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东京街头
去东京
鲁迅从横滨上岸坐火车前往东京，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坐火车。
横滨至东京的京滨铁路长29公里，是日本第一条铁路，1872年10月投入使用。它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现代化的象征。
日本作家太宰治在以鲁迅为原型的传记《惜别》中，想象并描摹了他初到日本的感受：“我上了开往新桥的火车，抬眼窗外，直觉得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日本独特的清洁感。田地，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却自然和谐、井然有序。与其相连的工厂街，尽管黑烟滚滚，遮住了天空，却能感到从一座座厂房中吹过的凉爽清风。那种井然而又紧张的气氛，在支那是完全看不到的。”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妇女头顶着崭新的毛巾，扎着袖口，用掸子掸纸拉门。
太宰治认为，鲁迅发现了日本国民性里纯洁的东西——“刚健的清洁感。”很多年后在上海，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曾对他说起，即使中国人把日本的一切都排斥了，但是“认真的精神”这服药中国人还必须要买，因为几亿中国人都患了马马虎虎的毛病。
根据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研究，她告诉我，鲁迅和他的同学们是在1902年3月24日由南京出发的，他们乘坐日本“大贞丸号”客轮先到达上海。然后在29日，他们又换乘日本邮轮会社的“神户丸号”前往日本。4月4日，鲁迅在横滨上岸，并给家里写了封信报平安。
当时的领队是矿路学堂的总办俞明震，算上翻译和随从一共34人，其中有6名是矿路学堂学生，其余为陆师学堂学生。
鲁迅是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派遣的官费留学生。“官费”根据派遣费用的不同而被称为“××官费”。有如“湖北官费”、“浙江官费”这样以省名命名的，也有如“北洋官费”、“南洋官费”这样以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的管辖区域命名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派遣的是“南洋官费”和“浙江官费”的留学生。鲁迅属于前者，数月后来日留学的许寿裳则属于后者。
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后，21岁的鲁迅已经不可能再回到父辈的科举之路上了。中国那一代读书人的前途在哪里呢？
“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鲁迅后来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曾这样解释当初去日本的初衷。
周作人则在回忆录中记述，要么做塾师，要么做医师，或者当师爷，这是绍兴人的专业；或者学生意，最后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
鲁迅既然走上了“歪路”，也只有一条路走到黑了。临行前，他回家辞行。可以想见，在故乡他并没有获得什么鼓励和嘉许。
1925年，搭乘火车出行的日本官员
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写道：“在我们台门里，大哥出洋是异端。我大哥到三台门各房族去告别的时候，人们惊奇、惋惜、鄙视。”伯文叔父听了，甚至气得把鲁迅推到了墙上，恨恨地掉头就走。“那神情似乎是国家之所以不好，全在大哥这样的新党身上。洋人那么可恨，还要去留学？”当时周福清已经被赦免出狱，他还比较开明。“祖父听了，‘唔’了一声，不反对大哥去留学。”
鲁迅在最后的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这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东亚的知识与媒体的中心，也是海外救亡运动的大本营。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许多政治亡命客都在日本流亡，时有活动。这一年4月26日是农历三月十九日，这是甲申年（1644）明朝崇祯皇帝自杀的日子。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发起在这一天举行一次纪念活动。又因为南明桂王（永历）是1661年被清军俘虏的，所以把这次集会叫做“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预定这天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精养轩集会。章太炎为这次集会写了一篇文告——《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
这纪念会却没有能够按照原定计划开成。日本政府应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的请求，会期那天派出了大批警察，站满精养轩门前，阻挡前来赴会的中国人。这一天，孙中山也带领华侨10多人从横滨赶来赴会，看到这情况，即邀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同去横滨。当天下午，在横滨永乐酒楼把这纪念会开了。孙中山担任纪念会的主席，章太炎宣读他写的纪念辞。晚上在这里设宴八九桌，大家给章太炎敬酒。他喝得大醉，不能当晚返回东京了。这件事在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中有所记载。
这是鲁迅到东京半个月后的事情。不知道这一天他是否前去赴会，即使没有去，事后他也会知道这事，也会像其他留日学生一样，受到这种激昂的反清气氛的感染。
鲁迅就参加过欢迎孙中山的一次集会，听过孙中山的演讲，而章太炎留给鲁迅的印象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有趣的是，尽管鲁迅后来曾随章太炎学国学，但他临终前对章太炎的怀念，并非在其学问而是“革命”。
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中记下了鲁迅跟他谈的一件往事：“在东京的时候，孙文从海外归来的途中，在东京逗留，留学生们狂热地开欢迎会，我也去了，不知在演讲些什么，‘哎呀’的一声，这样就结束了。”由于浙江、广东语音的差异，他听不懂孙中山的话，但听不懂也去参加欢迎的集会。
拿着清国官费的鲁迅，脑后还留着辫子，在浓厚的革命气氛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弘文学院
从地铁御茶之水站走上来，就可以看到横贯东京市区的神田川。两岸的枫树已经能够变得深红，在秋日明澈的阳光下格外炫目。河的北面是东京最好的医院——顺天堂大学医院以及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南面是明治大学的猿乐町校区。
明治初年，御茶之水的区域还包括北面的本乡、汤岛一代。这一地名起源于江户初期，以境内有一个专供将军德川家康饮茶用的涌泉而得名，是当时江户的名胜风景区之一。北边不远的上野、田端，东边不远的浅草，都是幕府末期东京人文荟萃的地方。夏目漱石、厨川白村等日本近代的著名文学家，都曾在这一带居住。他们都曾对鲁迅产生很大影响，鲁迅回国后还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乡镇》。
明治初期，在神田川上架设了御茶之水桥，沟通了本乡、汤岛和骏河台之间的道路，使这一带成为东京中心地区北端的交通枢纽。明治以后，在它的北边创办了东京大学，于是这一带逐渐发展成为东京的文教中心之一。鲁迅的东京生活，主要就在这一带。
日本教育家加纳治五郎
来到东京后，鲁迅和其他矿路学生很快进入了弘文学校学习日文。这其中还有一些波折。鲁迅最初在家信中说是要进入成城学校的。据北冈正子的考证，成城学校是明治十九年（1886）由文武讲习馆改名而成立的。这是一所培养陆军学生的预备学校，“文科”的学生非常少。对希望进入成城学校的学生，参谋本部要求确认他们的专业和他们成为军人的意志。由此可推测，成城学校是优先接受那些适合接受陆军教育的学生。
为了接纳这些非军事学生，4月12日日本政府迅速批准成立弘文学院，教授清国留学生“日语、日文及普通科”。院长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加纳治五郎，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他也是日本柔道大联盟的创始人。
弘文学院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在进入日本正规学校前学习日语、补习各种知识而创建的预备学校。以今天来说，略近于日语学校，加之其私立性质，所以档次并不高。在现在日本的有关教育方面的辞书中很难见到它的名字。不过，弘文学院是当时适应中国的留日热潮纷纷出笼的同类学校中最早而又比较有名的一所。它前后共有7000多人入学，近4000人毕业，但随着中国留日热的退潮，最终于鲁迅回国的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关闭。
学校的位置在西五轩町，距离现在地铁饭前桥站不远，临江户川，环境安静闲雅。学校面积有3000坪，除了有建筑面积122坪5合的木造瓦顶的平房外，还有12栋建筑面积为833坪5合的房子。宅邸内庭园、木石、铺路石、门、围墙及附属小建筑等一应俱全。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面不远的新小川町就是章太炎主持的《民报》社所在，走过去只几分钟。这里原是东京印刷出版业的中心，直到今天还保留了一些小型家庭印刷作坊。我走在街区中，还看到推运印刷品的小铲车，听到印刷机咔咔作响。再向西一点就是后乐园，那里有日本最著名的棒球场和城市过山车。
鲁迅随即住进了学校，编入了十几个人的江南班，成为弘文学院的首批学生。不久，浙江省派出的一批官费留学生也到弘文学院入学了。其中有绍兴人许寿裳，他后来成了鲁迅的终身好友。学校里大清国的学生越来越多。念师范速成班的学生只有6个月的学习时间，平时靠翻译上课，还带着秀才、举人、拔贡、监生的名头。还有一些各省的士大夫、工部主事、学监、候补知县来游学做旁听生。湖南的杨度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当时的学习，鲁迅后来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氧气和氢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吧！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绝不止我一个人。”
1903年三四月间，弘文学院闹了一次学潮。原因是学生对学院设施长期积累的不满，学生屡次要求改革普通科课程，而院方毫无反应。直接的导火线是，这时学院发布关于增收学生学习及医药卫生费用的新条例12则，而且态度强硬，断然拒绝学生提出的意见，声称3日后即须实行，如果有人因此退学，学院“绝不强留”。这样，学生也就别无选择，只好宣布罢课了。3月29日开始，学生大举离校。他们在留学生会馆集会，商议跟院方交涉的条件，包括改革课程、开办走读、撤去这次出面提出新条例的教务干事三矢重松等要求。当离校学生达到50多人的时候，校长加纳治五郎软化了。几经交涉，终于同意了学生提出的废除新条例、改良课程、开办走读等几项要求。
按照北冈正子的考证，就在这次退学风潮后，鲁迅剪掉了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