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郭德纲的最新综艺《老郭有新番》，用得是他童子功的底子——说书。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代，他会选择推出一档单人说书节目？这些年来，他对喜剧的理解，经历了哪些变化？

语言洁癖

 你本以为说相声的人是很滔滔不绝的，但是相反，郭德纲在采访刚开始的时候却惜字如金、沉默少言。直到最后聊开了，他才说，说相声的人是有种语言洁癖的。为什么他们说话，台下的观众会笑？是因为一句废话也没有，“多一个字，观众都不笑。”

私底下也是这样。本以为一个家庭，父子俩从事的都是逗人笑的艺术，家中必定常笑语阵阵，但现实是，有时晚上吃完饭，郭德纲躺在塌上，郭麒麟坐旁边的椅子上，从六点到十二点，这六个小时他们可以一句话都不说。“我跟谁在一起都没有话说。您看我跟于老师（于谦）在台上滔滔不绝，但如果房间就我们两个人，其实还是没有话说。有事可以说事，但是没事瞎聊，这个我做不到”。

六小时不发一言，不仅是由于语言洁癖，还是由于儿子对父亲那种天然的恭谨。一直以来，郭麒麟在综艺中表现总礼貌得当，各公开场合也进退有度，再加上让他出圈的两部电视剧《庆余年》《赘婿》，他在剧中的人设均不错，让人在戏外也重叠了有礼、担当的印象。种种露出之后，郭麒麟得到了一个“家教好”的评价。 

郭德纲对这一点颇为自得，说是自家门风。“至今我的父亲打电话来，我还会下意识地站起来接”。在父亲面前，他从来没有翘过二郎腿，永远都是身子略微向前倾、端坐得笔直，同父亲也没有开过任何玩笑、说过脏话。郭麒麟对他也是这样。”

 这样会担心把儿子管得太过吗？“一个猴一个拴法。郭麒麟如果不是这样有想法一个孩子，我也不会这样管他。最起码在我管他的过程中，他很听话。我要不管得严格的话，也没有你们今天在台前喜欢的郭麒麟了。”

父与子

郭德纲从小学相声，郭麒麟也“会说话就要背贯口，能走路就得练功夫”。郭德纲初二辍学专心学艺。郭麒麟初三考试的时候，考了一半把笔扔了睡觉。打电话给家里说：“不学了。”

从很多方面看过去，这个儿子都在追随父亲的步伐，不同的是，郭德纲当年碰了不少壁、吃了不少苦头铺出来的路，他的下一代，正较为舒适地走在这条路上。路况当然没有当年那么荆棘，但一个人红与不红，究竟还是自己的命。

“就像我们的一个相声专场，大概是7段相声。从这你就能看出来，有人的命就是开场，有的就是压轴，还有的是“倒二”——倒数第二个上场、后边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演员。有的倒二的演员，你看他一上去，台上讲得山崩地裂，底下观众被他调动得热情如雷。这时您就会说：他这么好，为什么不让他攒底？但您把他放在攒底试试，一放，他就又会冷了，一下子变得仿佛比开场还不如。这就是命，一人一个艺命。”

 2017年的综艺《欢乐喜剧人》，郭麒麟改编了一个郭德纲曾经说过的段子《卖吊票》。郭德纲的《卖吊票》改编自相声经典名段——马三立的《卖挂票》。灵感是来源于梨园轶事，形容京剧名角儿一票难求，观众不惜买挂在戏园横梁上的票看戏。郭德纲在2013年的版本中，给自己构思一个虚构人设——年糕。郭麒麟在2017年的《新卖吊票》，则巧妙把自己星二代的人设，直接融入到段子里。三套作品，其实它们的内核是一样的，主要是逗哏如何吹嘘自己演出受欢迎，整体讲述过程是一个越“吹”越大的过程。郭麒麟版本用了更多当下年轻人的语言去解构，让人耳目一新。

“很多相声其实都是在前作的本子上略作修改。清朝的本子到今天调整一下，它的整体架构仍不用大改，只要加上些时新的理念和语言，现在依然可以去做商演、大型演出”。

相声的创作和一般人想象得不同。郭德纲认为，相声有一半是心理学。要想成为相声作家，首先必须成为相声艺人，而且得是个出色的相声艺人。“我们这行所谓的创作，就是自个儿琢磨。有一些甚至是在去演出的路上突然想起来：哎，这个够一相声。然后琢磨琢磨，一会儿到剧场可能现场就说了。说白了都是手艺，你看哪个厨子炒菜前会琢磨：这个我要放3.5毫升油，这个我要放多少克盐，一切都自在心中。”

他的新节目《老郭有新番》，播出以后为他带来另一种味道的评价。很多观众觉得，讲说书的郭德纲，表现出一种和讲相声的他时不同的风格，更松弛、即兴也多。时长刚好，适合平时工作忙碌的社畜，休息时作为一段小小的插曲，缓解高强度的工作。

专访郭德纲

导读：采访的过程能明显感觉他语言组织上的习惯。每个问题完他都习惯性做一个收尾，一般是语气词或自我评价，反正得“托着”，就像相声中，段子与段子之间的衔接。对话不能空，场不能闲着，对方——无论对面是谁，都不能不调侃。

三联生活周刊：新节目选择用单人说书的方式。你觉得为什么今天的观众，还会选择看一档讲“三国”的说书节目？

 郭德纲：观众不是喜欢说书，是喜欢我。你看现在，1亿、8000万拍个电影，观众都不爱看，凭什么一个人坐那儿叨叨叨说东西，人家爱看呢？其实还是演员自身的魅力。说书其实是尽量把不周到的地方弄得周到，你才能坐在那儿卖钱。说“三国”的难度在于它不是讲故事。因为它的故事谁都知道。它更多的是评论“三国”。我得知道哪儿用《三国志》，哪儿用《三国演义》，再把它们揉合在一起，用我的语言输送给大众。说书这个艺术形式，同样一个本子一个人说两遍，它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我这次节目选择这个题材，也不怕跟人重复。

三联生活周刊：在种种顺应市场的操作中——综艺、影视、走饭圈路线，德云社众人如何保持自己身上“相声味儿”？坚守传统与紧跟时代之间，有没有冲突？

郭德纲：对于“坚守传统艺术”这种话，我没有那么崇高。我们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坚守”。但是，德云社为什么能干这么好？因为从根上，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行当旧有的规矩来的。我们有一个老规矩叫“相不游街”。一个说相声最大的忌讳就是走到老百姓当中去，让人知道你是说相声的。在过去，按规矩来说，演出完之后出门、出剧场，要把帽子戴低一些，以免别人认出你。放到今天，这个规矩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说相声而开始有更多的人认识你，自己就觉得怎么样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郭麒麟对于喜剧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相声往前发展，你觉得会有什么变化？

郭德纲：我们对于喜剧的理解，还是比较一致的。因为他也是学相声出生，其实只要用中国的语言说出来的笑话，它的包袱都差不多。

艺术每天都会有变化，但这个变化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德云社现在也是个文化公司，但我们开会时不会给自己说，明年的业绩一定要达到多少钱，这对于我们来说不现实。但说相声向前发展到底会有什么变化，这个我还真总结不好。相声没有什么“发展”，一切都是工作。各种传统艺术，艺术本身这一载体没有错，如果说觉得“淡出年轻人视野了”，我觉得不是艺术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传统在当下永远适用。

三联生活周刊：传统复兴、影视井喷、流量盛行、粉丝经济，这些时代发展的机遇德云社似乎都赶上了。如何准确抓住这每一次机会？

郭德纲：既然在这个行业里混，就要了解所有的一切，要了解内部状态、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观众的口味、市场的行情。只有这样你才能成功。就跟一个厨师似的，你光知道辣椒不行，鸡鸭鱼肉你都得懂。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仍沿用比较传统的师徒制，还合理吗？

郭德纲：好多人都说相声应该打破师徒的称谓。我觉得这应该从家里做起，比如回家之后，父子不用现在的称呼，改为哥们儿，跟妈也论姐们儿。提出这一看法的人如果自己在家里能做到这样，那么我们行业上的这些称谓有可能也能改。规矩永远存在，有些人“看不上”相声行当的师徒制，是他们不了解。但对于我们行业内部来说，这是不可缺少、至关重要的一步。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看待说书和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在你的节目，如何平衡历史的严肃性和综艺节目的娱乐性、观赏性？

郭德纲：历史终归是历史。说书其实是尽量把不周到的地方弄的更周到，艺人才能坐在那卖钱。你看看南北朝，好多时候历史故事写在纸上你都不信，对不对？其实从这一点来说，说书艺人是维护历史，他要让一个故事有头有尾、有人情有往来才能成为一个作品。历史是碎片，艺人把碎片粘起来，形成一个作品，但是，他粘的那些东西那就是见仁见智了。还有手艺问题，一切关键还是在于说书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