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间谍小说

约翰·巴肯

安东尼·马斯特斯在《文学特务：当间谍的小说家》一书中，用“文学特工”（Literary Agents）这个习语来指代那些曾在英国情报机构任职的著名小说家们，诸如萨默塞特·毛姆、格雷厄姆·格林、伊恩·弗莱明以及约翰·勒卡雷。除去大英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垄断国际间谍活动这一缘由外，我们还会注意到几乎英国的所有间谍小说家都曾受过高等教育，这都得力于英国军情六处（MI6）的资深负责人、老牌间谍奈特的用人原则——这或许是他们从情报机构退役之后，选择作家这一行当的优势之一。

无可否认，间谍故事在英国大众文化语境中享有特殊位置，以至于《牛津英国文学词典》专门辟出Spy Fiction一节，讨论间谍故事的历史脉络。19世纪中期以降，随着不列颠全球殖民征服与拓展的全面铺开，那些为了日不落帝国利益，身怀绝技，不循常理，在第三世界出生入死的冒险家也变成了文学描述中的正面形象，而随着20世纪初欧洲诸大国迅速滑向结盟与战争的大趋势，英伦三岛上的紧张与焦虑也创造了一批最初的成熟间谍小说，诸如1903年英国作家欧斯金·查尔德斯的小说《沙漠之谜》以及1915年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三十九级台阶》

从一开始，所有的主人公（间谍）都处于某种“被排除在外/受冷落”（out in the cold）的境地，在伪装自我、完成使命与真实存在感需要之间尴尬地摇摆不定。就影响力而言，或许“邦德”系列的作者伊恩·弗莱明依旧是最为有名的间谍小说作家，他本人曾担任海军情报局局长约翰·戈弗雷上将的私人助理，曾为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做出过贡献的履历成功地弥补了文笔上的不足，而其笔下的“007”詹姆斯·邦德也成了上世纪50年代“冷战”初期风雨飘摇背景下的英雄：极端睿智、勇敢，对女性极有诱惑力，善于摆弄精巧的小装置，永远克敌制胜。

“冷战”的持续升温与英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逐渐瓦解，都为间谍文学提供了更多的叙事角度与素材：1963年春，英国陆军大臣普罗富莫（John Profumo）深陷色情交易，向苏联泄露情报的丑闻曝光，随后，英国贵族、军情六处领导人菲尔比（Kim Philby）实则为克格勃间谍的消息不胫而走。在这种现实惶恐造就的文化消费中，英国间谍小说日益兴盛，派生出多种支流，主人公形象也日益多元。由著名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创作，头顶“有史以来最好间谍小说”的《柏林谍影》中的主角利玛斯是个“反邦德”式的人物：婚姻失败，酗酒成性，蔑视组织机构，在某些时刻谈吐愚蠢，而且极端固执。

1992年，随着“冷战”结束，英国作家们吃惊地发现，一夜间，自己笔下的特工们已经没有用武之地，“再没有俄国熊可以追猎，也不必在床铺和地板之间搜索赤色分子”。约翰·勒卡雷在日记中写道，来自中亚与中东的极端恐怖分子、国际军火商与贩毒大亨成了新的反派，而这些明显削弱的目标似乎配不上邦德式的超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