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药物，是为造福人类而生产，不是为追求利润而制造。只要我们坚守这一信念，利润必将随之而来。
——乔治·默克
尽管总部设于美国新泽西州的默沙东（MSD，也即默克公司）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制药企业，并以400亿美元的销售额在2001年《商业周刊》评出的“50家业绩最佳”公司中名列全球制药公司的第一位，但由于它的主营方向为处方药的研制与制造，在中国，默沙东并不像葛兰素史克、百时美施贵宝或罗氏制药这些企业那样广为大众所知。
然而，去年年终时候，一向比较低调的默沙东却成了舆论界关注的中心。2001年11月30日，默沙东公司宣布自2001年12月1日起，大幅度降低其抗HIV药物佳息患和施多宁的出厂价，降幅高达66.7%。由于降价的两种药品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抗HIV药物之一，在全球共同关注艾滋病和HIV感染的今天，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采取这一举措，自然引起极大反响。除此之外，这也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由国际大型制药公司主动进行的最大幅度降价。鉴于此，《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特就默沙东降价一事及药品价格的相关问题，专访了默沙东（中国）有限公司的治疗领域总监屈婉文女士。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介绍一下贵公司宣布降低佳息患和施多宁两种药物的出厂价这一举措出台的前因后果？
屈婉文:作为在中国最早上市抗HIV药物的制药企业，默沙东与中国卫生部门自1999年始就在HIV/AIDS事务上保持紧密合作，包括提供医学专业培训、临床治疗项目、疾病科普教育等等。一直以来，默沙东积极与中国卫生部商谈，希望能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进一步合作，以帮助控制HIV/AIDS在中国的快速蔓延。
2001年11月30日，中国卫生部及艾滋病控制中心召开了一次与几家制药企业共同探讨关于抗HIV药物价格的会议。会议结束后，默沙东立刻宣布，将佳息患和施多宁在中国的出厂价格降低66.7%，以体现默沙东对支持HIV/AIDS防治工作的实际行动。我们最终希望能够支持中国政府在2010年将HIV感染者人数控制在150万以内的长远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佳息患和施多宁的专利持有人，默沙东公司基于何种原则为这两种药物定价？它们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的销售价格是多少？
屈婉文:我们在制定佳息患和施多宁的价格上，会考虑国家整体发展情况及HIV/AIDS流行的严重程度。默沙东在各国的价格都是独立制定的，取决于市场推动力、与其他治疗药物的比较、市场购买力和竞争情况。不论国家是否对研制和开发成本的利润上贡献过回报，都不会影响其价格。
三联生活周刊:降价之后，两种药物在中国的销售额同以往相比，是否有了大幅度增长？
屈婉文:降价使应用佳息患和施多宁治疗组合的患者每人每月的治疗费用从人民币7200元降到了2500元以下，在这半年来，确实多了一些病人得到药物的使用机会。但比起所有真正需要治疗的病人，实际需要和目前状况还有很大距离。我们认为，价格只是治疗上的一个方面，还存在许多必须得到解决的障碍，比如基本医疗条件的缺乏;对艾滋病药品征收的高关税;没有足够的检测设备或专业培训人员;从国家到国际社会缺乏足够的、可持续的资源投入等等。要克服这些障碍，必须通过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在默沙东主动宣布降低药物出厂价格后，2002年2月21日，国家计委发布文件降低包括这两种药物在内的三种抗HIV药物的最高零售价。默沙东对这一决定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屈婉文:默沙东（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张志成表示过，“通过这一举措，我们希望有更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能继续为HIV/AIDS患者互利治疗与预防及其他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慷慨解囊。”默沙东非常尊重中国各部委的审批程序，在宣布降低佳息患和施多宁的出厂价后，立刻与国家计委积极跟进，正式提交了物价申请。按照这两种艾滋病药品的新出厂价和目前的价格政策，中国国家计委才在2002年2月21日正式公布了佳息患和施多宁的零售价。
三联生活周刊:对中国目前大多数艾滋病患者还是无力承担高昂治疗费用的现状，默沙东有何建议？在降价之外，默沙东是否会采取某些其他举措？
屈婉文:各国的医疗保险体制、经济情况和某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及应对措施都各有不同。默沙东相信一个全面的计划，即具备可用于预防和治疗的资源投入、适当的医疗培训、基础医疗设施的改善及确立国家医疗重点和政府的承诺，对每个国家有效控制艾滋病，这都是必须的前提。默沙东的目标是向需求最为迫切的国家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在宣布降价的同时，我们也向有关政府机构提出了以下建议:1.减免抗HIV药物的进口关税和增值税;2.简化抗HIV药物的经销环节;3.政府投入资源，支持HIV/AIDS的预防与治疗。默沙东深信，单纯降低药物价格，并不能解决中国HIV/AIDS的防治问题。政府投入资源、公众的疾病教育、健全的医疗网络、决定治疗指证及监测疗效的监测设施、足够的专业医师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在跟政府各部门洽谈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三联生活周刊:说到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我们注意到，2001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与辉瑞、葛兰素史克、雅培、百时美施贵宝、霍夫曼－拉罗歇和伯林格·英格尔海姆6家制药公司达成协议，这几家公司承诺将继续大幅度降低其艾滋病药物在最贫穷国家的售价。我们注意到，默沙东公司（默克）并没有签署这一协议，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屈婉文:默沙东对全球艾滋病领域有长期的承诺，并以实际行动实践这一承诺。默克与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及其夫人创办的比尔和美兰达门户基金会共同建立的博茨瓦纳HIV/AIDS广泛合作组织，在5年内提供5000万美元帮助博茨瓦纳巩固其健康关怀系统。默克和默克公司基金会还捐助了5000万美元用于HIV/AIDS随访和治疗计划，并为治疗计划捐赠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默克公司将大力帮助博茨瓦纳总统菲斯图斯·莫戈实现5年后为该国每个需要的人提供HIV/AIDS预防和治疗体系的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默沙东如何看待专利药物的仿制？2001年11月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宣言，赋予WTO成员政府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公共健康，对知识产权保护期内的药品行使强制许可仿制权的权利，其范围包括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等其他流行病。对这一点，默沙东持何意见？如果中国真的对默沙东的抗艾滋病药物启动强制许可程序，默沙东会作何反应？
屈婉文:默沙东一直相信专利是创新的源泉，而不是药物普及的障碍。事实上，制药业是最依赖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业。世界银行就此问题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没有专利权保护，65%的医药产品将永远不会被投放到市场，60%将不会被开发。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和范围，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都会对药物在研究和开发中遇到的极端风险、耗费的时间和昂贵的研发过程产生极大影响。我们不相信强制许可将帮助患者进一步扩大治疗机会。佳息患和施多宁已经在市场上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供应，同时我们确保了高标准质量和未来的供应。进一步扩大治疗的可及性应该来自政府更多的支持和资源投资。此外，不言而喻的是任何状况下的生产，都将产生建立新的生产设施及技术转让的相关费用。很难相信委托其他厂家生产的模式能提供与原产品同样的低成本、可靠性和质量。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来保护我们产品的专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