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
伍迪·艾伦（Woody Allen），这个其貌不扬、神经兮兮的闷骚小老头，却是电影史上最有意思的编剧兼导演兼演员之一。关于他，人们最爱拿出来津津乐道的或许是以下三件“大事”：从60年代末开始一年搬出一部电影，1977年理应风风光光拿奥斯卡的时候却宁愿躲在小酒吧里吹单簧管，讨了前妻米娅法罗（Mia Farrow）的养女宋仪Song-yi Previn做老婆。最后一桩事情在当时（90年代中期）闹成官司炸开了锅，反而使作品好玩但一向只是小卖卖的伍迪在几近身败名裂的底线上方0.01厘米处变成超级大名人。1995年接受采访时他说：“如果要给年轻人提点建议，那就是一定要坚持主见。无论别人怎么说你，怎么写你，不用去理睬，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好了。”
水深火热时酸溜溜的言语，倒有几分他本人从小到大写照的味道，他的确是一直埋头走属于自己的路。伍迪·艾伦本名艾伦·司徒亚特·科尼斯伯格（Allen Stewart Konigsberg），1935年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并不富裕的犹太家庭。那个时代的大人们尚未听说过所谓“皮肤癌”，认为小孩子多晒太阳会长壮，但小伍迪却只喜欢成天泡在黑呼呼的电影院里，为此没少惹大人生气。他一部部地看美国片，后来又领略了不少欧洲作品。不过那时候伍迪还没想过要投身电影事业，只是将看电影视为同吹单簧管，练习变戏法以及乘车去曼哈顿玩耍一样自然的消遣。但这样经久的浸淫与积累，对他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人的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身边同龄的孩子们开始规划未来时，很有喜剧天分的伍迪也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写笑话。他把自己创作的笑话投稿给报社，反响很好，他也因此得到一份笑话专栏撰稿人的工作:每天下午放学后，便搭地铁去曼哈顿上班，一路就能写出20多个笑话。17岁，伍迪被NBC电视台延揽为专职编剧，周薪高达1600美元，同每小时赚55美分的邻居孩子比起来，俨然是小富翁了。高中毕业后他进纽约大学。不知那“我念纽约大学哲学系时，期末考试交白卷，结果教授给我一个A”的犬儒式笑话是真是假，总之一学期后他便退学，继续在NBC工作。1962年起，凭着那种融合了羞怯态度和机智光泽的独特魅力，伍迪开始做个人脱口秀形式的喜剧表演。秀场上的耀人表现为他赢得“知识分子的喜剧先锋”称号，使他对前途充满信心，开始写下第一个电影剧本《风流绅士》作为编剧，他参与了整个拍摄过程，却被典型的好莱坞作派吓得心惊胆战，认为自己的意图无法得到体现。噩梦般的经历结束后，伍迪发誓除非亲自导演，绝不再写剧本。由此踏上专业电影人的旅程。
伍迪的电影，是纽约知识分子对爱与死、政治与社会的幽默叙述和深刻写照，具有很强的风格。
他热爱纽约，却避而不拍那些高楼大厦自由女神像，只是一笔笔描绘寻常街巷的风情:黄色出租车，墙上的涂鸦，欧式的砖房，消防楼梯，街角书店，当然也少不了来往的行人……这一切都赋予他的电影极细腻的质地感。
他对技术几乎不屑一顾。认为技术只是表现情节的工具，不必要太费心血在上面。这并不代表他的作品沉闷无趣，相反，它们往往都是“奇招尽出”的魔术秀。比如早期作品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里的时空转换，《性爱宝典》（Every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sex but were afraid to ask）这个片名本身就很怪诞。在个人风格成熟之作《安妮霍尔》（Annie Hall）里，Alvy和Annie对话时，通过字幕泄漏两人内心的真正想法。两人床戏时，Annie“分身”坐在床边旁观。90年代早期作品《爱丽斯》（Alice）里的隐身术，中期作品《伍迪爱美神》（Mighty Aphrodite）里时不时出现并与主角Lenny对话的古希腊合唱团;而2001年那部Curse of the jade scorpion里，干脆就直接冒出来个魔术大师。伍迪还常常会在电影里面里对观众现身说法，与观众谈心，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电影形式开放灵活，具有浓厚的实验性。
他在自己构建的小天地里经营着一段段笑料，笑料背后，是深切的思考与探索。他喜欢讨论物质饱和后，精神的空虚与灵魂的挣扎，很注重心灵的无穷变化、人际关系多种衍化以及对生活意义的反复思辨。所以在看他的电影时，往往觉得罗嗦又好笑，结束后，又常常容易陷入若有所思。就这点来说，他的作品便同普通的插科打诨轻松区分开来。还记得《爱与死》（Love and death）里，Diane Keaton在得知丈夫死讯后的那句话么？“O well，let’s go eat!”（“哦，这样啊……我们还是吃饭好了!”）轻描淡写一句，放到整部片子里却要命地沉重，要命地经典。
最近《时代》周刊的资深影评人Richard Schickel出版了新书《伍迪·艾伦的电影人生》（Woody Allen，A life in film），其中包括《午后之艾伦》（Woody in the afternoon）长文一篇以及他对伍迪长达4小时的采访实录。其中伍迪依然敏感可爱，一副真诚而谦逊的艺术家派头:总是觉得自己的电影这里不足那里又不够好，意图和思想表现得总是太弱，对不起观众。“It’s my failure……it was my fault……”（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印象很深的有两段话:“大家都说《开罗紫玫瑰》结尾如果是喜剧会更讨好，但正因为它以悲剧收场，我才决定拍它。”“我一年拍一部电影，因为这样便能在电影中度日。故事是我写的，我和其中各种人物一同生活。我挑选演员，电影背景成了我的生活背景。故事或许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夜总会，也可能是在现代，无论怎么样，我能在自己构造的世界中过上10个月。如此便是我违抗现实的方式，或者说，惹不起它我总躲得起么……电影取得成功我自然会高兴，但假如它不受欢迎，我也无所谓。毕竟于我而言，整个过程中最美妙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第5-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