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这是丘吉尔1945年7月辞职前在唐宁街发表的最后声明。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向学生们以《欧洲的悲剧》为标题进行演讲，提出“胜利者欢欣鼓舞，失败者绝望沉默，这就是我们聚集在众多古老国家和民族之中的所有欧洲人的处境，这就是日耳曼人各族在相互残杀使浩劫蔓延所得到的一切……我们必须创建一个类似欧洲合众国的组织。只有这样，千千万万辛辛苦苦劳作的人们才能够重新获得淳朴的快乐和希望。这个过程并不复杂，所需要的只是亿万男男女女的决心……所以我对你们说：让欧洲站起来。”

后来丘吉尔又多次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提到“欧洲合众国”这一概念，还特别点名提醒法国、提出欧洲联合的基础在于法德两国的和解：“创造欧洲家庭的第一步必须是法国和德国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只有这样法国才能恢复对欧洲的道义上的领导作用。”

从哈布斯堡到普鲁士，无论法国东邻的这片地区冠以什么名称，向来都会被英国用做抑制法国、调整欧洲大陆天平的一个砝码。这一点已经成为公开的游戏规则。尽管如此，丘吉尔的倡议未尝没有诱惑力。恰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热尔贝所说：“美国人和俄国人在易北河会师，这种相会意味着欧洲隐退消失了。”

1944年8月26日，自由法国领袖戴高乐（左）与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第二排留胡须者）在法国第二装甲师将军皮埃尔·科尼西（右）陪同下，在刚解放的巴黎检阅第二装甲师

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建立后，就有各种候选人前来竞争“欧洲概念”的首创权。1997年，英国国际事务学家劳夫兰德（John Laughland）出版专著《被污染的源泉》（The Tainted Source），副标题“欧洲概念的非民主根源”道出了全书的主旨。劳夫兰德提出，最初倡导欧洲统一的人物中甚至有希特勒这样的人物。1936年希特勒曾告诉帝国国会：“在窄小如欧洲的一栋房子里，幻想各个民族共处的社会可以长期保持不同的立法制度和法律概念，这真是不智之举。”

2003年，柏林历史博物馆关于欧洲统一史的特展以这样的定论拆除了这道“炸弹”：“希特勒的理论建立在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和征服的基础上，而现代欧洲则根基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即便如此，在欧洲过于刻意强调自己祖先的“大一统”理念还是危险的。但法国的学者们似乎不以为然。2002年，法国《历史》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拿破仑——真正的欧洲之父》，题图为拿破仑头戴饰有欧盟徽章的帽子，正横跨阿尔卑斯山。根据文章论证，诸如联邦法、共同市场、取消边境乃至鼓励人权等现在欧盟的许多特征都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在法国，这种想法甚至不只局限于流行的历史杂志。时任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Dominiquede Villepin）也在当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说：“历史已经证明拿破仑关于未来欧洲大家庭的远见。”法国的历史学者们甚至提出：拿破仑自己毫无疑问认为他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欧洲人。因为拿破仑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无惋惜地说：如果他打赢了俄国战争，“欧洲很快就会是一个民族，任何人走到任何地方都将发现自己在同一祖国，而且巴黎将成为世界之都，法国人将成为各国人羡慕的对象”。

法国的历史学者之所以敢于如此直白地为拿破仑与欧洲统一的目标正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人一直认为拿破仑并非单纯的皇帝，而如同丘吉尔一样是国家的英雄。然而海峡那边的丘吉尔却是从一开始就把英国从欧洲统一的棋局中摘得干干净净。丘吉尔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名言是：“我们同欧洲在一起，但不是其组成部分。我们对它感兴趣，同其联系交往，但不能被并入或同化。”丘吉尔之所以把英国排除在欧盟之外，是因为在他看来，英国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版图遍及全世界的大英帝国的首脑。作为一个成员国参加欧盟，与英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1950年6月27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由于我们处于英帝国和英联邦的中心地位，并在英语世界里与美国有兄弟般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欧洲联邦制度中成员国的地位。”

对于欧盟来说，真正具决定性意义的务实事件发生在1950年。1950年5月9日《法国宣言》发布，宣言的起草人是法国人莫内（Jean Omer Marie Gabriel Monnet）。自17世纪起就延续下来的法国独有的“葡萄酒－干邑外交”模式再次在冥冥中发挥作用：莫内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省的科涅克市（Cognac），科涅克市以出产干邑白兰地著名，此地的白兰地商家大多为百年老店，血统多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与当地法国居民的混血，自古就扮演着为英吉利海峡两边在各种方便或不便的时候沟通有无的传统角色，而莫内正是出身于白兰地酒商家。莫内提出：以解决欧洲的煤与钢问题作为走向联合的突破口，把法德两国的煤炭、钢铁资源置于一个超越国家的管理机构下，对煤钢资源共同开发和使用，并且该机构也吸纳欧洲其他国家参加。

丘吉尔自1946年起向法国人游说“欧洲联合的基础在于法德两国的和解”。时至1951年，真正体现对法德煤钢资源共同开发和使用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出台时，英国却拒绝加入。这还只是英法之间以欧盟为筹码的较量的开始。1954年，法国政府拒绝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英国人在对岸看得不无欣慰，因为在英国看来，欧洲其他国家发明欧洲防务共同体主要是为了取悦法国。据说，法国人希望德国军队可以一方面足以强大到击败苏联，另一方面又足以虚弱到受制于卢森堡。自1961年起，英国三次申请加入欧盟，但直至1969年戴高乐辞职后才经过3年的谈判于1973年进入欧盟。戴高乐在1963年1月不批准英国的申请时明确表示：如果让英国及其“外七国”伙伴加入，就意味着最终会出现“一个依赖美国并由美国领导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在戴高乐眼中，英国就是美国安插在欧洲共同体里的一匹“特洛伊木马”。

 

对于戴高乐的这点盘算，意大利史学家、政治家巴尔奇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给战后的法国“编造胜利”、为了用一个“共同的巨大威胁”让法国人暂时忘记他们骨子里对争吵的爱好，戴高乐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在其同胞心中恢复骄傲以及民族使命感。没有德国，戴高乐就得指定另一个目标来做敌对国家。他不能选择苏联，因为那里已经是北约和美国的竞技场，有悖戴高乐“欧洲人的欧洲”的底线。最终戴高乐选择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一措辞，不仅是因为它暗示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亲密的种族关系，甚至还暗示了两个国家在理想和希望方面的和谐。巴尔奇尼说：“戴高乐认为英国人背信弃义不可信……害怕英国会以无耻的间谍和狡猾的官员渗透进来，背着欧洲同美国搞‘特殊关系’，以他们的权威引导欧洲，最后悄悄把这个组织变成英国的领地。”“另外如意大利以及一些较小的国家……在一开始就非常想要英国加入。他们希望英国能够抗衡法国的影响……他们还认为英美‘特殊关系’根本不是戴高乐眼中的一种损害，而是大家的便利。欧洲的观点在用轻微踌躇的上等阶级英语口音加以表述时，可以在华盛顿解释得更清晰，同时有希望得到更尊重的对待。”

无论如何，在法国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策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如同法国政治学学者罗杰（Philippe Roger）2002年的著作《美利坚敌人》（L'Ennemi Americain）所言，成为法国执拗的反美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不过戴高乐倒也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威胁论的发明者，更早的警告来自法国地理学家德莫兰（Edmond Demolins）1879年出版的随笔集《盎格鲁－撒克逊人凭什么高人一等？》：1870～1889年，法国人发现继从历史典籍领域向人类学领域的转移后，“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再度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仅仅限于为美国内部的种族人群的区分和分级做担保，而是提供了一种全球性的角色重新分配方案，其中英美这一对显然将成为主角……法国将被排斥在这个共同体之外，继而成为它的牺牲品”。

1951年3月19日，欧洲统一运动“总设计师”让·莫内（桌边左二）率法国代表团在巴黎与西德、意大利、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签署“舒曼计划”。计划的起草者为时任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中坐者）。基于这一计划，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这是欧盟的最早雏形，当时英国拒绝加入

戴高乐强调说，西欧的“自然的和道德的中心正是法国”，因此“只要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共同体就无法形成”。丘吉尔则始终强调：“英国是和欧洲在一起的但是并不属于它，英国同欧洲联结在一起但是并不包括在里面。英国与欧洲命运攸关和息息相通但是绝不能被吞掉……英国不只属于一个洲而是属于所有的洲，不只属于一个半球而是属于两个半球，既属于新世界也属于旧世界。”欧盟最后选定“蓝天金星旗”作为旗帜，圆桌式的布局看似是对两家都做了让步，其实却另有玄妙。由于旗帜的设计诞生于1955年，最初是由欧洲煤钢共同体设计，当时坚持置身于外的英国当然参与不了什么意见。事实上，当时该组织只有6个成员国，蓝底上之所以由12枚金星组成圆环，是因为灵感来自欧洲文艺复兴宗教画上圣母的“十二星冠”。“星冠”的构思象征欧洲民族的完美统一，1986年盟旗正式使用时，成员国恰好12个纯属偶然。“十二星冠”的出处源于《圣经·启示录》：“这时，天上出现一大异象：有一女子身披太阳，脚踩明月，头戴十二星辰的冠冕……”异象中的这个女子通常被解读为圣母，加上身披太阳，法国人显然又捡了个便宜。胸怀大志、远望五洲的英国直至1973年才接受苛刻的条件进入欧盟，最后只算得在旗子边上凑一颗星，颇令人想起“二战”期间英国驻柏林大使达伯农勋爵的自嘲：“英国人在智力发挥得最好的时候，往往总是为时过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