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为了环保

因为工作需要，我出国推销塑料袋，随德国进口商汉斯先生到汉堡一家大型超市考察。让人欣喜的是，原来摆地摊的中国货，现在已在货架上与发达国家的商品比肩齐美了，而日用杂货几成中国商品的天下。

失去的家园

我家住江苏省泗洪县双沟镇，为城镇户口，房屋的土地使用证及房产证齐全。2009年10月，拆迁办强拆了我家的住房，在北京工作的我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毫不知情。

沙尘暴又来到江南

3月20日早上，太阳刚出现一会儿，天就暗了下来，风力足有七级，地面上只见一道道风沙“波浪”，空中各种塑料袋、纸片飞舞，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土味。由于要出门办事，我只能忍受了一天的土腥味，回家后赶紧洗澡，鼻子也狠狠地清洗了一把。

“绿委”的作为

这几年我都是作为技术指导员，参加绿化委员会组织的植树节活动。对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良好做法，我们很有差距，如果从专业的角度看，需要改进的地方不少。

被包装的幼儿园

一个个点子抛出后，这位园长激动得面红耳赤，她觉得这次“包装会”真的没白开，她心满意足地请所有人吃了一顿大餐。“要是家长问，我们的孩子真的能成为国际化人才吗？你如何回答？”我问那位园长。园长神秘一笑说，这个不用担心，教育这个行业的特点是对孩子的未来许诺，十几年以后，那些家长难道因为孩子还在中国走后门找工作向你索赔吗？

“学区房”，什么房？

我弟弟打听到，现在户口已经让位给房子了。以往咱这个省会城市的户口，至少需要购买80万元的房子才能迁过来，现在似乎有点松动了，只要你在这个学区有房子，哪怕是买五六十万元的二手房，拿着房产证就可以给孩子到附近的小学报名，学校也不看户口而是看房产证了，有房子比有户口更重要，这或许就是当今地方政府的明智了。

乡里要来观摩团

舒舒服服度过了几天假期，一大早开会时党委书记的一句话使得全镇工作人员都绷紧了弦：“全力以赴做好县委工作会议观摩团的迎接工作！”笔者被分到了高庄养鸡场观摩点，开完会笔者就和本小组成员立马向高庄养鸡场驶去。

没市长的“市长接待日”

“市长接待日”制度本来是一件好事，既亲民，又及时了解了民众的疾苦和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为政府行政提供了第一手社情民意。可是，市长接待日已经演变成如此“闹剧”，实在令人不解。实事求是地说，市长接待日没有市长，已经不是“政治秀”的问题，其带来的失信于民后果是严重的。

一个农民工儿子的期盼

如何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乃至社会地位，是行政领域不可避免的民生话题——在全国“两会”上，多方多角度对此进行了诠释和建议，而最能打动我的，就是全国总工会增加“欠薪罪”的建议。

我的肚皮我能做主吗？

世卫组织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剖宫产率为全球第一。专家们对超过10万名产妇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46%的中国孕妇都是通过剖宫产生下宝宝。专家指出，这其中25%的孕妇其实没必要采用剖宫产。

“贫二代”的未来

在今年重庆“两会”上，市人大代表、骑龙火锅连锁董事长任鸿秀呼吁，关心“贫二代”的教育和心理健康，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

被偷拆后续

意料之中的结局，但还是很难受。我们的房子从被偷拆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各个部门之间的推诿。我热切期盼新的拆迁条例能规范现在的拆迁程序，让我家被偷拆的房子有一个合理的赔偿，也希望以后不会再有我这样的被偷拆遭遇。

我的“村官”生活

经过为期一周的培训，我和其他三位大学生村官于某日下午被接到了A镇政府。短暂的闲聊中，一位村官前辈告诉我：“我们基本上不去村子里的，我被分配到信访办，你们很快也会接到自己的任务的。”

“被民工荒”

2月28日我浏览各大媒体，“民工荒”话题依然高热不退。其实在我看来，过度妙作“民工荒”并非理性之举。

“籍贯”带来的麻烦

到年底了，单位又该发探亲费了，不用想又会给我发错了。每年底我都要去找会计说明情况，然后写个证明，费一番周折，才能拿到数目正确的探亲费。本是福利的探亲费，搞得如此麻烦，原因却非常简单：我的籍贯和家庭住址是两个远隔数千里的地方。

庆幸驻京办没全撤

驻京办的存废之争，日前终于尘埃落定。“保省、留市、撤县”的结局，让我长吁了一口气，说真的，要是省、市、县三级驻京办全撤，我真舍不得，毕竟，我亲历过驻京办的“无微不至”。

市中心商圈居民的烦恼

漫长的春节

没有办事人员，自然办不了事情。只是转身离开以后发现，春节黄金周结束后，还有不少政府机关仍保持在值班状态，大多数工作人员继续不上班。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的内心得到的不是宽慰，而是愤懑。

哪个城市房价只涨1.3%？

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新建住宅价格上涨1.3%。

“两不靠”的角落

老家一位邻居到城里找我，说是现在对独生子女家庭实行了新的奖励扶助政策，他们家也是独生子女户，却没有办法享受到补贴。这位邻居几十年来一直在村里务农，上世纪70年代与一位天津知青结合，知青返城时，知青妻子考虑两人感情不错，就留下当了一名乡村女教师。她是国办教师，吃的是商品粮，丈夫不能随她“农转非”，这个家庭就成了“一国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