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1日，约翰内斯堡的黑人工人结束工作之后准备回到隔离地区居住
曼德拉的判断
南非的总兵力在60年代初已有7万余人，80年代初增至40余万人。为了捂住“水壶的盖子”，1984年1月，博塔宣布还要增加45%的军事力量，并为军警提供了现代化武器装备。1984年的军费开支比1960年增长了80倍。但一个事实越来越明显：国家已经无法承担这样的内耗。
“二战”后南非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是西方大批私人资本的输入，其中英国和美国的投资占外资总量的60%以上。南非储备银行承认：“南非曾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而发展，现在仍然要大大依赖外国资本。”
1985年，欧共体和美国都在国内受到公众的激烈批评，转而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大量国外资本的撤离，造成了南非每年净流出约40亿兰特资本，成为南非国际收支平衡的致命弱点。
就在库切向曼德拉抛出橄榄枝的同一个月，世界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了两个超级大国自“冷战”以来的首次首脑会晤。“冷战”的坚冰已经在融化。苏联在非洲的战略收缩很明显，南非这个反共桥头堡的战略价值也走了下坡路。
里根当初告诉撒切尔，他不再支持她对南非当局持有的保留态度。1984年，博塔在英国拜会了撒切尔，他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大学教授、开明派人士威利·埃斯特胡塞：撒切尔对他非常严厉，并明确要求释放曼德拉。
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库切和曼德拉的接触。“我们当时越来越靠近这样的结论，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和一位真正的国家领袖进行对话。”多年后，尼尔·巴纳德回忆：“在我们的头脑里，从情报部门的角度来观察，综观曼德拉先生的经历，他必须扮演这个关键性的角色。我们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情报能力之一。我们知道非国大内部在发生什么，领导权的掌握情况，领导层的个性特征，左右权力的真正力量。根据我们的评估，曼德拉的卓越是毋庸置疑的，他是整个过程中的象征。那些从罗本岛出去的人都视其为领袖。”
80年代，非国大已经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它建立起巨大的国际代表处网络，办公室数目远远超过了南非当局的使馆，在非洲大陆（非洲统一组织）和国际组织（联合国、体育和文化组织）中已经树立了未来政府的地位。
在南非国内，自60年代包括曼德拉在内的领导人大批被捕和流亡外国后，非国大对于黑人运动的实际领导已经削弱了。抵抗运动在国内的掌舵者最初是工会主义者和学生领袖，后来是黑人城镇的青年，但是非国大巧妙地用一些富有象征性的活动弥补了失去的阵地。就像它在80年代早期发起的解放曼德拉运动一样，非国大组织的运动有着强烈的人格化特征，几乎都浓缩在曼德拉的角色之内，在曼德拉、非国大的合法性和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合法性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
在南非黑人心中，曼德拉是最显著的领袖。1942年，西苏卢是非国大在约翰内斯堡的资深组织者。曼德拉当时25岁，刚从乡下来到约翰内斯堡。西苏卢立刻感到：“他儒雅的举止和洋溢的热情让人着迷，我见过的人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当时我正在物色人才来充实领导层，他简直是天赐的礼物。”
1990年5月4日，在开普敦有关南非转型的多方会谈结束后，曼德拉与时任国民党主席德克勒克（左三）、外交部长鲍达一起走出会场
20世纪40年代，曼德拉担任非国大青年联盟的全国主席，在非国大高层领导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他身着棕色套装出席，衣冠楚楚，发表的演说曾让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他预测自己将成为南非首任黑人总统。
当时，黑人兴起和平抗议。曼德拉是“藐视运动”中的“志愿分子头目”，他选择了在媒体上能够产生最大冲击效果的时间和地点来率先焚烧自己的黑人“通行证”。随后几天内，上万黑人就效仿了他的行动。他在黑人抗议活动中频频露面，总是穿着无可挑剔的套装。那身衣服是南非顶尖裁缝的作品，钻石巨头哈里·奥本海默的衣服也出自这位裁缝。曼德拉的形象，在黑人中绝无仅有。
60年代，非国大采取武装斗争策略，曼德拉成为“民族之矛”的司令。他脱下西装，模仿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切·格瓦拉，穿上一身戎装。他1962年被捕前在德班举行的最后一次公众集会上，身着游击队员的绿底迷彩服，留着格瓦拉式的大胡子。那个年代的黑人也都还记得，他穿着科萨族传统的豹皮衣服，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批驳社会和司法的不公。
即使在监狱里，曼德拉也没有淡出公众的视角。从1974年起，狱中的曼德拉开始撰写回忆录《漫漫自由路》。西苏卢告诫他：“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书稿完成后，长达500页的手稿被偷偷埋在监狱的花园里，被狱友压缩为“近乎显微镜里才能看到的缩写”，由即将获释的马克·马哈拉杰带出去。这本书首先在伦敦出版，而后风靡世界。
在被关进罗本岛监狱时，曼德拉仍继续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士的课程。法学学习后来被狱方禁止，他又开始攻读商学士，并又连续学习了经济、历史等课程。为了进一步了解外部情况，分析国内政治动向，曼德拉还在监狱里自学起了荷兰裔白人使用的南非荷兰语。他花了两年时间，通过了六级考试。
“他使用南非荷兰语问候别人时毫不紧张，跟看守们交谈，借此练习南非荷兰语，神态十分自然。”费基勒·巴姆后来回忆说，“其他囚徒对此大感疑惑，还生出抵触情绪，但曼德拉没有这种感觉。他真心想要了解荷兰裔白人，很清楚看守们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帮助很大。”
当时，非国大的正统观点认为，荷兰裔白人势力是欧洲殖民主义的翻版。而曼德拉宣称，荷兰裔白人与非洲黑人都是非洲人。巴姆说：“他对荷兰裔白人的历史人物兴趣极为强烈，他说得出所有欧洲裔将领的名字，绝不限于布尔战争中区区几位荷兰裔白人领袖。”巴姆对曼德拉着手研究荷兰裔白人心态时说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他教导我们：‘荷兰裔白人也是非洲人。这块热土是我们的家乡，但是，不论以什么方案解决政治问题，都不能把欧洲裔非洲人排除在外。’”曼德拉看到博塔一方面镇压黑人的残酷无情，另一方面也告诫荷兰裔白人，“要么妥协，要么消亡”。他知道，对于白人来说，南非已经是他们的家，他们的一切首先是为了生存。
曼德拉比一般黑人更懂得如何与白人相处：“从我接受律师行当的各种训练开始，就与荷兰裔白人一起工作。我觉得他们单纯而直率。假如一位荷兰裔白人不喜欢你，他就会直说：‘嘎恩卡克（滚开）。’但是，假如他们喜欢你，就会与你亲近。他们能够信守诺言。”
即使在监狱里，曼德拉也从未放弃和白人达成正常私人关系的尝试。他和狱警克里斯托·布兰德的关系非常亲密，他给布兰德的妻子写信，责备她丈夫在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方面下的功夫不够，鼓励她说服自己的丈夫用功学习，口吻就像是父亲。
监狱负责官员范·西特特少校以冷酷闻名。为了和他打交道，曼德拉平生头一次翻看报纸上涉及橄榄球的版面。他发现范·西特特说英语吞吞吐吐，立刻改用了南非荷兰语。他主动说起橄榄球，西特特很快便兴致盎然。
五六十年代，曼德拉曾是非国大内最积极的武装斗争支持者。在他看来，“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他判断：“不管我们是否主动挑起暴力，暴力都会开始。如果现在我们不能够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很快就会成为落伍者和追随者。”1961年，在曼德拉的坚持下，非国大才最终下决心建立“非洲之矛”。
但这场武装斗争并不是以推翻白人政府为目标的。马克·马哈拉杰回忆，非国大进行武装斗争有几个难处：南非军队中的黑人主要从事后勤工作，并不是战斗人员。黑人没有战斗经验，也没有获得武器的途径；黑人没有良好的装备和严密的组织，难以团结作战，每个部落都各自为战；解放运动还担心暴力斗争可能会激发严重的种族冲突。
曼德拉当初曾仔细考虑过暴力斗争的形势：从实力上看，公开革命是不可能的，恐怖主义会削弱公共支持，从事破坏活动是一个较好的开始，因为这不会造成生命损失，为未来的种族和解留下了最大的余地。据马哈拉杰的回忆：“我们不希望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制造大规模流血冲突。荷兰裔白人和英裔白人之间的关系在布尔战争结束50年后依然十分紧张，如果我们发起了内战，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怎样？”
事实上，非国大的武装斗争从来没有成熟到对白人统治者构成军事威胁的地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非国大承认自己的军事力量“已看不到加强的迹象”。当时，非国大已经失去了在安哥拉的军事基地，并被迫将它们远迁到东非。苏联与西方关系的转向也使非国大的武装斗争失去了主要支持者。
1988年5月开始，尼尔·巴纳德开始不断地拜访曼德拉，询问他对于共产主义持什么观点，对和解是不是真感兴趣。他让冷酷的巴纳德动了心：“他有一种神奇的超凡魅力。你不由自主想要倾听他的话……这就是我们要的人。假如不能与他达成解决方案，我们将别无指望。”
于是，1988年12月，曼德拉有了一个私人庭院，并能够接待访客。看守杰克·斯瓦特的职责是为曼德拉做饭，开门迎客，整理日记，清理房间。客人来到前，斯瓦特和曼德拉要讨论接待问题，比如首先上哪一种葡萄酒最得体。院子里有游泳池，健身房里有健身自行车和力量训练的设施。巴纳德解释说，这是为了让曼德拉在26年与世隔绝后追赶上正常生活。“我多次对他说：‘曼德拉先生，管理国家是一桩棘手的工作，可不是在众人满怀敬意的目光注视下安坐于伦敦的酒店里，一边喝南非产的城堡牌啤酒，一边对政府评头论足。’”他这是在讽刺非国大流亡英国的领导人。
但曼德拉并不满足于博塔政府的进程。1989年，他坦率地对巴纳德说：“我与你就诸多根本性问题进行了许多预备性讨论，这是好的，但是你要理解，你并不是个政治家，未获得授权，无力决策。我必须与博塔先生本人谈，而且要尽快。”1989年1月，博塔经历了一次中风，巴纳德对博塔说：“总统先生，假如您会见曼德拉，就奠定了一个基础，这将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历史将永远承认，是您启动了这一必然进程。”
1989年7月8日，南非的街头巷尾终于流传着一则小道消息：“博塔和曼德拉举行会谈了！”政府推迟了许久才公布了确切消息：7月5日，南非总统邀请曼德拉到开普敦的总统官邸用茶，曼德拉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官方使用了一个模糊的词语——“礼节性的访问。”
在与博塔会面前，曼德拉把准备了几天的笔记看了一遍又一遍。当天，威利·威廉斯将军陪同曼德拉乘车前往官邸。一小时后，曼德拉下车，准备步入博塔的办公室，等在外面的巴纳德拦住了他。他蹲下来，替曼德拉系好了鞋带。
曼德拉表达了和谈的愿望，但也严肃表示不会像博塔要求的那样抛弃南非共产党这一盟友。巴纳德回忆：“曼德拉非常真诚，直言不讳的时候甚至近乎无礼。荷兰裔白人其实喜欢这一点。曼德拉懂得如何巧妙利用自己的能力，同时又不至于羞辱敌人。”会谈后，两人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语气虽然波澜不惊，但表示“坚决支持南非的和平发展”。
曼德拉后来回忆这次会见：“博塔先生长期以来一直谈论要跨过卢比孔河（公元前49年，凯撒越过此河，进军罗马，与庞培的军队决战。博塔借此表示要与黑人抵抗运动决战），但是，直到那天早上在特因赫伊斯会谈之前，他从未迈出这一步。那一刻，我感到他从此没有回头路好走了。”
分裂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走出维克托·弗斯特监狱。几个月前，德克勒克已经接替博塔成为新总统。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剧变对南非政局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德克勒克断定改革的风险要小于改革的好处。他在1990年2月新一届议会开幕式上正式宣布：“1989年9月6日的大选不可避免地使我国走上了剧烈变革之路。”曼德拉的出狱是这场变革的大跨步，此后，南非的各个政治派别将坐到谈判桌上来。
曼德拉出狱后的第二天在索韦托的“足球城”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出席者多达12万人，仿佛一场国王的“加冕礼”。在纳塔尔省最大的城市德班，人数相当的祖鲁人向他致敬。在南非司法首都布隆方丹，8万人到场迎接他。在开普省东部地区的重镇伊丽莎白港，曼德拉的出生地，他在那里受到20万人的欢迎。
1993年12月10日，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右）共同荣获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尼尔·巴纳德因此感到紧张。尽管在过去两年里，他和曼德拉已经进行了60次会谈，但他依然不敢断定释放曼德拉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担心一旦这个偶像式的领袖站在广大黑人面前，其号召力将会产生摧毁白人的力量。
1989年，曼德拉在狱中起草了一份声明，阐明了他对南非局势的看法。他指出在政府和非国大的会晤中，两个中心问题至关重要：第一，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必须实行一人一票，多数人的统治；第二，必须考虑南非白人对这个要求的忧虑，和他们坚持要得到制度保证——以使多数人的统治并不意味着黑人对白人的统治。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将面临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协调这两种立场。只有双方都愿意做出让步，才能取得一致。
此后三年，第一个立场是非国大谈判桌上的底牌，而对于曼德拉来说，如何解除白人的忧虑则是他时刻在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在被释放的第二天，曼德拉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直言德克勒克是一位“正直的人”，他安慰白人，保证尊重他们，所有的机会都将对他们敞开大门。
记者们问起他在狱中的苦难。曼德拉却向各级狱吏表示感谢，说监狱生涯在形成自己的政治策略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有记者问他重回社会后什么最令他吃惊？他回答，让他“极为吃惊”的是前一天在街道上向他致敬的白人为数众多。“白人对一人一票的选举感到担心，非国大对这个问题极为关切。白人坚持要求得到担保，以免造成黑人统治白人的局面，我们理解这种心态。非国大将认真处理这一问题，找到对整个国家黑人和白人都适用的解决方案。”尼尔·巴纳德因此长出了一口气。
两小时后，曼德拉前往约翰内斯堡，在索韦托的家里接受了记者专访。他特意选择了几位荷兰裔白人记者。《映像报》的政论版采访主任阿里·洛索夫是其中一个。“他对我从事的职业一清二楚，说他一直在读我的文章，还会久久回味；他甚至记得我几个月前写的几篇文章！他专门选择我们，为的是传递一个信息：未来，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南非人都各有其位。最重要的是，他从监狱里出来，心里并没有怀着复仇的愿望。他当然明白，荷兰裔白人是持久和平的关键。从出狱第一天开始，他就力图通过我们来消除大家的恐惧心理。我明白，他清楚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打动荷兰裔白人。”
“他对我们说：‘我了解你们和你们的人民，我知道荷兰裔白人为这个国家做出过很多贡献，我也明白你们心中的恐惧，我们不妨就此充分交流一番，大家来做朋友吧。’他在谈话时常常说些自嘲的笑话，以免我们感到压抑，从而让大家放松下来。”洛索夫望着曼德拉，回忆起曾经满天飞的谣言，说他已经病入膏肓：“我心想：‘上帝啊，求你别让谣言变成事实！’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对我们国家的福祉至关重要。”
从个人心底来说，曼德拉并非是个圣人，能够和种族隔离政府尽释前嫌。1993年，他和德克勒克一道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本人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德克勒克发表获奖词时绝口不提种族隔离的过错，这让坐在下面的曼德拉摇起了头。庆典活动演奏代表黑人的国歌《上帝保佑非洲》时，曼德拉注意到德克勒克在和妻子闲聊。在挪威首相主办的晚宴上，宾客们对曼德拉的讲述感到震惊。曼德拉的朋友兼法律顾问比卓斯回忆：“曼德拉回顾了罗本岛囚徒受虐的情况，讲述的细节可怕极了，比如犯人的身体被埋在沙子里，只露出脑袋，施虐者往他们头上撒尿……他差一点就说出：‘瞧瞧啊，这儿就有那个制度的代表人物。’”
但在南非公众面前，曼德拉始终抑制着自己的个人感情，拿出他认为应当的姿态和风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要建立新南非，就必须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合作。”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和相信曼德拉的诚意。在谈判桌外，分裂的社会正在酝酿暴力。
“绞死曼德拉！”“把曼德拉赶回监狱！”“德克勒克是叛徒！”曼德拉获释5天后，比勒陀利亚白人右翼团体就举行了集会。集会地点是中心地带的方形教堂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灰色塑像，那是布尔人的鼻祖保罗·克鲁格。大约2万人参加了集会，从白人人口比例来说，这个规模不小于索韦托足球城的集会。会场弥漫着绝望的情绪，与会者有害怕丢掉职务的政府官僚，害怕店铺关门的生意人，也有害怕失去土地的农场主。
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祖鲁人的领袖布特莱齐决定挑战曼德拉。祖鲁族是南非最大的民族，人口达860万。布特莱齐是祖鲁王族后裔。他在青年时代加入过曼德拉创立的非国大青年联盟。1967年，他担任祖鲁兰大酋长，并在1975年建立政治组织因卡塔。祖鲁部族的社会组织结构严密，上有旧白人政权为平息族人反抗而特许存在的传统部族国王，中有酋长元老院行使议会式的职权，下有各大小部落头人及其家族。部族传统法规可高于国家宪法，根据从前的“种族隔离”政策，布特莱齐是当地的“首席部长”，有着由众多部长组成的一整套内阁班子，以及自己的警察部队，但部队的司令官是一名白人陆军准将。
在非国大内部，曼德拉、姆贝基等高层领导大多是科萨族人，布特莱齐看到非国大主导了国家的政治进程，担心祖鲁族会被未来的权力结构边缘化，更重要的是，一旦非国大掌权，他所控制的特权就将被剥夺。
在曼德拉获释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因卡塔就将冲突扩大到了祖鲁地盘以外，直至约翰内斯堡周围的乡镇。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是非国大的支持者。每个月都有成百上千人死于冲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曼德拉获释3年以后。德克勒克的国民党觉得这种黑人内部的冲突可以拿来作为谈判交易的砝码，安全警察和军事情报机构的下属部门秘密向因卡塔武装人员提供枪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人相信南非将陷入波黑式的血腥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