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格

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末，许多怀着复兴犹太民族之梦的热血青年在“犹太启蒙运动”的鼓舞下，纷纷走出犹太社区，接受新思想，加入到激烈的革命浪潮之中。运动发起人摩西·门德尔松希望犹太人一能冲破传统社区的禁锢，把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欧洲人，二能继续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性。但事态显然不是朝他的理想方向发展。许多犹太人在剃去鬓发，脱下传统服饰的同时，也纷纷抛弃犹太教信仰，一种极度的焦躁和不安笼罩着西方犹太社会。

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小说《外公和外孙》正是以“犹太启蒙运动”为切入点，主要讲述了恪守传统习俗的犹太教徒外公梅厄和积极投身于俄国革命的外孙傅力之间的矛盾冲突。辛格在小说中打破了犹太文学中传统的“父与子”结构模式，将叙述的重点放在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变革的探讨上。

梅厄是波兰华沙犹太社区中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做一名真正的犹太人。梅厄每天严守《托拉》、《塔木德》里的613种教规和诫律，他对犹太传统宗教节日怀有特殊的感情，除了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之外，还要敬拜除酵节、吹角节、普珥节、修殿节等重要的传统节日。这些庄严肃穆的节日如同一根神圣的纽带贯穿于一年之中，无不在梅厄的内心深处打上深深的烙印，提醒他时刻铭记犹太历史。外孙傅力是梅厄独生女儿赖泽尔的儿子。赖泽尔嫁给了一个立陶宛犹太人，因为女婿反对犹太教，梅厄遂与他们断绝了关系。老伴去世后，梅厄卖掉了他的小铺，一心沉浸在圣书中。

但是在梅厄的个人世界之外，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正在发生。辛格将小说的历史背景设置在日俄战争之后的20世纪初期。俄国在战争中节节失利，国内和周边包括波兰等地发生了激烈的工人罢工，骚乱、动荡不断，大批激进的犹太人参与其中，试图为民族出路找到新的方向。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从未谋面的外孙傅力来到了外公梅厄家里。辛格为傅力的上场做了精心的安排，“梅厄开门一看，是一个不留胡须的青年男子。这个人穿着黑色工装，格子裤，围着腰带，一手拿着书包，一手拿着一本书。”乍一看，傅力怎么都不像一个犹太人。辛格在《犹太精神和哈西德主义》一文中说过：“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一种服装款式，一种发型或任何一种外在的不守教规的行为都代表着一种言语。长发、络腮胡或短胡须表达出来的意思是短发或修得光滑的下巴所不能表达的。” 因此，他会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描绘犹太人的衣饰、外貌和日常生活习俗。外孙傅力显然是一个革命新青年的形象，与他外公“宽阔的前额，略带黄色的白胡须，穿着土耳其式的长衫，戴着两顶便帽，外加一顶天鹅绒的礼帽”的老式犹太人形象有着天壤之别。换而言之，我们很难在傅力身上感受到他的犹太性。   

果不其然，梅厄在深入接触、了解外孙后，发现两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关于上帝是否存在。傅力认为上帝只不过是空气，摩西根本没有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也没有红海分裂、西奈山上授予“十诫”；梅厄则坚信上帝的存在，认为永恒的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公正慈悲，仁爱善良，磨练心智，使人向善。第二，关于犹太人的未来命运。傅力呼吁犹太人必须觉醒，依靠个人的努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产品按需分配的新型社会；梅厄则相信一切都是上帝注定的，犹太人唯有虔诚地祈祷，救世主“弥赛亚”才会降临圣城耶路撒冷，从而结束犹太人的流亡生涯。第三，关于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傅力号召犹太人为事业而战，为理性而战，必须要用武力赶走剥削者，哪怕付出血的代价；梅厄则认为凡人无权判处别人的死刑，流血革命是有违上帝旨意的。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梅厄代表了犹太人虔诚的往昔，一生都在为灵魂的纯洁而含辛茹苦。正是有了梅厄这样的老式犹太人，“犹太精神”才得以代代相传，对于一个没有自己领土的民族来说，这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至于傅力为代表的革命青年，美国著名犹太学者欧文·豪认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常常带有绝对教条主义色彩，并不符合群众的需要”。辛格的观点与之相近，他觉得民主革命这一形式并不是每个民族都适用。当革命蔓延到犹太社区内部后，如果犹太人一味地想摆脱传统生活习惯，那么他们的身心可能会获得解放，但这批人的灵魂则流亡了。如果每个犹太人都能做到独善其身，恪守“犹太精神”，那么犹太民族哪怕遭受再大的苦难，也能在废墟中找到存在的价值。虽然暴力革命有为犹太民族带来新希望的可能性，但在革命的过程中“犹太精神”将会消失殆尽。傅力的身上就明显体现了这一点，他不信上帝，读的是经济学的著作，满口武装斗争、民主、自由、平等。

随着“犹太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各种始料未及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包括辛格在内的许多犹太思想家逐渐开始反思：启蒙对人性、人文思想的科学解释，可能会产生机械主义世界观；旨在使人类摆脱愚昧的科学，可能会导致科学主义；理性则可能会被工具化，最终服务于战争和暴政。与此同时，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等词汇建构成一套高度统一的“宏大叙述”，成为许多启蒙主义者的惯用语，他们迫切渴望用这套先进的话语体系改变眼前的旧风貌。这样一来，“宏大叙述”很容易变成一种“讹诈”，完全接受它就等同于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文中的傅力显然接受了这套现成的话语体系，并将其作为“话语主体”，完全沦为“真理”和“常识”的传话筒，从而忘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和本民族悠久的历史、宗教传统。这在辛格看来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可以说，辛格在《外公与外孙》中表现出的“反启蒙”主题，对许多处于变革中的民族都有深刻的警示性。他借梅厄之口道出了自己的担忧：“可是犹太人一旦放弃《摩西五经》，便成了异教徒，也许更坏。救世主怎么能来呢？很可能这一代整个儿成为罪孽深重的一代。”辛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所有犹太人深思的问题，即在背弃“犹太精神”的前提下建立一个领土意义上的国家，这样的冒险行动对犹太民族是否有价值？

辛格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着重描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示威游行，他似乎想通过文中主人公的最终命运，劝慰傅力式的犹太青年放弃激进的革命念头。耐人寻味的是，辛格并没有直面描写示威游行的场景，而是通过梅厄在自己屋里听到街上嘈杂的示威声后产生的联想画面大致还原游行的原貌。辛格这样做的目的正是想减弱革命的意义和影响力，身居陋室的梅厄对游行示威和革命结果丝毫不关心，他所在乎的是“这些孩子，他们都是由妈妈十月怀胎、生育、抚养长大的，而现在他们却躺在污泥里，在死亡的痛苦中扭动着身躯。”梅厄身上的“犹太精神”此刻化为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不幸还是如期而至，梅厄在深深的忧虑中迎来了外孙傅力被俄国警察打死的噩耗。傅力短暂的革命道路走到了尽头，给晚年凄凉的外公平添悲伤痛楚。

辛格曾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告知世人：“犹太人的传统语言意第绪语中没有任何关于武器弹药、军事演习、战术等方面的字眼。”意第绪语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犹太人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因此，辛格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希望当今犹太人能摒弃激进的政治暴力，共同守护“犹太精神”，重回父辈的传统之中。这个观点恰好与20世纪德国著名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倡导的“文化和精神的犹太复国主义”不谋而合——犹太人如果在精神上失去了自我，在文化上屈从于浅薄，那么犹太民族就仍然会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因此，犹太人必须以精神立国，靠文化兴族。犹太精神复兴之日，就是犹太民族强盛之时。令人深思的是，马丁·布伯的这个观点是针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而言的，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正是傅力式的革命者誓死奔赴的方向。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辛格对于暴力革命的理解有着睿智的前瞻性。

 

作品简介：

《外公与外孙》是辛格的短篇小说，中文译本收录在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辛格短篇小说集》中。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美国作家。出生于沙俄统治下的波兰，祖父与父亲都是犹太教的长老。他从小接受正统犹太教教育，学习希伯来文和意第绪文，熟悉犹太教的经典和宗教仪式以及犹太民族的风俗习惯等，这一切都铸就了他作品的重要特色。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莫斯卡特一家》（1950）、《庄园》（1967）、《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