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子民
在鲁迅脍炙人口的文章《藤野先生》中，嘲笑了那些脑后拖着辫子的清国留学生——他们把头发盘得像“富士山”，而又为了赶时髦，在留学生会馆里笨拙地学跳舞，以致把地板踩得震天响。鲁迅来日本的时候也留着辫子。对于辫子，他的内心充满了痛恨与屈辱感。他在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余》中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当时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辫子，也极尽嘲笑，称其为“猪尾巴”。在鲁迅看来，这条“猪尾巴”不仅是旧中国野蛮的象征，也是民族屈辱的象征。
1896年中国人开始留学日本，那正是甲午战争刚刚失败后。对于中国人来说，“留学日本”从一开始就不仅标志着现代化程度或文明程度的差异，并且包含着国家关系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留学行为本身成为现代国民国家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鲁迅在这个背景下来到了日本，而那个辫子，则始终提示着他作为“弱国子民”的身份。
1900年前后，日本课堂学生上课的情形
鲁迅剪辫子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剪完后，他马上去找许寿裳。“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啊，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许寿裳对此印象深刻。鲁迅仿佛有了脱胎换骨的轻松，他写了一首《自题小像》送给许寿裳，最后两句便是著名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在留学生中，剪辫子成了革命的标志。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回顾：“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后来死在西牢里。”
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字克强）当时也在弘文学院，他却没有剪辫子。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里记下了对他的印象：“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唯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地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鲁迅到日本这年，清国留学生们在神田骏河台租了房子，建立了留学生会馆。大概位置在今天的神田骏河台2丁目9番地，从地铁御茶之水站出来，向南过神田川，右转就是。
从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明治时代东京街道风光画中，可以看出当年的神田骏河台是一条东西向的街道，路北的沿河一带淡烟笼渚，林木蓊郁，一座座两层的和式小楼掩映在袅娜婆娑的绿杨影里。清国留学生会馆就是其中一座。它东距御茶之水桥只有200多米，再向南就是明治大学的猿乐町校区，西侧是东京外语专门学校，南面隔一条马路，是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附属音乐高等学校，再往南几步到神田骏河台的另外两个丁目，就是日本典型的学校街。
比邻而设的就有日本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顺天堂大学、中央大学、文化学院、日法学院、骏台预备学校等七八所学校。这一带的街道安静清洁，往来的都是莘莘学子，颇有洙泗之风。可惜的是，会馆原址于1935年1月毁于大火。
鲁迅只记录了会馆的娱乐功能，这里还是学生们办杂志、搞革命的活动中心。孙中山后来的秘书冯自由甚至认为，其地位堪比“美国之独立厅”。他在《革命逸史》中写道：“馆址设于骏河台，外观颇宏伟，由各省学生开全体大会选举干事若干名以处理之。开幕之日，鄂省士官学校学生吴禄贞宣布开会辞，谓此会馆之于中国，无异美国之独立厅云。会馆成立后，以经费支绌，乃请清公使蔡钧拨款补助，蔡钧要求须将中国二字改为清国，始允所请，干事会不得已许之。”
会馆成立后，这里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集会活动地，如抗议限制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和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的两次集会均在这里举行。这里还办有专为留学生补习日语的日语讲习所。此外，这所会馆还是留日学生们从事报刊出版活动的重要基地，其中就包括弘文学院浙江学生们办的《浙江潮》。1903年，鲁迅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署名自树。这是鲁迅第一篇用铅字排印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是他文学活动正式的开端。
后来他谈到这篇，说：“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接着，鲁迅在《浙江潮》上还发表了《说鈤》（署名自树）和《中国地质略论》（署名索子）两篇文章。
当时，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就应该撤军了。只有俄国一直拖着，拒绝从东三省撤军。1903年4月18日，俄国还向中国提出7项新要求。这事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应。4月27日，上海张园开了拒俄大会，接着，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开了大会，提出拒绝俄国的要求。在东京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也组织起了拒俄义勇队，日日操练，还打电报给北洋大臣袁世凯，请隶其麾下，求其援助。一时颇为热闹。
鲁迅就是为了响应拒俄运动写了《斯巴达之魂》，他要借歌颂温泉关战役中的斯巴达的英雄，来激励自己的同胞。
鲁迅在弘文学院时期还加入了光复会。浙学会本来是在杭州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团体，1903年10月，在东京的浙学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商量把活动方针由过去的单纯宣传革命，转换到武装起义上。随后，光复会1904年冬在上海正式成立，东京也成立了由王嘉负责的支部，鲁迅的同学许寿裳和沈瓞民都加入了。沈瓞民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和许寿裳去找周树人入会，周“毫不犹豫，欣然同意，其意志极为坚决”。
来日本不久，鲁迅的政治选择就倒向了革命派。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于“革命人”。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曾经向我说过，他在晚清搞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将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
实际上，在此后的活动中，鲁迅与政治之间基本保持了这样一种关系。
国民性
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普遍的焦虑，纷纷寻找出路，以免亡国灭种。这时，梁启超先在横滨办《清议报》，1902年起改出《新民丛报》。这在当时，都是影响极大的刊物。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做了这样的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鲁迅在这种革命的焦虑中，一边去弘文学院学日语，为进入专门学校做准备，一边还去中国留学生会馆，跑书店，听演讲。他不仅经常读《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同时也是梁启超创办于1903年的中国最早的文学杂志《新小说》的忠实读者。周作人在日记中记录，他经常收到鲁迅从日本给他寄来的这些报刊。
鲁迅到日本这一年，梁启超在其《新民丛报》上开始连载他的《新民说》。梁启超在这部著作中从日本引入了“国民”的概念，他认为：“新国家”的建立有赖于“新国民”的出现，中国人要从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有了新思想，才有可能培养出有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的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所以要通过学习西方思想，来打破传统的束缚，使民智大开，从根源上来医治国民的灵魂，这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所在。
1902年11月，梁启超又写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发表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当时尚没有“社会”这个概念引入和翻译，所谓“群”即“社会”。这篇文章讨论的就是小说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梁启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报馆、图书馆、演讲都起了重要作用。他强调只有通俗和社会化的文化作品才能被群众接受，而首当其冲的，就要倡导新小说，而在传统中国文学中，小说的地位远远低于诗歌和散文。梁启超呼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梁启超接受了18世纪以来发源于西欧的文学革命的思想，即文学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工具，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推进民族独立的手段。梁启超正是引进和发挥了这种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对我说。
在弘文学院时期，鲁迅就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怀亡友鲁迅》中，许寿裳说，他在弘文学院时代曾和周树人经常讨论三个问题，即：“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
虽然政治选择倒向了革命派，但鲁迅并没有简单地认同“排满”是拯救中国的方法。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他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这样记：“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这些阅读与思考也都是以国民性问题为原点的。
日本学者北冈正子认为，直接对鲁迅国民性思考形成启发的，是弘文学院校长加纳治五郎与湖南的旁听官员杨度的几次对话。
鲁迅入学约半年后，1902年10月，弘文学院举行了因等待加纳治五郎回国而延期了的第一次毕业典礼。毕业生是湖南省派遣来的速成师范科的学生。湖南省的游历官员杨度在日本考察国民教育，全程参与了速成师范班的课程，并参加了毕业典礼。
加纳治五郎认为，中国应该和平渐进地推进改革，最当务之急是推进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即应以国民教育、小学教育为基础，在此之上建立专门教育。普通教育由德育、智育、体育构成。普通教育的目标，即在于培养具备国家一员资格的国民。而大学教育应该在普通教育普后再着手。
对此，杨度提出了如何使教育为中国的救亡发挥作用的问题，他将其称为“精神教育”。杨度将明治维新分为前后三个阶段：开国前的第一阶段中，国民的保守性很强；学习了西方思想文化后，自由民权说开始风靡社会；第三阶段即现在，则倾向于国粹保存主义。杨度认为，中国现在处于第一阶段，所以该学习日本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养成加纳治五郎所说的“养成国民之公德”，即不服从于强力，而服从于“公理”。
受此启发，加纳治五郎谈到了对中国考察的印象，认为中国人“损人利己”已成习惯，“认为中国教育以养成公德最为当急”。最后杨度认为，这些劣根性的由来，是因为“奴隶根性之幻想”，国人奴隶性重，“唯之仰人以自存，不谋自立之道。不知自立，故不知‘立人’”。杨度所说的“立人”，即指作为人的独立性。
杨度与加纳治五郎的谈话后来刊载在1903年2月的《新民丛刊》上。北冈正子认为，鲁迅对国民性思考的源头，应该诱发于杨度与加纳治五郎关于“精神教育”的讨论。
鲁迅在日本与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最终也追究到了“奴隶性”问题上。鲁迅认为，奴性的形成在于“中国”经历了两次异族入侵，做了两回奴隶。
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心理素质，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的民族特性。中国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有些什么特点，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比较起来又有什么缺点，这些问题鲁迅苦苦思考了一生。
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还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国民性做了对比，他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在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1904年夏天，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带着对国民性的思考，他去了仙台医专。
鲁迅（前）和仙台另一名中国学生施霖的合影（摄于日本仙台）
去仙台的理由
仙台不大，从城东的仙台站到城西的青叶山只有2.5公里左右，徒步40分钟就可以横穿城市。1602年，大名伊达政宗依托青叶山修建了青叶城，是为仙台之始。现在，仙台有两座伊达政宗的雕像，而鲁迅也有两座雕像，此外还有一座纪念碑。鲁迅之于仙台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仙台博物馆不仅陈列了他的雕像和纪念碑，还有专门的宣传页介绍。
仙台博物馆的鲁迅之碑，建于1960年，中日邦交还未恢复。碑身用宫城县稻井出产的玄昌石筑成，高4.5米、宽2米、重10吨，由前东北大学工学部教授饭田须贺斯负责设计，仿汉碑样式，上端中尖，下有碑座，全形如短剑指天。碑石上部为直径1米的圆形浮雕，仙台本地的雕刻家翁朝盛雕像，中部由郭沫若手书“鲁迅之碑”4个大字，下为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内田道夫撰写的碑文，由稻井名工白银茂雕字。浮雕采用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前11天照的侧面半身像，那时的鲁迅面容清瘦，手指夹着香烟，从容笑谈。
之所以选择这张照片，不仅因为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相片，同时又要突出他抽烟的习惯。在《藤野先生》的结尾：“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便是在仙台读书的时候。根据许多同学回忆，也说他沉默寡言，有空就不停地吸着“百合”牌香烟，像是在思索什么问题。
1904年，鲁迅选择了仙台医专去学医。他在后来的《呐喊·自序》中解释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按照这个说法，鲁迅去仙台学医有三个原因：第一，学成后可以救治病人；第二，战争时可当军医；第三，宣传科学，改造国人的信仰。那么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根据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体系，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两年后，按规定具有了中学毕业资格，如果继续求学，有两条出路：一是经考试进入高等学校，再进入帝国大学；二是直接进入各类专门及实业学校。1904年，全日本还只有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这两所高等学府，在校学生总数5256人，也就是说，两校合计每年招收只有约千余人。鉴于这样的情况，从日本文部省到高等学校自身，对中国留学生进入高等学校都持慎重的态度。鲁迅如要进大学深造，须先进高等学校学习3年。对中国学生而言，进入高等学校，不仅要参加考试，而且要有中国驻日公使的推荐信。鲁迅如果想要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采矿冶金学科，继续他在南京所学的矿物专业，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鲁迅可选的就是进入专门实业学校了。
弘文学院的日本教员江口曾建议鲁迅去医学专门学校，当时全国公立与私立的医学专门学校共有10所。公立学校中，离东京比较近的是千叶县的金泽医专，而鲁迅却选择了更远的仙台医专。仙台在东京的东北，属宫城县，路程约400公里。今天只需要花上1万日元，搭乘新干线，一个半小时就能到仙台。而当年鲁迅坐车则花了12个小时。鲁迅为何舍近求远？
鲁迅留学仙台时的同班同学半泽正二郎早就怀有疑问：“至于为什么来仙台，并且选择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那是难以理解的问题。当时，东京先设第一高等学校，而后仙台才设立第二高等学校；陆军师团，东京是第一师团，仙台是第二师团。”
鲁迅的同学沈瓞民在1961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给予了解答：“后来鲁迅决定学医，想进一个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医专，王立才告诉鲁迅，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地处偏僻，无一中国留学生，鲁迅便决定去仙台。”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也说：“本来在千叶和金泽地方，也都设立有医学专门学校，但是他却特地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也许去仙台，对于青年鲁迅的意义并非仅仅是学习医学，同时也是为了逃离中国留日群体。而后者似乎更重要。“鲁迅后来说的是事实，但不是真实。”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院教授尾崎文昭告诉我，“那是十几年后写《呐喊·自序》时的心态，但未必是当时的真实理由。”
与其他有留日经历的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等不同，鲁迅回顾日本生活的作品很少，只有《呐喊·自序》、《藤野先生》等几篇。他似乎在回避着什么。
而检索鲁迅有限的学生生活的文字，清国留学生的形象总是负面的，除了头顶的“富士山”，在写于1926年《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中还“刻薄”了留学生的“胃”。他这样写道：“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
鲁迅不仅看不惯他们的辫子，看不惯他们跳舞，对炖牛肉也有意见。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内心深处对于弱国子民的屈辱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的分析：“鲁迅从留日初期开始就面临着国家认同的内在矛盾。民族主义精神在他这里未能与现实生活中对国民的认识统一起来。相反，二者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对立——热爱祖国却厌恶某些同胞，国家与国民因此无法获得同一性。这种厌恶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离开东京前往尚无清国留学生的仙台。于是去仙台留学本身成为鲁迅逃避同胞的一种形式。”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他来到仙台是物以稀为贵：“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
这个监狱旁的旅店就在东北大学正门外，片平町原8丁目52番地，是一座二层的木板房。临街也有一块用玄昌石立的纪念碑，写着“鲁迅故居迹”5个字，同样是郭沫若的手笔。鲁迅当年的房东叫做佐藤东喜志，是旧仙台藩的下级武士。鲁迅刚来时住在二楼，楼下短期租给从外地来探监的犯人的家属。不过院子却很大，灌木丛生，枫叶如丹，还有3株高耸云霄的榉树，老干攀满了藤萝。房子后面是悬崖，下面是蜿蜒曲折的广濑川，卵石纵横，浅水见底。对岸是青叶山，如同一座彩色大屏风，深秋的风在河谷中掠过，顾盼之间，风景确实很美。
现在的屋主叫做竹中正雄，门牌也换作了片平町1丁目11号。对面也不是监狱，而是放送大学的校园。鲁迅后来搬到了宫川信哉经营的旅店，土樋町158号。不过这里早已拆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