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曼德拉重回曾经关押过他的罗本岛监狱
从部落到都会
1941年的一天，20岁的乡村青年曼德拉逃婚来到约翰内斯堡。那是个晚上，大约22点钟，当汽车驶近都会，前方迷人的灯光四射。对曼德拉来说，电是神奇而奢侈的，而他从未见过那么多汽车和昏暗夜空中成片的高楼大厦。“看到从孩提时代就听说的这座城市，我特别激动。它一直被描绘成梦幻之地，充满危险与机会。我想起在割礼期间听过的一个个故事：那里的楼房高得让你看不到楼顶；那里的人讲的语言你从来没有听过；那里到处都是豪车、美女和横冲直撞的魔鬼。这是一座黄金之都。在这里，贫穷的农民可以变成富有的财主。”那晚，他睡在搭载他进城的白人家。“豪宅。”他回忆道，“躺在地板上休息……感觉仿佛自己是在漂亮的羽毛褥垫上睡觉。”年轻的曼德拉心情豪迈，“希望似乎是无限的”，“我就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我试图在昔日的旧照片中去揣摩曼德拉当时的状态。原以为，城市的种族隔离制度将很快粉碎他的幻想，并把悲惨世界呈现于他。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曼德拉在四五十年代的生活照，洋溢着欢愉与朝气。他总是咧着一口白牙灿烂地笑着，总是西装革履——作为特兰斯凯滕布王室的贵族，他对体面的衣着一直很讲究，哪怕是后来在监狱里。他不久结了婚，娶了密友西苏卢的侄女，结婚照上，妻子穿着大花的鲜艳裙子，笑得腼腆。在约翰内斯堡还未被严格隔离前，西苏卢在市中心的伯克利拱廊有一家黑人房产中介公司。做过金矿保安和律所学徒后，曼德拉与大学时的好友坦博也在市中心一栋看得见风景的老楼里开了自己的律所，照片上，他穿双排扣的灰西装，一手持书与卷宗，一手拿着眼镜，有了职业律师范儿。他有时还会穿着高领运动衫与同事莫洛伊在楼顶练几个回合拳击。这个朋友圈，后来也构成了非国大的权力核心。即使是50年代他投身反种族隔离的不服从运动后，照片仍是温热的——他的身边围绕着西苏卢、莫洛卡这样的黑人领袖，也围绕着鲁斯·福斯特和Dadoo博士这样的白人朋友，曼德拉有时叼支烟，有时戴顶绅士帽，在人群中谈笑风生。有一张旧照片则向我呈现了20世纪50年代约翰内斯堡的活力：舞台上，身着闪闪发亮的绸缎连衣裙、戴着珍珠项链与金表、踏着白色高跟鞋的黑人舞女，与西装革履的黑人男舞伴欢快地舞蹈，从他们跳离地面、即将在落地时踢踏的舞步里，仿佛都能听到欢快的鼓点声。“二战”后，南非的黑人文化曾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
1956年12月，曼德拉和另外155人一起因“叛国罪”接受审判。图为1958年曼德拉与同为被告的摩西·考塔尼（左）一起走出比勒陀利亚某法院
南非非洲人在“二战”期间积蓄了巨大的力量。“二战”期间，南非政府一度放松了限制黑人活动范围的隔离政策。1942年，南非温和派总理斯马茨宣告：“孤立已成过去，隔离已成冒险的过去。”南非白人对隔离的过高期望似乎只能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在战争中腾飞的南非制造业战后继续高速发展，到1948年，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已达到21.4%，首次超过矿业占第一位。工业所雇用的工人已有110万人，较战前增加了31.3%，急需黑人劳动力来代替那些上战场的白人。1936至1946年，城市中聚居了越来越多的黑人居民，比战前增加了47%。而且，数以万计的黑人、有色人种从北非、东非和意大利战场复员归来。这些征尘未洗，带着许多新思想、新感受的年轻一代非洲人，一踏上南非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德班、开普敦，就强烈感受到对种族隔离措施的不习惯，“回到生来属于自己的祖国土地，却产生强烈的恍如隔世之感”。非洲人的觉醒，导致了非国大“青年联盟”的成立，后来曼德拉成为其领导人之一。
对曼德拉来说，田园诗般的部落乡村生活已在身后远去。那个与世隔绝、生命平静流淌的乡村童年，后来在曼德拉的记忆中总是不断出现。库奴曾是他宇宙的中心，是世间所有的幸福和愉悦，他以一个孩子热爱故乡的方式无条件地热爱它。穆克孜韦尼的皇宫是第一个充满诱惑的新世界，信仰与忠诚第一次受到质疑。监护人摄政王寻求全体和谐一致的非洲式执政艺术，富有独立与反抗精神的酋长们传授的口述英雄史诗，让他在英国的教会学校之外发现了自己真实的非洲人身份。多年后，在狱中，在成为总统后，他还常常回想起围坐的部落长老们用科萨语的节奏与韵律悠然道来的抵抗英雄故事，并把自己视为他们的后代。科萨族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少年曼德拉却并未有强烈的受压迫体验，他对伦敦和格拉斯哥的了解，毫不亚于他对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的知晓，他对从威廉·华莱士到罗伯特·布鲁斯的苏格兰英雄故事如数家珍。
直到科萨族诗人木卡伊到学校来演讲，曼德拉才意识到内心的矛盾。“诗人用手中的标枪去戳头上挂着的一根金属丝，说道，标枪代表非洲历史上的英雄和真理，它是非洲人作为战士和艺术家的标志；金属丝是西方制造的标志，它包含技术，但却冷冰冰，聪明而没有灵魂。我要说，我们不能容忍这些不关心我们文化的外国人抢走我们的国家。我预测，有一天，非洲社会的力量将会战胜入侵者。科萨人，你们过来，因为你们是自豪而强大的人民，所以我给你们一颗最重要、最透明的星——晨星，它是计算成年男子年岁的星。诗人单膝跪下，深深地低下头。”曼德拉后来回忆，“我不想停止鼓掌和欢呼。我感到自豪，不是为自己是非洲人，而是为自己是科萨人而自豪。”
接着，福特黑尔大学的生活将曼德拉带入了更广阔的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福特黑尔一直是南非黑人学者的唯一聚集中心，对南非黑人青年来说，它是他们的牛津与剑桥，培养了一批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影响的南非精英。进校时，曼德拉的目标很平实：通过大学学位获得成为官员的通行证和经济上成功的条件。他想当一名地方事务部门的翻译，给母亲在老家建一所像样的房子，带花园和现代家具。他受到一些那个时代伟大的非洲学者的影响，比如教授人类学和非洲法的马修斯教授、获得了伦敦大学英文学士学位的佳巴福教授，他们都公开反对政府的社会政策。他的大学时代活色生香：他加入了戏剧社，扮演过林肯的刺客；他学习交际舞，对着餐厅里一台音调嘶哑的破留声机练习华尔兹；他与伙伴们到城里的白人餐馆吃饭，到邻近村子的非洲人舞厅找女伴跳舞。遥远的“二战”只存在于夜深人静时老式收音机里的BBC电波中。当时的曼德拉拥护英国为自由而战，而自己的土地上还没有自由。
英国文明的浸染改变了曼德拉的处事方式。过去，当他看到伙伴对白人玩世不恭地不服从时，他感到尴尬；但现在，在大学，作为学生代表会的成员，他因改善伙食问题与白人校长冲突，他感到自己无法再代表大多数学生，遂辞去了代表职务。作为威胁，校长勒令他退了学。曼德拉在自传中写道：“生活有它自己的方式迫使犹豫不决的人做出决定。突然间，我的美梦破裂了，唾手可得的东西像夏日阳光下消融的雪。”如果没有离开福特黑尔，“后30年里，也许我将免于风暴的侵袭”。西方文化也改变了曼德拉与古老部落传统的关系。当摄政王给他选定了一位显赫家族的女孩，命他结婚时，他选择了不服从。他决定逃往约翰内斯堡，任由命运投入汪洋大海。他调侃着回忆道：“在我还没有考虑反对白人的政治制度的时候，就做好了反对我们自己人民的社会制度的准备。讽刺的是，这间接地也是摄政王自己的过失，因为正是他出钱让我们接受的教育才使我们背叛这种传统的社会制度。”
觉醒之路
幻想和幻想的破灭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二者不停地交替。也许那些老照片上的温情，就像约翰内斯堡光鲜的面具一样，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情感裂痕。
年轻时的曼德拉曾经梦想成为一名拳击手（摄于1952年）
曼德拉的第一个居住地是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大。生活既愉快，也令人感到不稳定，气氛活跃，也充满冒险性。曼德拉在自传中写道：“公正地说，那里可以用贫民窟来描述。当局对那里的生活漠不关心，道路也没铺，脏乱不堪，饥饿、营养不良的儿童半裸着身子四处乱跑。空气中混合着浓浓的、从马口铁火盆和炉灶里冒出的煤烟，路旁流进水塘里的死水蛆满为患，散发着恶臭。根本没有电，亚历山大像一座黑暗城镇，夜行回家非常危险，寂静偶尔被喊叫声、狂笑声和枪声打破。……拥挤得令人绝望，生命在这里是廉价的。”但曼德拉对亚历山大有很深的感情，他把那里视为家。“这也是个致富之地，是南非为数不多的地区，非洲人可以在这里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在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市政管理局磕头，它是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冲破当地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城市生活抹掉了部落与种族之间的隔阂，我们不再是科萨人、索托人或祖鲁人，我们是亚历山大人。”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未来与科萨族和王室血统的身份不再有关。
曼德拉似乎从来就没有钱，想法设法靠各种生活资源生存。律师事务所每周2英镑的收入捉襟见肘，“每个月都要差几便士”。为了省钱，“每个月有几天早晨跑6英里去城里上班，晚上再跑回家”，常常饿着肚子度过一天又一天，偶尔去房东家蹭顿有蒸猪肉和蔬菜的午饭，衣服不得不缝缝补补。他仍时不时地在回滕布任职还是留在约翰内斯堡之间徘徊，都是为了生存，尚与政治无关。
1943年，他搬到奥兰多，考入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在威特，曼德拉是唯一的非洲学生。他时常感到是白人世界的闯入者，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很警惕，他既接受过慷慨，也感受过敌意。但他结交了很多日后对他政治生涯有重大影响的朋友：乔斯洛沃和他未来的夫人鲁斯·福斯特，他们是南非犹太移民的后裔，热情的共产主义者。乔治·比卓斯和布拉姆·费希尔，他们来自白人政治世家，日后成为曼德拉为自由而斗争的最坚强的朋友。他还与托尼·奥多德和哈罗德·沃尔佩成为好朋友，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的朋友圈还包括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精英和印度人，不少从战场归来的白人学生都对种族主义深恶痛绝。位于市中心住宅区考尔沃德平房13号是南非印度人大会成员伊斯梅尔的住处，曼德拉与朋友们常在那里学习、交谈、跳舞到第二天凌晨，吃手抓咖喱饭。有时太晚，赶不上回奥兰多的火车，曼德拉就在那儿过夜。也是通过他的印度朋友，他对甘地和尼赫鲁产生了兴趣，但年轻时的曼德拉脾气很大，他也更欣赏尼赫鲁，而不是甘地的和平主义。曼德拉日后回忆道：“威特大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理想、政治信仰与辩论的世界，一个人们对政治满腔热情的世界。我融入了我们那一代的白人和印度知识分子之中，这些青年人将在随后几年中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运动先锋。”
1948年，丹尼尔·马兰（右二）领导国民党赢得大选，出任南非总理。他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1955年，在约翰内斯堡街头，两名黑人试图避开警察。当时黑人如果没有通行证就会被警察拘捕
也是在1943年，曼德拉在西苏卢奥兰多的房子里结识了非国大的领袖人物，以非正式身份加入了非国大。他们很快成立了非国大内的“青年联盟”。曼德拉处在南非两股政治思潮的拉扯中：一边是依托于历史自豪感和尊严的民族主义；一边是苏联支持下，能够获得组织和资金援助，以批判帝国主义为思想武装的共产主义。而南非是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战场：一边是被损害和被侮辱的非洲人，他们要的是自由；一边是无处可去、扎根南非的布尔白人，他们曾反抗英国入侵，要的是独立。
1947年，印度的独立鼓舞了整个非洲。讽刺的是，1948年，在“二战”中支持纳粹德国、奉行极端种族主义的马兰国民党却打败了温和的斯马茨，上台执政。第一次，南非将由一个没有温和英语白人支持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政党统治。阿非利卡人是17世纪定居在南非的加尔文派荷兰人后裔，与英国殖民者的文化迥异，几乎未受到过任何欧洲自由主义的洗礼。他们在19世纪反抗英帝国的英布战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民族主义，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史诗和遍布南非的纪念碑。他们是南非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仇恨英国人，反对英国殖民者和其后裔的干涉。40多年后，曼德拉回顾他以此开始的漫漫自由路，不无伤感地说：“也许历史注定要让我们国家的人民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因为它孕育了两种占据着20世纪南非历史的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都认为同一片土地，南非，属于他们，这意味着，斗争必然残酷。”
马兰的当选，就此改变了南非的方向。这一与历史潮流相逆的事件，也是阿非利卡人维持白人特权的挣扎——越来越多的黑人涌入城市，他们担心，肤色壁垒这条大坝一旦出现裂缝，就会“溃于蚁穴”。黑人的人口是白人的4倍，白人清楚，“现在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已超过我们权利所应得，如果让黑人爬到顶上，他们将把我们赶回歇斯底里的老旧欧洲”。有史学家把1948年后的南非史比喻为“政治恶魔再世的奇特历史”，当反对欧洲法西斯主义和种族压迫的全球性斗争取得胜利时，它的新版本却在南非兴起。随着一系列人口管理法、婚姻法、工业法、土地法、居住法、教育法等种族隔离的法案出台，希特勒主义在非洲土壤上复活了。
大选那天，曼德拉与坦博在约翰内斯堡观看了选举大会，他们没有选举权，但很关心谁当选。当他们天亮时在一个卖报的售货亭看到《兰德每日邮报》的头条时，曼德拉感到吃惊和失望。他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我对白人不满，虽然我不准备把白人赶进大海，但如果他们爬上轮船自愿离开这个大陆，我将十分高兴。”1949年，非国大改造了自己的组织。青年团起草了行动纲领，核心就是发动群众运动，通过联合抵制，即罢工、不服从和不合作，去争取政治权利。在种族问题上，南非正处于1933年的德国和19世纪80年代美国田纳西州偏僻地带之间的十字路口上。曼德拉、西苏卢和坦博他们已经准备好，冲破法律的束缚，如果有必要，则愿意像甘地那样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坐牢。
曼德拉的生活由此进入了一种模糊状态，在合法与非法之间徘徊。虽然他们组织了罢工，但最初，那种业余的和气感觉居然有点像过家家，还没有那种孕育暴力的激烈情绪。警察搜查时，曼德拉当时的妻子伊芙琳会给他们端来茶水和三明治，曼德拉则与他们用科萨语交谈。法庭审判中场休息时，他们吃三明治，晚上回家，他们则被视为英雄而受到欢迎，在地下小酒馆喝免费啤酒，参加白人和印度人为他们举办的派对，一起喝酒、跳摇摆舞，拥抱在一起。那些日子，曼德拉与印度和白人共产党人走得很近，面对共同敌人，有时他迷惘，“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英国和美国以疑惧的眼光打量着他们，“冷战”已开始。在那些晚上的聚会上，他们拿绞刑尽情开玩笑，却对混迹其中的中情局间谍谢尔利一无所知。这个很合群的美国人表面上是来南非寻根，实际上却对非国大的活动了如指掌。后来曼德拉被捕，就与他有很大关系。
一些自由派的南非商人也对曼德拉他们有兴趣。钻石大王奥本海默就曾邀请他们到约翰内斯堡的盎格鲁－美国集团见面。奥本海默第一次没给曼德拉钱，但后来，当曼德拉面临叛国罪审判时，奥本海默还是谨慎地给了他们4万英镑，作为“叛国审判基金”。南非的一些宗教人士、英国和国外的一些友善人士也给他们捐款。但美国和英国在比勒陀利亚的外交官们还是尽量避免与他们见面，以免激怒阿非利卡政府。1957年，美国大使馆的国庆派对只邀请了白人，苏联则邀请了黑人和有色人。接下来几届英国大使都没有邀请黑人参加女王的生日宴会，也与非国大领导人没有建立任何联系，英国外交官对非国大的了解都来自记者的报道。
政治审判：个人与国家
从1952年开始，曼德拉的生活就在正常与危险的中间地带摇摆。他不断被捕，受审，入狱，遭禁令，罪名既有叛国，也有共产主义。他制定了“曼德拉计划”（M-plan）来部署非国大未来的地下活动，非国大的施政纲领《自由宪章》在克里普顿的一个私人足球场上通过时，禁令在身的他只能躲在附近一家店铺的屋檐下秘密关注大会进程。而他的第一次婚姻也在其间解体了。
曼德拉是个很浪漫的人。在他的自传里，每谈到自己的韵事，情感总是汹涌，还流露出一种满足。1957年，39岁的曼德拉开始热烈追求一见钟情、比他小18岁的温妮。温妮被他那种带着贵族权威感的气场折服。温妮后来回忆说，她父亲坚决反对那桩婚姻，她的姐姐则哭着求她不要跟这个老男人结婚。他们警告她，曼德拉很可能是得蹲大牢的，到时候她不过就是他维持家庭运转和探牢的工具。但他们还是相爱了，一年后结婚。曼德拉获得了6天的解禁，回到特兰斯凯举办婚礼。婚礼上，温妮的父亲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你的男人是个男巫，那你也就得是个女巫”。
曼德拉与温妮的结婚照（摄于1957年）
温妮是那个时期曼德拉灰暗生活的一抹红。在从1956年持续到1961年的叛国罪审判里，曼德拉与光彩照人的新婚妻子一起出现在法庭上，一扫庭上的沉闷与阴郁，他们奔放的笑容让他们在法庭的存在充满了戏剧色彩，似乎这不是政治圈，而是演艺圈。就像战争中的爱情之花一样，他们的爱情也因为障碍与危险而增加了浪漫色彩。
在曼德拉后来漫长的囚禁生涯中，他不断回味这段曾经能够牵手的短暂时光。在给温妮的信中，曼德拉写道：“你还记得你曾经做过的晚饭吗？意大利面和小镇上不知名肉店的肉末！当我一走进房间，那香味扑面而来，感染了我的味蕾。”在狱中，他不止一次自问：“一个人抛下自己的家人，辛辛苦苦地努力，却是为了让别人的家庭过得更好一些，我一直在想，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正确。所谓的政治，难道不是逃避家庭责任的借口吗？我时时刻刻都在和这些时不时冒出来的良心问题做斗争。”曼德拉的戏剧人生，也是他家人的痛苦人生。温妮是个有主见、感情热烈的女人，更何况还有曼德拉离异时带来的3个前妻的孩子。他的婚姻没有外人所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地稳定。多年后，温妮回忆这段婚姻时说，她的人生中几乎没有过家庭生活，甚至没有新婚燕尔的共度时光。“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婚姻生活。我对曼德拉的了解就是，他是一名囚犯。”她很快也卷入了政治生活，加入了妇女组织。她不羁的独立性格，冲动的决断，具有号召力的演讲才能，与曼德拉的含蓄缄默形成强烈对比。她敢于面对面地不服从警察，吼叫并激怒他们，将自己置身于冲突中。她就像充满野性的女高音，在与曼德拉稳重的男低音搭配时，有时会不和谐。曼德拉曾揶揄说，“我找了个麻烦”。这对伴侣相互强烈地吸引，但在政治上并非完全的灵魂伴侣。
我看到一张1956年叛国罪审判的被指控者合影，那就像一张毕业周年班级聚会的照片——156位白人、印度人和非洲人排成8排，统统西装领带，很多人带着微笑，竖起大拇指，仿佛将要面对的只是一场轻松的联谊游戏，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情绪。1952至1968年，非洲民族主义席卷整个非洲大陆，39个非洲殖民地宣告独立。鼓槌，已从南非外围开始敲击种族隔离制，令人鼓舞。曼德拉非常显眼，站在中间，个头最魁梧，左上角的西装口袋里还露出叠好的白手巾一角。那次审判，非国大邀请了许多著名律师，组成强大的律师辩护团，非国大的领袖还在庭上成功地阐述了《自由宪章》中种族平等的理想。虽然审判历时4年，但获释的曼德拉最终是带着灿烂笑容走出法庭的。
但曼德拉的个人命运随后便与南非的历史一起急转直下。叛国罪审判的结果，导致了当局更严苛的政策出台。黑人囚犯与白人看守间所存在的礼貌甚至骑士风度逐渐不复存在，政治氛围变得肃杀起来。1961年后，警察和法庭对任何异议的容忍度都越来越小，态度趋于强硬。“二战”后那种宽松的社会氛围随着极权的触角不断延伸，也变得冷峻，直至从制度的隔离内化为内心情感的隔离。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南非社会开始形成一种潜规则：一个人的肤色越黑越遭殃。白人社会中“最恶毒的诽谤”被认为是“你怀疑我有黑人血统”，混血种家庭里出现的外表酷似白人的成员，长大分居后，只敢在夜深人静时来探望其父母和兄弟姐妹。
1960年，泛非大和非国大组织了全国的“反通行证日”，在沙佩维尔镇，警察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69人。维沃尔德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宣布非国大和泛非大“非法”。就连曾坚决拥护通过立宪途径实现民主和平的非国大领袖，也不得不承认政府已关闭了所有和平变革的途径。英雄主义的焰火很快转变为最现实的日常生活打算：没有通行证，就无法提取养老金和邮政储蓄，也没法申请买房，人们很快排起长队补办通行证。非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殖民政府是犹豫踌躇的外来统治者，但南非不，它超级坚定。
1961年5月，一位英国电视台记者录制了曼德拉的话，那就像他留给世人的道别，此后29年，竟再也没有任何媒体得以记录他的声音。曼德拉说：“政府对待‘在家中抗议’活动的反应是，下令调动全国武装力量、武装白人团体，逮捕无数黑人，完全无视我们的和平和非暴力原则，令我们的政治斗争策略合上了一页。”被取缔的非国大做了长期部署：坦博潜出南非，到国外建立联络点和代表机构；曼德拉转向地下，组建武装力量“民族之矛”。他秘密短期出国到北非、东北非、西非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访问，向非洲领导人寻求支持，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使非国大有条件迅速在海外建立外交基地。他在英国待了3周，随后考察了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基地，最后在埃塞俄比亚学习军事技术。他推崇阿尔及利亚和古巴式的武装革命。在曼德拉那段时期的日记里，他记录道：“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借鉴印尼和中国的军事行动来击败法国，根本没有考虑到和谈。……我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读梅纳赫姆·贝京撰写的《反抗》，也读过密特朗曾领导的法国游击战的资料，还有东欧各国游击战的资料。在转入地下活动的岁月里，还读过德尼斯·赖茨的《突击队》和路易斯·塔鲁克的《人民的诞生》，还读过毛泽东的书。”他领导“民族之矛”进行了不到8个月的炸毁基础设施的斗争，1962年8月，在驾车返回约翰内斯堡的途中，他被逮捕。
1963至1964年，南非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利沃尼亚审判开庭。开庭那天，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两年多的曼德拉出现时，瘦削苍白，他的老朋友担心，会不会是监狱的规训与惩罚，侮辱了他的自尊与世故，使他退化为白人可操纵的“男孩儿”？但曼德拉证明他没有。他闪现出笑容，紧握拳头高喊“Amandla”（政权）！这赋予了他政治生涯殉道式的浪漫主义和戏剧色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一刻，曼德拉才成为具有精神力量的政治领袖。正如尼赫鲁描述甘地的那样，“他成为人民混乱欲望的象征性表达”。曼德拉被指控密谋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行政权，可判死罪。
有点超现实主义的是，很多证据竟然都表明，各方面受限的非国大，其“武装斗争”是多么业余和稚嫩。比如，代号为“Ort”的坦博与代号为“Thunder”的诺克维交换暗号，计划给代号为“包裹”和“矩阵”的自由战士空中补给，但记录员被这些暗号给搞晕了，地面一片混乱。财务也是一头雾水，经常都有这样的提问：“有国家给我们汇钱了。能告诉我是哪些国家么？”最具破坏力的是曼德拉的手迹，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在他的日记里，有比勒陀利亚监狱的逃跑路线图，有一些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笔记，有关于游击战战术的笔记，也有对以色列恐怖组织的摘抄，还有很多政治领袖传记的引语，其中还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的基础》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56年12月28日，一辆押着反种族隔离人士的汽车驶向约翰内斯堡的司法大楼，路边非国大的支持者们向他们竖起大拇指
曼德拉和西苏卢等人与辩护律师们商量，不把这次审判当法律事件，而要将其变为政治问题，利用法庭作为讲坛，自豪地阐明非国大的政治主张。1964年4月20日，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宣读了他闻名世界的法庭供述。他说明了非国大在白人统治和压迫下，如何进行了几十年的和平反抗，耐心、温和并谨慎地敲一扇紧闭的门。白人政府则无动于衷，愈加残酷地镇压，最终非国大被取缔，被迫走上武装道路。曼德拉说：“我在反对白人专政的同时，也反对黑人专政。我怀抱一个美好的梦想，那就是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均等的机会。我将为这个梦想奋斗终生，并努力让它实现。然而，如果有必要，我随时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曼德拉的原文没有“如果有必要”，辩护律师担心过于直率的挑衅会激怒法官判他死刑，建议他去掉“随时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曼德拉不同意，就加上了一句“如果有必要”。西苏卢作为第二号被告，也与原告展开机智幽默的舌战，完全不像处在被告的地位。他与姆贝基滔滔不绝地讲清了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的差异。
曼德拉他们知道，审判的灵魂不在法庭上，而在南非之外的世界。屏息关注审判的非洲与西方世界接收到了曼德拉的信号。原来抱观望态度的英国确信无疑，曼德拉不仅是非国大，而且是反对种族主义多种族联合的领袖。他们也开始改变曼德拉实际受控于共产主义的想法。英国情报机构评估，曼德拉将会是非洲大陆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英国首相道格拉斯·休谟甚至想通过私下渠道说服维沃尔德，并打算联合美国向南非施压，但又恐适得其反。不过在判决宣判前一周，英国使馆已获得消息，南非情报部门没打算判他死刑。南非全国和全世界的强大民众抗议运动，迫使南非政府有所顾忌；而且，未来，很可能还需要曼德拉来化解迟早将到来的政治危机。
1964年6月，南非法庭判处曼德拉等8位非国大领导人终身监禁，当天投入罗本岛监狱。正是在此刻，他成为英雄，笼罩在殉道者的光辉中。他留在南非人想象中的形象也许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但这种象征本身，他戏剧化的着装、语言与形体动作本身，就足以让他成为大众情感与欲望的化身，充满威力。现在，重要的是，终身监禁太漫长，要维持尊严，并努力不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