窗外跃入“旅行箱”；今年他的“熊猫”已经成为成都新景点。
这些更新、更酷的消费场所与地标，正在颠覆人们对成都的经典印象。在某些方面，成都的活力与创新甚至超越了国内一线城市。现代艺术与商业文明的结合，令这座城市拥有了一种魔幻气质——前卫、时尚、炫目而无法定义。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成都。
然而，当我们走出耀眼的国际金融中心，用两分钟拐一个弯，站到大慈寺门口，那个安详、和缓的老成都又回来了。每个清晨，袅袅的青烟从古刹内升腾而出，弥散在晨雾中。寺庙内的茶馆便坐满了熟客，竹椅、木桌、盖碗茶，一切还是老样子。和煦的阳光从天井内洒落，茶续了一碗又一碗，“龙门阵”还没摆完。午饭时候到了，可以叫一碗6元钱的素面。这让我想起出版家、教育家舒新城的观察：“生活那么简单，环境又那么良好，良好得使你走向慵懒的路上去。真的，那儿空气也像富有弹性似的，整天都感觉软绵绵的，没有一丝力气。这种情形尤其是坐在茶馆里的时候，更能深切地感受到。”
大慈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唐玄宗避祸成都，见到佛教徒于闹市中施粥救济难民，深受感动，便下令修建大慈寺，并亲自题写了匾额。寺庙的鼎盛时期，规模超过了1000亩，占据了半个东城，是全国最大的庙宇。现在无论周边的太古里还是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原先大慈寺的范围。
1000多年来，大慈寺历经沧桑。吴道子、李升、黄筌的华美壁画早已从墙上消失，但作为日常生活的载体，大慈寺却依旧顽强存在着，不卑不亢。它与周边那些现代的、全球化的生活元素混合在一起，浑然天成。古老与现代，本土与国际，固守与前卫，这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元素，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共存，互不干扰。宽容的特质，让这座城市拥有不断丰厚的底色。全球化时代的成都就像一只万花筒，丰富而绚丽。
山水之韵
11月，成都就可以赏雪了，不在武侯祠，不在浣花溪，而在西岭。
缆车在乳白色的浓雾中缓慢爬升。西岭半山的秋雨淅淅沥沥，看不到停的迹象。淡淡的云雾飘浮在半空，仿佛触手可及。随着海拔上升，缆车外的雨，渐渐变成了雪花，顺着窗缝飘了进来，打在衣服上，发出噗噗簌簌的声音。浓重的雾气，凝结在枝桠上，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树挂。高大的冷杉、松林都被冰雪覆盖，仿佛一队队的武士矗立在山坡上，白衣白甲，威风凛凛。
身在西岭之中，自然会想到“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大概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脱口而出的诗句。1300多年前，杜甫寓居成都草堂，西眺远郊，看到矗立天际的雪山雄姿，写下了此千古名句。西岭雪山也因此而得名。
西岭主峰苗基岭海拔5300余米，终年白雪覆盖。成都市内天气好的时候，可一览无余。翻译家罗念生先生曾著散文《芙蓉城》，其中说城内望西岭雪山，“犹如在瑞士望阿尔卑斯山的雪影一般光洁”，令人神往不已。
一年一度的秋风照例染红了山坡下的红叶。11月中旬，进山一路已是多彩绚烂的世界，红的红，黄的黄，浮光耀金。坐缆车上山，便又是一个粉琢玉砌的冰雪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段缆车的爬升高达1000米，运行全程需要40分钟，是目前亚洲最长的观景缆车。
登上海拔3100米的红石尖，恰似登上天然的观景台，西眺主峰，气势磅礴，银光闪闪，如玉龙横亘天际。旭日东升，雪山顿时被染成金黄色，万道金光，洒遍群山。白沙岗一带，西部为青藏高原气候，东部为盆地气候，两种不同气流在此相遇，形成了一边是晴空万里，浩翰蓝天，一边是云蒸雾绕，朦胧世界。举目东望，平原漠漠。繁花似锦的成都城就隐现于烟云之中。西岭雪山上还修有世界上距离赤道最近的高山滑雪场，每年12月至次年4月，冰雪爱好者可以来此一展身手。
现代交通与工程技术的发展，拉近了城市与雪山的距离，丰富了成都的景观体系。从市区出发，到山脚下不过两个小时的时间。一早还是熙熙攘攘的街市，中午便可登临雪山。杜甫当年只能看山，现代成都人已能亲近雪山了。他所描绘的意境，已经被拉近到身边。今天的成都拥有更丰富的景观资源，是距离高海拔雪山最近的大城市，既有“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也有“西瞻岷山岭，嵯峨似荆巫”。
雄奇的高山直接影响了四川文化的形成。四川博物院副院长魏学峰先生告诉我们：“对大山的崇拜便是古蜀人的一种文化特征，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就是祭拜大山的礼器。这便使四川文化有一种神秘性。”对于艺术家，尤其是画家来说，成都西部的高山更带来了一种强烈的震撼。这些山既有北方之雄又有南方之秀，兼之雾气浓重，便形成了充满灵性的特殊景观，如画家傅抱石所说：“如果说画不好山水便枉对了四川。”
魏学峰讲起黄宾虹先生在青城山写生，看见群山苍翠，树木繁茂，找不到山石肌理，就无法用“皴法”。突然大雨瓢泼，青城山变得越来越黑，最后竟然看不清楚了，黄宾虹便悟出了“积墨法”——以墨层层堆积——去描绘山水。“于是黄宾虹在青城山作画，白天不去看山，而是晚上去，只看山的剪影。他不再从物态的方法去观察山，而是从哲学的角度去把握山水，因而画作更具有整体性。”无论关山月还是傅抱石，很多著名画家都是看了四川的山之后，开始改变了自己的画法。
走遍世界的张大千，晚年常说：“万里江山频入梦”、“看山还是故山亲”。这恐怕已不仅是思乡之情了，而是发自内心的创作感悟了。
从雪山归来，成都还是晚秋时节，银杏正黄，红栌正红。三圣乡的千亩荷塘空旷而寂寥，游人不多，便显得自然拙朴。几只白鹭，鸣叫着，从湖面掠过，带起一层涟漪，它们甚至在木质的廊道上大摇大摆地走过，当起了此地的主人。离此不远的白鹭湾，是一片新开出的湿地公园。成都近几年加快了环境与生态建设，沿城市一周逐步修建了湖泊、湿地和绿廊，既保护环境又增加了城市景观。1500亩的白鹭湾就是其中之一，一条自行车骑行道，沿湖蜿蜒展开，另一侧是花海梯田。每到周末，这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在白鹭湾，整个生态湿地都以活水贯通和连接，景观用水都是从生活污水净化而来。上游的水从陡沟河进入湿地后，要经过人工生态湿地的净化，再进入湖面。湿地内种植大量的芦苇、香根草、姜花、香蒲等水生植物，除对水质进行生物净化外，还兼具生态性、景观性，形成水草相依、层次丰富的湿地景观。
站在九眼桥上眺望锦江夜景
锦江两岸芙蓉花刚刚落去，杜甫草堂前的腊梅已开始结蕾。再有一个月，梅花便可次第开放，拉开新一年的花期。“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定都成都的后蜀皇帝孟昶，有一宠妃名叫花蕊夫人。传说她十分喜欢芙蓉花，于是孟昶下令成都城遍种芙蓉。“每至秋，四十里皆如锦绣。”后蜀降宋后，花蕊夫人被宋太祖夺入宫中。她很思念孟昶，画了一幅孟昶的画像，常睹物思人。宋太祖知道后，逼其交出画像，花蕊夫人不从，最后被赐死。后人为了纪念花蕊夫人，尊她为花神，成都也有了“蓉城”的称呼。
另一种说法则没有那么浪漫，当年孟昶是为了保护城墙而广植芙蓉。据考证成都城墙原为土城，四季雨水温润，土城易于崩溃，而芙蓉花树的根系发达，可以帮助固定土壤，繁茂的枝叶则可以阻挡雨水。
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芙蓉早成为成都的象征——华美而高洁。清刘灏的《广芳群谱》中这样描述芙蓉：“清姿雅质，独殿众芳。秋江寂寞，不怨东风，俟命之君子矣。”菊花傲霜，但芙蓉开在其后，更耐霜寒，故又名拒霜花。唐代流落成都的女诗人薛涛有诗说：“芙蓉新落蜀山秋，锦字开缄到是愁。”待到芙蓉花落，蜀地的秋天也就到了。芙蓉对薛涛还有更实际的价值，她用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制成了色彩绚丽又精致的“薛涛笺”，在文人中风靡一时。
现在的成都依旧是园林花卉之城，四季更迭，花事不断。一月看梅，二月看海棠、早樱和玉兰，三月看梨花、紫荆，四月看桃花、桐花，五月六月看栀子花，七月八月赏荷花、紫薇，九月桂花飘香，十月十一月芙蓉绽放，十二月腊梅跨年而开。
11月是成都晚秋时节，银杏正黄，红栌正红
除芙蓉花外，成都名花首推海棠。成都种植海棠的历史非常久远，《太平寰宇记》说：成都“海棠树尤多，繁艳未开时如朱砂烂漫，稍白半落如雪，天下所无也”。唐朝诗人郑谷入蜀后，对成都美景极为心折，他写诗说：“却共海棠花有约，数年留滞不归人。”成都风物皆美，最牵动郑谷，让他流连不去的却是灿如云霞的海棠花。
关于成都的海棠花，还曾引出一段文学史上的公案。杜甫居住成都4年时间，咏遍百花，却从未写过海棠花的诗。王安石猜测是杜甫不喜欢海棠，梅尧臣认为杜甫忘了写海棠花，而宋代杨万里则以为杜甫没见过海棠花。后来《古今诗话》中推测，因杜甫母亲名为海棠，所以杜甫才避讳不写海棠诗。这种说法后来得到了较多的认同。
山水、城市之美，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心态与趣味。我们翻检资料时发现，历代吟咏成都的诗词，足有厚厚的两大册，名诗佳句不胜枚举。这些雄奇俊雅的自然景观，旖旎多姿的城市风情，构成了诗意成都的地理基础。
事实上，“蓉城”之名的形成，就是巴蜀人用地域文化美学改造自然的结果。即使如“忧患现实”的中州人杜甫，一旦站在成都街头，满眼皆是“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穿花蛱蝶深深，点水蜻蜓款款飞”；“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等美艳意象。壮怀激烈的陆游，在成都也会写下“二十里路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悠游之趣。
富足之美
张大千先生画《长江万里图》就是从都江堰开始画起的。
岷江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崇山峻岭中一路奔涌下来，在四川盆地的西缘，因都江堰水利工程而分流，进入无数沟渠，灌溉着成都平原上千万亩肥沃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民，因岷江水流的自流灌溉，水旱不饥，生活富庶。又因盆地四周高山拥护，山高皇帝远，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历史上政权更迭而生的兵祸较少，生活较为安定，于是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流经成都的岷江又称作锦江，在成都市区分为府河、南河，原来都是汉代以前的人工河道。从都江堰直到成都东边的龙泉山脉，扇形分布着无数由不同时代建成的灌溉渠道。这些密如蛛网、纵横分布的水道，千百年来日夜流淌，滋养着平原大地、万物生灵。它们被冠以各种名称，但却没有一条主流可以径直称作岷江。
农业时代，良好的气候条件与水利灌溉工程，造就了成都的富足。唐朝时便有“扬一益二”之称。成都大学邓经武教授曾和我谈起他小时候家乡的谚语：“天干三年好饱饭。”外人往往不能理解，实际意思是，即使天旱三年，成都平原也一样无灾荒之虞。
成都的历史上，虽有战乱兵火，但是局势稍一安定，便能迅速恢复元气，焕发出新的活力。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统计，四川占全国人口2.42%及田土数1.32%，却缴纳了3.62%的粮食。成都府是四川粮食生产的主产区，也是高产区，所占比例应该更高。到了清朝，四川稻米已经成为东南地区商品粮的主要来源。连年高产，导致米价极为低廉，根据清雍正五年（1727）的一个记载，当时3钱就可以买一石米（约60公斤）。来自成都平原的粮食转运至重庆，走长江运至汉口，直接影响了南方各省的米价走势，以致汉口市场“待川米来，而后减价”。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民国时期的旅行家薛绍铭曾写道：“大洋一元可购二十七八斤的白米，这是其他城市很少有的，但这还是大军云集的时候，若在平时，粮价当然更低落。”
良好的物质条件，使成都人自古便对高品质生活孜孜以求，进而产生了独特的物质审美观。这便是一种因富足而形成的趣味。
如成都自古便产美酒。因粮食丰足，就有了酿酒的可能。广汉三星堆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酒器，使成都酿酒历史至少可追至商周时代。汉晋时期，饮酒作乐已经成为达官显贵的日常生活方式。晋朝时期的左思，在《蜀都赋》中以浓墨重彩来表现当时成都宴饮，不仅场面奢华，还有音乐舞蹈助兴——“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烟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飉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
两晋隋唐时期，成都酒的品种已经蔚为大观：如春酒、郫筒酒、青城山乳酒、临邛酒等。杜甫诗云——“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可见当时成都酒已闻名全国。酒店最繁华、最密集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锦江两岸及闹市区。唐代诗人张籍诗说：“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至今万里桥一带仍旧是成都餐饮、酒吧最集中的区域，喝的酒虽然不同了，但喝酒的地方没变。
“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善风流。”在李商隐的诗中，秦汉以来，成都就是一个诗酒风流的城市。酒文化赋予了成都一种浪漫不羁的气质与风范，形成了特殊的城市趣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的佳话千古流传。所以五代时期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蜀之士子，莫不酣酒，慕想入涤器之风也。”
物质的丰裕，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尤以蜀锦精妙绝伦。今天看来，蜀锦已不只是一件商品，其精美、华丽已经成为了一件艺术品，代表了成都的审美水平。
唐末陆龟蒙在《纪锦裙》一文中，详尽叙述了他看到的一幅蜀锦裙。裙幅长3尺，下宽上窄，下宽6寸，上减3.5寸。锦裙上，左边织20只鹤，每只弯曲着一条腿，口含着花枝，正要展翅飞翔；右边织有20只鹦鹉，耸着双肩，展开尾巴。这两种鸟大小不一，交错配置，中间隔着花草、界道。“其中微云锁结，牙以相带，有若驳霞残红，流烟堕雾，春草夹径，远山截空，坏墙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涂染，云隐崖岸，浓淡霏拂，霭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别，及谛视之，条段斩绝分画，一一有去处，非绣非绘，缜致柔美。”
也就是说，这条锦裙上点缀着极细致的彩色闪光的亮点，好像空中各色云霞和西斜的残月，又像飘动的轻烟和下落的云雾。近处，路边长满了青草；远山，雄壮得像横空而出。这种织造技艺，真算得上是“神乎技矣”！陆龟蒙细致观察后认为，这幅蜀锦裙“纵非齐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陆龟蒙大约去世在公元881年，上推300年，正是南北朝之末的隋代。而此蜀锦裙，历300年而光彩照人华美依旧，令人叹为观止。
蜀锦的制作工序，是先把丝线染成彩色，然后在织机上织成精美的丝织物，最后在锦江中漂练定型。不绣不绘，仅凭织造前染色，如何制成如此繁复的图案？今人已很难理解，而唯有赞叹。
还有川菜，也是物质审美在民间趣味上的集中体现。成都是一个格外讲究吃的地方，特别是在不太平的年代里，成都人还忙里偷闲地发明了若干种吃的方法，不得不说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成都平原物产丰富，食品的原料品种也很多，在杨为宪《浅谈成都的蔬菜》一文中考证，19世纪初，成都的蔬菜品种就约有57个，到1910年，发展为113个。农业的发达为川菜的形成提供了强力支持。
川菜的特点是清香醇浓并重，以清鲜为上；广集民间风味，以麻辣兼备见长；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以干烧干煸、爆火煎炒驰名；刀工刀法讲究，造型赏心悦目。川菜强调“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既有物美价廉的大众菜：回锅肉、宫保鸡丁、水煮肉片，也有高档名菜：孔雀开屏、百花江团等。仅凉菜，就有蒜泥、红油、酸辣、麻辣、咸甜、糖醋等多种风味。
有趣的是，川菜的形成，实际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期完成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做记者的车辐先生回忆成都的吃，活色生香，如一段贯口相声：“荣乐园的汤（加上蓝光荣的白案）、枕江楼龙元章的脆皮鱼、静宁的填鸭、哥哥传的坛子肉、蜀风的凉粉鲫鱼、广寒宫的豆瓣鱼、竞成园的芙蓉鸡片、颐之时的开水白菜与白汁鱼唇、耀华的西餐、撷英餐厅的北方大菜、明湖春的葱烧海参，还有四五六的江浙味、冠生园的广东味，各显其能……”时局动荡，但并没有影响成都人对美食的追求，相反，川菜却因社会变迁得到了大发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味和特色。
无论美酒、美食，还是蜀锦、蜀绣，共同昭示了成都气质中的物质趣味。这是一种浓烈的、华美的、精致的、享乐的、欢快的、现世的、自由的、温文尔雅而又充满激情的审美特征，它与儒家伦理中的克制、简朴、强调秩序与约束的价值观迥然不同。在成都人的生活中，千百年来，这种审美特征从未消失过，成为成都气质的一种底色，以不同形式呈现。
事实上，“锦城”的得名便体现了这种富足之美，它是成都人在物质形态上刻意追求极致美感的结果。
（817期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