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后，陈独秀终于出狱。旋即接到孙中山先生南方政府的邀请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接受邀请南下。陈独秀离京去沪，又转向武汉做了几场演讲，演讲过于轰动，武汉警方迅速将情报报至北洋政府。并且，“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此时陈独秀还处于“监视居住”状态，不可随便离家。略有意外的是，陈独秀未从武汉直接去广州，而是返回北京，北京警员接获消息，严阵以待，准备再捕。
1916年10月李大钊（前中坐者）与宪法公言社同人合影
李大钊获闻消息，赶到火车站将陈独秀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躲避。1920年2月，《新青年》的编辑同仁高一涵记录：“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北京）……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也是根据高一涵的这个说法，此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遂成建党起源。只是，后来党史研究者对此说颇为慎重。理由是日本的研究者石川祯浩所考证：当时高一涵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逃离北京的过程。而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人并无此说法。
逃离北京，确如一个象征，意味着陈独秀与过去的更接近自由主义的思想说再见了。而这个时候，李大钊已经完成他那篇具有历史价值的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乃至中国共产党建立，当然绕不开李大钊。
虽然比陈独秀要小整10岁，但在处事与性格上，两人却是与年纪相反。时人评价：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李大钊注重调和，力求全面稳妥，陈独秀则喜欢辨别是非黑白，弃取分明，甚至爱走极端；在性格上，陈独秀激烈果断，李大钊平和温厚。
与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激烈行动，甚至以身投狱不同，细索这一期间李大钊的表现，他不仅没有直接的参与行动，而且著文为“五四”鼓与呼都没有。《李大钊传》的作者朱志敏疑问说：“是他担任图书馆主任工作难于脱身吗？那总不至于影响到他多写几篇参与斗争的文章吧！”从结果看，这个时候，李大钊正在完成他这篇2.6万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以何种方式与线路传入中国，李大钊是最好的研究对象。
在那本极被中国党史研究者重视，并广泛引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说：1917年爆发了俄国革命，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日渐尖锐，使社会主义再次唤起人们的瞩目。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终于得到青年们的热切关注：被誉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准确释本的考茨基著、高界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第一版两万册即刻被抢购一空，其后连续再版达十几次；河上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第一册售出12万册，第二册售出8万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到取得有关俄国革命和其领导人动向的信息，以至于摸索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态，都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可说是世界性‘思想链条’的一环。”
在李大钊写作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前，北京《晨报》记者陈溥贤即在《马克思研究》专栏里，开始翻译连载主要是日本河上肇的有关马克思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又迅速被《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反复转载。陈溥贤与李大钊同一时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有彼此相互影响的一面。
这当然只可论为环境因素，问题是为什么是李大钊会敏感并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学说？当时新文化运动核心议题之一是比较东西方文明，东西之间，断然两分，或取东方或取西方文明，是当年论战的焦点。可否有第三条道路，即非对立的中间之道？这是李大钊思考的问题。有趣的是，曾任美国驻华大使，此刻被聘为北洋政府法律顾问的芮恩施认为：俄罗斯文明足以在东西文明之间担当起媒介之任。《李大钊传》作者朱志敏认为：李大钊接受了这一观点，将目光投向了俄罗斯。这当然是李大钊的个性因素。在他看来：就地理位置而言，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处，故其文明兼有东西两种文明的特质。综合起来看，亚洲人长于宗教，其政治为神权政治；欧洲人长于政治，其发展演变的结果，创造了近代自由民主国家。俄国国民既接近亚洲人的尊奉神权和独裁君主的思想，也有接近欧洲人的向往人民权利的思想。从而，人道、自由观念“深中乎人心”。
1848年2月，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法国人民推翻了路易·菲利浦的君主政体，共和国宣告成立
同样留学日本，亦精通日文的李大钊，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涌起之际，结合他过去对东西文明思考并特别注重俄国的倾向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毫无意外。研究者指称：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资料来源同样是日本河上肇及其杂志《社会问题研究》。1919年夏天，也即五四运动最激荡的时刻过后，7月，李大钊离开北京去往昌黎小住，开始写作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较为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于当年9月开始分两期刊发于《新青年》杂志。
也正在写作此文同时，李大钊与胡适展开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中颇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论战。这当然可视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注释。对这场论战，精彩的描述来自《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徐中约：表面上，争论以胡适占上风而结束。然而，这却是空洞的胜利，因为年轻人当中讨论“主义”成为时尚，甚至胡适本人也经常提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等。一位风趣的批评家这样描述胡适和实验主义者：“你们应当放弃所有‘主义’来接受我们的‘主义’，因为根据我们的‘主义’，没有‘主义’应当被看做金科玉律。”而李大钊却是坚定认为：“‘主义’在社会改造中起着与航海定向一样的必要功能。”
显然，1919年，尤其是五四运动是个分水岭——历史学家们基本由此断代。新兴力量兴起，陈独秀开始了思想之变，而李大钊相对完整地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