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尝试
“我觉得梅艳芳不只是一个出色的歌手那么简单，那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并不知道，所以打电话给刘培基。”这是华星总经理苏孝良的回忆。2013年12月，香港文化博物馆收藏了刘培基的设计作品开展，已经像“世外高人”一般的苏孝良不仅亲自到场，还配合展览需求，录制了一段视频，讲述梅艳芳的“百变”缘起。
苏孝良在视频里说：“在中环的文化酒店，Eddie（刘培基）讲了一大套理论，那时候，巨星的表演也看不到什么主题，刘培基的想法是，把所有的元素都集合到一起，配合唱片的需要、演唱会的需要来做包装。将作品与艺人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他不只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因为苏孝良的引荐，梅艳芳才认识了刘培基。
第一次合作，刘培基给梅艳芳设计了东京音乐节比赛的造型，白色的薄丝棉袄，配黑皮裤，再加一条深色大围巾，兼顾时尚与民族感。第二次，就是个人大碟《赤色梅艳芳》。苏孝良说：“看到唱片封套，很震撼，封面看不到梅艳芳的大照片，好大胆。要是开会决定，一定通不过，但是我对他（刘培基）有100%的信心。”接下来是《飞跃舞台》的喷画设计。再到后来的《坏女孩》、《妖女》、《似水流年》……刘培基每一次出手，都令梅艳芳的形象耳目一新。苏孝良评价说：“这是刘培基对香港娱乐业的贡献，说到艺人的形象设计，他是创始人，有他帮手，整件事都不同了，没有刘培基，就没有今日的梅艳芳。”这或许是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因为刘培基的评价是：“如果没有苏孝良，就不会有今日的梅艳芳。”
从1982年梅艳芳新秀赛出道，黎小田就一直担任梅艳芳的唱片监制，他们合作了11张粤语专辑，直到1989年的《InBrasil》，因为华星高层人士变动，苏孝良、陈淑芬、黎小田等一干元老离开。在黎小田的记忆里，作为监制，他只管梅艳芳歌曲的品质。“每一张专辑，我们都要考虑歌曲的快慢搭配，这是将来舞台表演的需要。如果要上舞台，多一点快歌比较好，因为每一个show一开头，一定要有三个快歌，打动人家，一开场就是慢歌就不行。一定要两三个快歌，然后再是慢歌，过门比较长，让她缓一缓喘气，每一个歌星都是这样的。这是设计。”“我们主要做歌，‘百变’是刘培基的事”，“每一次刘培基要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每一次唱片封套出来，我们都觉得非常好，跟音乐很配”。
刘培基的灵感，来自梅艳芳的音乐和对她逐渐加深的了解。“每一张专辑，听一曲主打歌，听一遍，感觉就有了。”他和梅艳芳之间的默契，在长达20年的合作中不断累积，已经到了不需要言语，彼此几个眼神就心领神会，刘培基觉得，这也是缘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奇妙，从一开始，她已非常信任我”。
不过，在文化评论人彭志铭看来，刘培基与梅艳芳的合作，应该称为“彼此成就”。“刘培基的设计要成功，一定要那个人能够承受这个力才可以。如果是一个不能承受的人，你怎么做，观众都不接受，就是失败的。但梅艳芳有这个魅力，她有控制人家承受的力量。”彭志铭解释说，“反潮流才是潮流，她的每一次反潮流，变化也许不一定好，但她可以带领这个潮流，每一次人家都能认同，这才是她的厉害。比如她有一个新造型是粗眉毛，其实并不好看，但你去找那时期的电影，其他女明星都学她，个个在影片里眉毛都很粗，这就是大家认同她，她能托得起新潮流。”这也是梅艳芳与张国荣的不同，“张国荣跟潮流，但他是潮流里能做到最极致的那一个”。
巅峰光芒
“娱乐界是偏门来的，七十二行之外才是演艺界，不是正行来的，所以你漂亮也好，帅也好，唱得好也好，不红就不红，是命。”为什么那么多届新秀赛办下来，最出名的只有一个梅艳芳？黎小田想了很久，给出的答案有些宿命论。
新秀赛只是娱乐圈的入场券。第二届比赛的冠军是吕方，也是黎小田一手发掘的，那时候吕方参加TVB的表演，“唱什么《中国人》之类的歌，我就打电话到无线的化妆间找他，说你唱得不错，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新秀比赛，我说我是黎小田，他吓得电话都掉了”。吕方决赛最后唱的什么歌，黎小田记不得了，但他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唱完歌，观众鼓掌叫安可，比赛哪有安可啊，梅艳芳当年比赛都没有这样的效果。”这场比赛，彭志铭也记得：“吕方现场唱得太好，第一名不可能不给他，可是他不可能像梅艳芳一样红的，他不算帅，个子也不高，可塑性也没有梅艳芳好。”这些黎小田自然也很清楚，单纯的好声音在娱乐圈不可能走得太远，“吕方也只红了几年就没有了”。
再回想起来，刚出道的梅艳芳其实也不被看好，黎小田记得：“陈冠中有个杂志叫《号外》，有个专栏叫Dress to Kill，专门讽刺明星的衣着，有一期的照片就是梅艳芳，那时候她还不认识刘培基。”香港乐评人黄志华则告诉本刊记者，梅艳芳的第一张专辑《心债》发布的时候，他正在一家报馆做记者，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在利园酒店，现在已经拆掉了。当时去的记者不多，梅艳芳也很拘谨，“不太会应对记者”。那时候，他的主编就“很不看好梅艳芳”。黎小田倒不是很看重这些，他觉得媒体与娱乐圈的关系，就是“越不红就踩得越厉害，越红就捧得越厉害”。
梅艳芳是个异数，在香港女歌手的排序里，她像一个断档，在她之前，红得发紫的是徐小凤、甄妮这样的前辈，然后她出现，女歌手里再没有人能与她比肩。黎小田觉得，梅艳芳是天生的属于舞台的歌手，“台型好”，“容祖儿也算能唱能跳，但就是没有梅艳芳那么压台”。第一场红馆个唱的15场纪录，证明了梅艳芳的舞台魅力，她成了华星的掌上明珠。在刘培基看来，“1987到1988年，可以说是梅艳芳演艺生涯的巅峰时期”，“唱片销量好，人缘佳，形象百变，舞台上挥洒自如，我觉得当时她的状态好到无可挑剔”。
1987年底的28场跨年演唱会，定名《梅艳芳再展光华》，不过是第二次重返红馆开唱，梅艳芳已经创下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演唱会纪录，也得到了“梅廿八”的美誉。这次的演唱会由陈家瑛担任监制，10个环节，刘培基每环节都为梅艳芳设计两套衣服。演唱会以《冰山大火》作为序幕开场，其中《伤心教堂》一曲的两款造型，一黑一白，都类似“婚纱”。梅艳芳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伤心教堂》是每次都会令她感触落泪的歌，“灌唱片时也有流泪，我不希望像曲中的人那样，嫁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如果幸运的话，一生人只会嫁一次，希望将来的婚礼，能够隆重其事，在红馆设一百桌喜宴”。
28场演唱会的最后一夜，她披上黑色纱裙献唱《伤心教堂》，刘培基回忆：“不止泪如雨下，还有点泣不成声，以致影响了声线，歌迷不断高呼‘不要哭，我爱你’。没有人知道背后的故事。”这个故事，刘培基在自传《举头望明月》里有详细记述：“踏入午夜零点，28场演唱会结束。圈内外的朋友挤满了化妆间门外，等候他们的‘梅姐’换衣服去庆功。华星交给我一张支票，那是梅艳芳演唱会的尾数……当支票交到她手上，她望着我，豆大的眼泪滚流而下，我问她发生什么事，她说，‘你不知道今晚外面有人追债么？’”
“我当然知道。她因为替人做担保，借钱的人不还债，放债人就来向她追讨。”“一场的歌酬，又怎够偿还那数百万的欠债？不过，最令她伤心的并不是金钱上的损失，而是想不到那个人会如此不负责任，这对她来说才是最大的打击。”“庆功宴上，她与干爹何冠昌同坐，未几，有人来找我，说阿梅在哭，要我过去看她。大家都以为她因为被人追到红馆追数而落泪，却不知道她刚刚收了歌酬，翌日便要用自己的血汗金代人还债。”“我怜惜地看着她，真不懂得如何安慰这孩子。”
告别与复出
舞台上的风光，与现实中的一团乱麻，总是这样交织在梅艳芳身上。人生如戏，在她身上能找到最好的注解。在彭志铭看来，从小唱歌卖艺的梅艳芳，是旧式江湖里历练出来的，所以有旧式江湖儿女的典型特征，“真性情，重情义”。她出手豪爽，逢单必买，有求必应，一张张支票开出去，很快成了“大姐”，只是围绕着的她的很多人，心里的算盘太清楚，并不配这样的真心相待。
亲情上，除了姐姐梅爱芳，她与总是欺骗她的其他家人已经日渐疏远；爱情上，虽然她总是高调又奋不顾身，却总是落得最后的遗憾。这种感情上的缺失，终究是舞台无法弥补的。相反，舞台上的声名反而像一个巨大的爱情障碍，横亘在她和她那些不那么著名的男朋友之间。她说她想做山口百惠，只是并没有与她相称的三浦友和。经历了1988年巅峰，她的事业也开始不那么如意。一方面是源自她的脾气，因为彻夜疯玩不爱惜身体，她迟到的时间越来越长，唱片公司和电影公司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更换制作人之后，她的唱片市场有所变化，销量下降。《镜花水月》之后，她想出一张经典老歌翻唱，但是华星却不同意，刘培基亲自去跟公司的人商谈作保，才帮梅艳芳争取到了《似水流年》。
“我也不明白，我唱了那么多年歌，对这个圈最少都有一点贡献，为什么，在我的唱片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好的时候，人人都要踩一脚？”梅艳芳开始感受到落差，舞台的诱惑在缩小，而内心的缺失在放大。1991年初夏，梅艳芳去伦敦表演，刘培基无意间听到她跟当时的男朋友打电话，“她对着电话那边的人柔声说，‘你不要做得那么辛苦，我来做就好了，我捱就可以，你不用捱……’”刘培基说他很震惊，连珠炮似的责骂了梅艳芳：“神经病！你是否想做个男人？以后是否要称呼你梅先生？”梅艳芳没有怎么辩解，反而跟刘培基说了另一番话，她想退出，“我已经很累，不想再做下去了”。
面对刘培基的追问，梅艳芳再三表示自己的积蓄足够过活，不会后悔，刘培基也就“不再查根究底”。刘培基回忆说：“她四五岁已经在游乐场唱歌，唱了20多年，觉得累是可以理解的，我11岁学做裁缝，快30年了，何尝不累？我明白她的心态，虽然我花了全副心思栽培她，但我知道，不应该再规劝或者勉强她。”当梅艳芳把退出舞台的想法告诉华星，全公司上下都震动了，但他们无法说服她。梅艳芳的告别演唱会1991年12月23日在红馆开唱，一共30场，直到1992年1月27日结束，再次刷新纪录。但是这次的演唱会刘培基并不满意，因为梅艳芳执意要做“麦当娜”，他做了让步，满足了梅艳芳的模仿心愿，但身为设计师的骄傲并不能自我认同。
宣布退出舞台的梅艳芳只有29岁，熟悉她的朋友都有共同的疑问，能守多久？刘培基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山口百惠，可以那么年轻便不再恋栈舞台上的光辉，我觉得阿梅并不享受退休生活。”“她没有开口说后悔，也没有说日子过得闷，但从她的言行中，我隐约体会到她的感受。”终于，1994年4月，梅艳芳推出了新唱片《是这样吧》，外界已经揣测，这是她要复出的第一步。到了1995年初，复出已成定局。在刘培基看来，这是梅艳芳的一次人生转折。
梅艳芳与张国荣
热闹中的孤单
刘培基记得很清楚，2002年12月6日，罗文尾七刚过，他从香港回到泰国家中，“伤感的情绪仍未放下，凌晨2点多，接到梅艳芳的电话，‘今天收到体检报告，医生说不太好’”。确诊是宫颈癌，虽然梅艳芳展现出了极大的求生意志，与病魔抗争，她最终还是没能熬过2003年，12月30日凌晨，她还是离开了。
刘培基给梅艳芳设计的最后一身服装，是她的寿衣，用象牙色的真丝缎，做了一套旗袍。灵堂上的照片是《是这样的》那辑专辑里的黑白照片。刘培基致悼词，他写道：“梅艳芳最大的优点，是她的善良……”这是一种最高褒赞，但梅艳芳担得起。她受过很多苦，一点一点捱出来，对于钱财却看得很淡，她经历了太多欺骗，从来都是人负她。刘培基说她是“女孟尝”，门客三千。不管谁找她借钱，不管是多么拙劣的理由，她都很爽快。她身后留下的支票簿存根，总额高达数千万。人人都看她赚钱容易，却不知道她承受的心理压力。刘培基记得，梅艳芳确诊宫颈癌后，曾经告诉他：“就算不踏出这个门，供楼、我的制作公司，养活自己和其他人，每个月的开支大约需要50万……我也不过是个女人。”在住院接受化疗，因为并发症声带受损后，梅艳芳最惊恐的却是，如果不能再唱歌，以后就没有谋生手段了。这些都让刘培基心如刀割。
梅艳芳年轻时的那些莽撞和疯狂，真正的朋友都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黎小田说：“可是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子，劝一次不听，也就不再多说了。”他只是感慨，“梅艳芳很有悟性，如果她身边刘培基那样的朋友多一点，她会领悟更多，成就会更大。”“什么样的朋友，会影响你做什么样的人。”黎小田说，“我跟陶杰是朋友，他会影响我看很多书，看很多电影。但梅艳芳身边那些普通朋友，我是最不赞成的，每一个就跟她说阿姐，叫她买单。我不像草蜢，整天跟她泡吧去玩，我是不去的，我不喜欢。自己要有自己的修养，我一个人可以在家安静听音乐看书的，但梅艳芳就做不到。”“她太喜欢热闹。可是你热闹完了，要一个人回家的，那你回家会怎样？我劝过她的，每天都出去干吗？每天都有人陪她吃饭，每顿都是她买单，‘你是赚钱多，你是大姐大，可这样是不对的，每个人都赞你好，是不对的’。”
自梅艳芳走后，她的母亲和大哥针对她的遗产，打了持续10年的官司，把她风光世界的另一面彻底挑破在众人面前，一地鸡毛。两个哥哥以各种名目，依仗着母亲的威严，没少从梅艳芳这里拿钱。等到她挚爱的姐姐梅爱芳因宫颈癌病逝，亲情裂痕再也无法弥合。在住院接受治疗的最后两个月，梅艳芳做出了遗产分配方案，成立一个信托基金，用于支付4名外甥和外甥女的高等教育费用，支付她母亲每个月7万港元的生活费，让她保持一个专职司机、两名佣人的生活水准，直到过世。将香港和伦敦的两套房产留给刘培基，然后，所有的财产捐给一个佛学会。她在立信托基金和遗嘱的时候，跟见证人说得很清楚，不希望她的钱，落到除基金受益人之外，任何一个梅家人手里。
“热闹中的孤单。”这是导演关锦鹏对梅艳芳的描述。他对本刊记者感慨：“我常觉得，好的艺术家个性使然或者命中注定，是要孤独跟寂寞的。她活得特别累。家庭并不是她的避风港。台前风光背后，这中间有很多留白给观众和朋友，真正有多孤独跟寂寞，可能她可以自己排解，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甚。”
（参考资料：刘培基自传《举头望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