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对于1919年，当时长住北京的日本牧师清水安三有个极具洞见的观察：“中国猛增者有二，一曰杂志，一曰游行。”如果说全球思潮，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例，中国是“思想链环”中的一环。那么，以北京、上海为枢纽接受的这些思潮，如何在中国内地传播呢？
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毛泽东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非常有趣的是，在此记录下，斯诺还加了一个自己的注释：当时现代报纸在中国仍是个新鲜事物，许多人，特别是当官的对之极为厌恶。
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死了；到了长沙，进了第一师范读书，《新青年》自然也是毛泽东的读物之一。1917年，毛泽东所写《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刊发。这年在与蔡和森一次夜谈里，毛泽东论及陈独秀：“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现代媒介，迅速将全球思潮传播到中国各主要城市。这是古老中国所未曾有过的现象，而且，这还不是一种单线条的思想传递，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也创办自己主编的杂志《湘江评论》。稍后胡适在其编辑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其所写《介绍新出版物》：“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民众大联合》正是毛泽东所撰。思想在现代媒介里，传播、反馈、互动然后激荡，与传统传播路径判然有别。
猛增的报纸与杂志当然是现代思想传播最重要的方式，但细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信仰者的形成，尤其是团队的建构以及迅速采取行动，更重要的途径仍是人际传播，以及由此构成的人际网络。
1918年底，毛泽东为送自己的同学去法国留学，来到北京。他的老师杨昌济将之推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成为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每月薪金8元”，而当时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虽此，毛泽东跟诺斯说，“（8元）工资不低”。回忆这段岁月，毛泽东跟斯诺津津乐道的是他此际认识的北大人，“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还有邵飘萍，他对我帮助特别大。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注：实情是组建了“新中国党”，自任党魁）；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显然，这只是对景仰人物的近距离接触，属于浅层的人际网络。
1919年底，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时日益病重的杨昌济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而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后来的研究者似乎对章士钊的重视不足，而在毛泽东早期的回忆里，此人分量甚重。1901年，陈独秀在安徽安庆发表反清演说，被通缉，逃到南京，结识了章士钊。稍后他们两人，加上蔡元培还在上海一个秘密小组学习制造炸弹的技术，彼此因此秘密活动，关系日深。再后，章士钊在日本创办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杂志《甲寅》，正在日本的陈独秀当然是重要撰稿人；正是这份杂志，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因阅读及撰稿，而成为一个有意思的小团队。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过去的人际网络随之转移北大，陈独秀成为文科学长、章士钊成为教授并兼图书馆馆长——他后来将此位置让给李大钊。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到此做助理员。显然，就此网络而言，民国名士章士钊至少是核心的介质人物。
第一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建立了自己的浅层人际网络；第二次进京，有老师杨昌济先生的竭力推荐——这是最重要的信用让渡，毛泽东有机会真正进入陈独秀、李大钊的人际网络。这自是重大收获。比较已经相当丰富的毛泽东早期材料，第一次北京之行，虽则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助理员，但彼此关系确凿记录只有一条：去天安门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而再度进京，情况大变。解放前夕，在西柏坡，毛泽东很深情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也就是第二次进京期间，毛泽东自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北大圈子，不仅向毛泽东开放，接纳了他，而且将他引为重要的同路人。
1920年5月——这是一个重要时间，毛泽东离京，如同第一次离京去上海然后折返长沙一样，这次他再度去上海拜会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所读的马克思主义书刊，而陈的言论思想很让他折服，他说：“在我的生活中，这是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于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当然，毛泽东不是没有属于自己的人际网络，早在1918年4月，以毛泽东为干事（随后主持）的新民学会即在湖南成立。学会的早期成员：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李维汉、周世钊……对应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名录，这些人中多数名列其中。1920年底，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接到留法的蔡和森的信件，蔡和森直接写道：“（我们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