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后的城市
2014年2月9日晚上，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正好在东莞参加春节后的朋友聚会，他说他当时没有感觉到这座他多次来调研过的城市有什么异样。因为返乡过年，春节前后的城市与平常比稍显冷清，但各种场所都正常开张，所住的酒店也秩序井然。家住厚街、做广告生意的陆泉约了朋友在自己家里打麻将。他回忆起这个后来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的夜晚，感觉也是“非常平静”，除了自家打牌的吆喝声，没有听到城市中有任何喧闹或异常的声响。
2月9日晚，东莞出动6000多警力开始“扫黄”行动。
身在城中的人感受到的平静，或许只是处在风暴眼中心的安定。就在这天晚21点，东莞警方出动警力开展“扫黄”，对全市的桑拿、沐足和KTV等娱乐场所进行同时检查，一小时内就已经有67名从事涉黄交易的人被警方押上警车，这场清查一直持续到2月10日凌晨。实际上这已经是9日那天的第二轮清查。两轮扫黄清查共出动了6000多警力，检查了将近2000家娱乐场所。这场声势浩大的扫黄，让东莞成为公共舆论空间的热议话题。
2月19日，扫黄行动过去10天后，本刊记者在东莞注意到，在行动中被查处的涉黄场所门上贴上了醒目的封条，为了避人耳目，有的封条前还摆放着大盆的柑橘盆栽以做遮掩。东莞警界也在经历不小的震荡。突击式的扫黄行动结束后，广东省公安厅还部署开展3个月扫除娱乐场所涉黄问题的专项行动，东莞所有的KTV、酒吧、桑拿、沐足等娱乐场所全部停业整顿3个月。公安部也派出督导组到广东，东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严小康被免职，一批与色情场所交情匪浅的人被查处。陆泉的一个警察朋友负责看管被查处的公务人员。“看管是全封闭的，我那个警察朋友不可以回家，只能托我去他家拿几件换洗衣服给他。”陆泉告诉本刊记者，“气氛明显不一样了。”
在东莞，扫黄并不陌生。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东莞色情与赌博业的名声在外，政府组织的专项打击行动也越来越频繁。早在2010年，就有东莞市一辖区的公安局局长因为打击黄赌毒不力而被免职。市委书记刘志庚在那次行动会议上表示，什么工作都可以低调，但打击黄赌毒一定要高调，“对扫黄一定要态度鲜明”。但2014年初的这场风暴，表现出的速度和力度前所未有。陆泉有个在东莞辖区内镇政府工作的朋友，想通过国有通讯系统，向全镇发送一条号召扫黄打非、规范经营的公益短信，托他找找相关部门的关系，帮忙把短信群发出去。这原本是正常的政府行为，却遭到各个部门的拒绝。“本来就是在镇上群发条公益短信，而且还是号召扫黄的正面短信，但现在是敏感阶段，所有跟扫黄沾边的事情都很慎重，大家都担心惹麻烦。”陆泉对本刊记者说。
警方在国安酒店抓获涉黄人员
本刊记者在东莞的几天，这个温暖湿润的南方城市，迎来了2014年春节后一次大幅度降温。天气总是阴沉，街上行人不多，更显出一个镇级街道少有的宽阔。入夜后也不见灯火酒绿，只有餐饮店还亮起霓虹灯。出租车司机向本刊记者抱怨，扫黄行动后，起码一个月减少收入1000块。除了商旅客人，出租车司机们最优质的客源就是从事色情服务的“小姐”们。司机描述她们“收入高，出手也大方”，而且每天的生活内容比较固定，从住所到上班地点，再到下班后的消费地点，大多有固定路线，很容易和出租车司机结成长期稳定的接送关系。但现在，她们要么逃离这座城市，要么关闭手机，小心翼翼地蛰伏其中。她们大多来自内地农村或者小城镇，绝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接受完整教育，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最主要的资源就是自己的身体和微薄脆弱的老乡关系。她们和从事的行业，是东莞实体经济经历几十年高速发展后无法公之于众，却也无法避开的产物。
在这块巨大的工业蛋糕上，还依附着另一个产业。拥有土地资源的当地人在“租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更高形式的收租产业——酒店业。它们在这次“扫黄风暴”中被合二为一，成为东莞事件的同一主角。但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东莞的色情业和酒店业按照各自的轨迹在向前发展，并逐渐交织在一起，衍生出色情业在一个城市的高峰时期。但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这两种行业的交汇不过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酒店业标记着这个城市的成长，而色情业却烙印着城市的阴暗。
难以分享的工业蛋糕
即便2014年初的东莞身处涉黄丑闻中，但东莞人讲起自己的家乡30多年的发展史，仍然充满了自豪感。东莞餐饮协会会长黎平告诉本刊记者：“东莞属于岭南，夏天阳光直射地区，一年四季都可以耕作，所以这个地方的人不善于说，善于做，深耕细作是当地的最大特色。1974年，国务院通过农业部调查，全国有三个农业产量最高的县，第一位是吉林的榆树县，第二个是江苏的吴县，第三个就是广东的东莞县，尤其是东莞万江石美村，在全国亩产平均是最高的。”这个荣誉是东莞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巅峰，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有“东莞粥王”之称的黎平当时还是个正在读小学的孩子。他记得：“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过，乔石来过，国务院还奖励一台拖拉机给石美大队，珠江电影制片厂还拍成一个纪录片，叫《东莞人民在前进》，在全国播放，我看过那个电影，记忆犹新。”
东莞处在广州和深圳两市的中间地带，是内地通往深圳，进入香港的要道。改革开放后，东莞利用这个黄金位置，农业大县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获得了分享工业财富的机会。它成为中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当地人从制造业中率先分享到财富。东莞市旅游局前局长李善奴的经历，也是东莞从农业转向工业之路的一个见证，他告诉本刊记者：“我1967年高中毕业，种了14年田。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才洗脚上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1984到1993年，李善奴担任东莞旅游局副局长，实际工作是旅行社经理，负责安排东莞人去香港旅游。靠着把富裕起来的东莞人带到外面去旅游，他管理的旅行社在10年时间里积累了1500万元的利润。
但东莞人分享工业财富的方式并不是参与制造业产业链。实际上，东莞虽然有“世界工厂”的名号，但本地人从来没有在实体制造经济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告诉本刊记者：“当初东莞也是想搞工业的，但是被外商抵制了，最开始招商引资有个政策，东莞政府规定，任何一个外资企业要有‘七大员’，工厂的副厂长、计划生育管理员、关税申报员、税收申报员等七个重要岗位，必须安排东莞本地人。东莞当时是希望把本地人培养起来，就有了自己的工业力量，但是外商不干。本地人占据重要岗位，意味着我所有的底牌政府就知道了，所以外资企业的老板们就采用了‘赎买’政策，就是这‘七大员’不用来上班，工资照发。企业花名册上有你，但是你不用来干活。东莞本地人来管了以后老板还不给好脸色，干脆也就不来了，这个政策后来就流产了。所以东莞不是自己不想搞工业，而是没有办法进入。”
东莞直接参与工业产业链的计划流产了。丁力总结东莞经济的特点是外源型经济：“外源型经济有两类经济组成，第一类叫招商引资经济，就是资金人才通过外面引进来，人家来什么你就发展什么。东莞有个做法后来被大家借鉴，就是把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了适当的分类和集聚，比如说做毛衣的在大朗，做家具的在虎门，就这样，形成了所谓的‘专业镇’。”从发展数据上看，招商引资经济是东莞的主体，创造了让人惊叹的GDP。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8年前，东莞的GDP年平均增速高达22%。
但这些直接从工业生产中产生的财富，只有少部分留在东莞。对本地人来说，他们大多倚靠另一种方式来分享工业财富。“第二类叫租赁经济，这是外源经济的另一块。外商投资以后，你会发现本地人没有能力介入进去，因为他们是农民，没有工业生产需要的技术、知识、市场，所以他们主要就靠土地。最开始是卖土地，发现钱来得快，但是资源有限，所以后来就改成租赁。把卖土地的钱拿来在现有的土地上盖标准厂房，把土地和厂房一起出租。这个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了，这就是租赁经济。有招商引资才有租赁经济，所以，租赁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叫‘寄生经济’。本地大部分农民基本上还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丁力这样评价东莞经济的两种模式：“招商引资创造东莞的GDP，而租赁经济给东莞创造财富。”本地人以此为分享工业财富的主要方式，并以此开始寻找到了他们在全球化工业化中的角色。
租赁经济
1992年11月，当李善奴被调任局长，认真思考东莞旅游到底怎么来做时，利用工业革命后的厂房经济而改变的土地面貌，成为他找到的一条旅游路线。“东莞旅游的天然资源有限，1997年香港回归，虎门大桥通车，东莞旅游只有这样一根救命稻草。《林则徐》电影里的那座炮台就在虎门大桥那里。我就说，东莞的旅游不是游山玩水，也没多少历史文化，单靠那座炮台能打多远？但从虎门炮台到遍布村镇的工业厂房，世界上有那么多景点，没有一个地方把一个民族150年的历史浓缩了。1997年旅游年鉴就有我的一篇《吹尽黄沙始见金》，我就说东莞因为改革开放有了现在的模样，整个东莞的旅游就是在介绍改革开放的成果。”
东莞虎门是林则徐1839年销毁鸦片的地方，今天这里建起了大型博物馆供游客参观
1997年，李善奴上任后主推的一条旅游路线就是“东莞之路”——从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开始，到遍游周边村镇的厂房新貌。当时东莞在基础设施上还是非常简陋，虎门大桥周边连一个厕所都找不到，但新旧对比下东莞土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还是让“东莞之路”的旅游非常红火。鸦片战争博物馆过去一天接待2000人次，推出新路线后增加了一倍多。在虎门威远炮台，游人更是摩肩接踵，最多时一天超过一万人次。当时京沪两地记者团在珠江三角洲旅游考察，第一站就是东莞市。记者在报道中如此描述了租赁经济下的东莞新貌：“我们从东莞市区去虎门镇的路上，只见一幢幢新建的色彩亮丽的楼房，和绿色的田野相间。车行一路，我们几乎分不清哪是乡村，哪是城镇。在珠江口东南岸的长安镇，看到市区街道绿化如同花园，而那些住宅小区，清新多彩，城乡风光融为一体。这里九成以上群众住上了新楼房。走在东莞城乡，让人觉得整个东莞市就是一种独特的旅游产品。如今东莞的城乡风采，每年吸引上百万人前来观光。”
租赁厂房是东莞人在缺乏技术资金，进入工业体系又遭遇外资老板抵制的情况下，创造出的一条盘活土地资源的路径。有学者评价：“东莞农民把集体资产（以土地建设厂房）和个人资产（自有宅基地建房）租出去，这是翻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第二页，原来土地不只是用来耕种的，土地这个稀缺的资源终于在这一代农民手中被盘活起来。”
随着路网的建设和制造业体量的扩大，东莞的租赁经济从90年代到2008年前，经历了一个高峰期。伴随着平均年经济增长率22%的高速发展，厂房租金也一路走高。东莞金牛皮革集团总经理刘志军这样描述东莞集体厂房出租情况的变化：“2006年我到东莞办厂，在道窖租厂房。当时基本上是厂房还没盖起来，已经有厂家下定金。为了租到一间厂房，我派人在基建工地守了一个半月，‘打败’5个竞争对手，才成功把厂房租下来。当时，工厂老板开玩笑称，在东莞租厂房比考公务员还难。”
租赁经济让当地人富起来。一位东莞当地学院的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学生们大多是本地乡镇村庄的孩子，他们的父辈依靠租赁经济获得了大量财富。“我的一个学生一年春节收了17万元利是，他爷爷就给了他10万元。”对那些更有头脑和能力的当地人来说，租赁经济还给他们打开了一条更大程度上分享工业蛋糕的路径。后来兴建东莞第一家乡镇星级民营酒店的莫志明，就从租赁经济中获得了自己事业的第一桶金，后来一路发展，如今成为东莞莞商会的会长。当地人告诉本刊记者：“莫志明原来在小学教书，因为超生被开除。当时镇上为招商来的企业盖厂房，镇上很多人都搞建筑。莫志明和兄弟两个人也做这个生意，他们做包工头盖厂房，赚了一个亿。”
“租赁经济”的本质还是倚靠土地资源挣钱。东莞的土地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基层权力系统的手中。2006年东莞出了一件大新闻，从中能窥见基层权力系统对当地土地资源的控制权。东莞塘厦镇镇长李为民多次前往澳门赌场赌博，总计输掉9000万元，于是被抓捕审查。李为民在庭上声称自己正在变卖家产，一审宣判前能将欠款全部还清。后查明李为民自1996年兼任塘厦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主抓厂房租赁等事项，掌握着批地拿地的审批权。与其有利益输送的公司也在这段时间成立，主要经营修建厂房和市场。
基层权力资源与经济活动的紧密结合，在后来“租赁经济”升级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东莞的酒店业就发源于最初的“租赁经济”，并借助权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结合，拥有低成本的竞争价格，为东莞酒店业第一阶段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酒店业的兴起
如何运用通过简单租赁获得的第一桶金，是当时很多最先富起来的当地人的难题。黎平对本刊记者说：“当地人大多农民出身，学历都不是很高，对高科技的东西是难有感悟的。诺基亚、摩托罗拉曾是行业领先的大公司，都跟不上形势，要东莞的本地老板去做高科技，这样的要求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
东莞一家在建娱乐中心的施工工地（摄于1994年）
既无法跻身实体工业产业链，又没有资金和技术独立发展实业，莫志明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是赚了不少钱，但不知道该放在哪里。那时候有个朋友从大连买来一本香港十大富翁的发家史，我看了后收获很大，发现他们都是做房地产和酒店的。我的钱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干脆拿出来投资酒店了。”
除了商界前辈实在的榜样作用，开酒店也和东莞当地的经济发展史一脉相承。“酒店也是租赁经济，酒店无非就是把厂房变成豪华的宾馆，投入更大了，租金收入也更高了。”丁力对本刊记者说，“随着经济发展，当地人发现工业的租金还是太低，一平方米才10块钱左右。如果在工业用地上建酒店，酒店每天都可以收取价格远远高于厂房的租金。这不是政府的思路，是当地农民的创造。”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工厂”为东莞带来了大量稳定的客流。做广告生意的刘纪刚上世纪90年代末期，在考虑是否来东莞发展自己事业时，他先来到东莞的车站考察，发现这里的人流量远远高于当时广州的中山等城镇，车站的人流吞吐量几乎与深圳相当。“在90年代中后期到上一个10年，我们差不多每年有900多万客人在东莞登记过夜。我记得2003至2007年那几年，我们每年都有930多万商务客，相当于三个张家界或者三个海南岛的游客量。”黎平对本刊记者说。
李善奴也在观察这个城市中川流不息的人群。“我那个时候连续半年时间，开车到处去看，研究东莞的客人是从哪里来的。我发现这些来往的人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平时都是商务客来这里谈生意，周末则是周边两小时生活圈的客人。我认识的几位深圳客人就喜欢来旅游局楼上吃饭，因为旅游局这里有个餐厅原来做海鲜很好吃。”
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东莞还没有什么像样的酒店。李善奴也记得：“常平镇一个老板娶媳妇，香港来的一个客人没有地方住，晚上吃完饭还是要回香港去。那时候莫志明经常去深圳和香港过来的人谈事，几乎每周都要去新都酒店，这是深圳有名的三家酒店之一。他就有了发现：酒店是个商务交流的场所。”
莫志明于是决定拿出自己的大部分积蓄，在家乡寮步镇建一个酒店。当时这个决定甚至没有得到后来大力支持发展酒店业的李善奴的赞同：“当时寮步镇已经有一个酒店，但经营得一塌糊涂，入住率不到50%。那时候有个基本结论，一个地方现有酒店的入住率不到80%，就不能去建新的酒店。”但这个决定得到了寮步镇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各镇招商引资竞争激烈，都没有一个像样的住宿地。有好的酒店，自然是招商竞争中的有利筹码。1996年，寮步镇的金凯悦酒店开业。莫志明投资8000万元，寮步镇政府以地皮入股，建起了东莞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乡镇的四星级酒店。
酒店业通常被认为是投资大，回收周期也相对长的行业。但东莞的酒店业却打破了这个规则，其秘诀就在于土地性质。丁力告诉本刊记者：“中国城市化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要把各种土地的属性搞清楚，不同性质的土地有不同的价格，生产不同的产品。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税收，对土地财政还没有强烈的需求和兴趣。国家对土地性质的管理还不严格，也没有明确规定，工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商业用地、农业用地属性是有模糊地带的。很多东莞的酒店最开始都是建在工业用地上，工业用地与商业用地的土地价值差异约有10倍，很多早期建设酒店的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镇政府为酒店建设在土地上大开方便之门，到底能给本地经营酒店业的企业家一个什么样的行业起点，或许用一年后东莞市内的银城酒店做对比能窥知一二。1997年，就在寮步镇金凯悦建成一年后，东莞市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银城酒店建成。酒店位于东莞市区内，由建设银行投资，花了8个亿。虽然两个酒店在规模、星级、地段上都有差别，但其在几乎相同的时间点上，却相差10倍的投资成本，仍然能从侧面看出东莞酒店土地资源上的奥秘。
寮步镇的金凯悦酒店建成后，开启了东莞酒店业的第一个高速发展期。李善奴记得：“那个时候酒店的房价为每天400到600多元，而且入住率很高。200多个房间，天天爆满，这家酒店两三年就回本了。”对当地镇政府来说，它们以土地支持酒店建设的决策也得到了回报。寮步镇是东莞韩国企业最集中的城镇。当时韩国著名企业南亚电子在是否落户寮步镇的投资上洽谈很久，韩方一直犹豫不决。后来金凯悦建成后，地方政府安排南亚电子的大老板入住酒店。当韩国投资者得知，寮步镇不仅修建了这家四星级酒店，还修建了高尔夫球场后，最终确定了将企业落户寮步。
李善奴对本刊记者说：“东莞市政府对建酒店从来没有半点优惠，倒是后来商务部和旅游部联合评比五钻餐厅，获奖者奖励50万元。但东莞评上五星级的酒店，政府从来没有任何奖励。”虽然毫无政策优势，但受益于极端便宜的土地资源与基层权力资源的结合，东莞的高星级酒店在各个镇如雨后春笋般建设起来，而且创造出一度为全国酒店业关注的“东莞价格”：它的房价比广州的高星级房价便宜近一半，其相对低廉的进入成本是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