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1日，时任南非总统博塔（左二）视察索韦托。在“种族隔离”时代，索韦托被设为黑人居住区
史诗人生
罗本岛监狱已成为南非的纪念地。在南非电影《再见，布法纳》里，我试图通过影像走近曼德拉曾被囚禁的时空，虽然这几乎不可能。罗本岛很孤绝，俯瞰只是露出海面的一小块石灰岩，成年累月经受冰冷的本吉拉海流的冲刷，荒凉阴冷。每6个月，有一位探监的亲人，乘船渡海上岛来探望曼德拉。穿过漫长的走廊，打开沉重的牢门，是6英尺见方的小隔间，有一张狭长的钢床，一张当桌子用的小矮凳和墙上的三只袖珍吊柜。曼德拉被囚27年，公开的狱中生活照很少，唯一的一张群像是在四面围合的操场上，囚犯们坐成两排，前排的人用鹤嘴镐和锤子把采来的石头敲碎，后排的人在缝衣，后来成为新南非国家领导人的曼德拉、姆贝基、西苏卢都在其中。劳役结束后，他们有时会凑在一起交谈，看守沿着墙角巡逻。1977年，一些外国记者来罗本岛参观，偷拍下他们在监狱花园里的另一张珍贵照片。他们戴着遮阳帽，手执铁铲，在劳作之间休息，手不约而同地插在腰间。
狱中的曼德拉（摄于1964年）
囚禁试图消磨和摧毁人的自尊与意志，让人的抵抗精神瘫痪。但曼德拉天生有一种举重若轻的能力，他甚至能跳脱出来如看戏般审视自己的人生戏剧，而他时常蹦跶出来的恶作剧的幽默感，形成了柔软的保护屏障，权力想制造的让人丧失自由的恐惧反而被消解掉了。他得知将要被带到最严苛的罗本岛，“感到很兴奋”，“从童年开始，我就知道这个岛了”。在他脑海里冒出来一串科萨黑人英雄的名字和他们的越狱经历：“1658年，奥特舒梅奥在与荷兰人的战争中被流放到罗本岛，他最终划着一条破旧的小船成功逃离，虽然这条船千疮百孔，根本不适合航海。”他以这种方式汇入到历史中，“罗本岛的历史就是南非人民的奴役史，但它现在是我的新家”。
初入狱，所有囚犯会被脱光衣服站在一起，这是种羞辱。但曼德拉觉得滑稽，心想这辈子也难有机会见到彼此这可笑的样子了。他没有把户外劳动视为残酷的折磨，相反，他觉得劳动令他强壮，“使用全身的肌肉，太阳照射在背上，这种感觉很好”。在去采石场的路上，“可以看见茂密的灌木丛，挺拔的大树矗立在我们的房子周围，闻着桉树花的香味，偶尔还可以看见跳羚羊或大羚羊在远处吃草”。
入狱后，一个人会开始珍惜很多小事，比如能够自由自在地散步、过马路、进商店买报纸、讲话，甚至能够自由地保持沉默。曼德拉对于任何一件自己能支配的简单小事，都会尽力去争取，并从中寻找乐趣和成就感，这使他的自我意识从未被监狱制度化。比如，发给黑人囚犯的裤子是短裤，但曼德拉要求穿长裤，最后他胜利了。但他要求，除非所有其他囚犯都有长裤穿，否则他拒绝穿，结果他再次胜利了。看守要求他们走快点或干活快点，曼德拉会小声告诉狱友，“慢点，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监狱里是禁止唱歌的，音乐是自由之音。干活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唱自由歌，唱歌的同时还会伴着歌声跳跳舞，每个人都很受鼓舞。监狱当局意识到了：这些家伙，看看，太有斗志了，精神状态也太好了。因此，他们就规定‘干活儿的时候禁止唱歌’，这样在干活儿时我们就会感到艰苦了……在他们的法则里，有禁止唱歌这条规定……我们就服从了，但回到囚室后，尤其是在圣诞节前夕和新年前夜，我们会组织演唱会，大唱特唱。他们最后也就习惯了”。
1988年的一天，温妮（右前三）带领家人去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探望曼德拉
1986年，南非一名黑人男子遭警察射杀后，参加其葬礼的亲友正在安抚他的两个儿子
他们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些许成就：1969年，狱中开始播放电影；1975年，囚犯们第一次洗上热水澡；1980年，囚犯们可以读报；1982年，囚犯们可以接受儿童探望。曼德拉不懈地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就狱中配备运动设施进行游说，最终在1970年得到批准，他们得到了一个排球场和一张乒乓球台。后来，他们还在监狱庭院里建造了自己的网球场。1982年，曼德拉和狱友共处一室时，凌晨3点就起床，在牢房里跑上1小时，然后做有氧运动和举重，曾有狱友抗议这么早就被他吵醒。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生活漫长而乏味，人不断地转着圈，今天的终点和昨天的起点一模一样。这些斗争与成就，让人不忘记主宰命运的滋味。
1968至1969年是曼德拉精神上最痛苦的两年，他的母亲和儿子相继去世，但他连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他写信给监狱指挥官申请去参加葬礼，但或者没有回复，或者被拒绝。在给朋友的信中，曼德拉写道：“我从未想到自己不能参加母亲的葬礼。相反，我一直陶醉在一个美好的希望里，梦想着她年迈时我能够在她身边照顾她，在她逝去的最后一刻守着她。扎米和我曾一直想接她来约翰内斯堡跟我们一同生活，那样就能离巴拉瓜纳医院近一些。”不久，儿子桑比在开普敦的车祸中死亡。当曼德拉意识到去墓地看他一眼都不可能时，心痛至极，陷入记忆的深渊：“1962年7月底，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见过他，他那时才17岁，是个健壮的小伙子。那天他穿着我的裤子，有点肥长，他有很多衣服可以穿，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感情太明显了，我深深地被触动。我意识到我的离开给孩子们造成的影响。……1960年，我开车跑了很远去见他，告别的时候，因为没法送他到公交车站，更没法送他到火车站，我感到很难受。作为一名囚犯，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我必须放弃作为父亲的责任。我的儿子，应该是我的朋友，离开家之后只能独自照顾自己，而我只能偶尔偷偷地见他一面。……我把我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把所有的铜币和银币找出来塞给他，这些也就是一个可怜的逃亡者能给得起的了。……现在，我很想你，好像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想念过你。在这样一个充满痛苦、不幸和失败的日子里，回忆这些会让我感觉好受一些。”
曼德拉是有韧性的。多年后出狱，曾有老友问他，在狱中时，“你的妻子在外面有自己的生活，或许会和别的男人交往，会喜欢上别的男人，会和他们约会，用那些男人暂时替代你。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呢？”曼德拉说：“我不能去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必须接受一些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事实和现实，人都会有希望放松自己的时候，但人的好奇心也不能太强。她对我很忠诚，支持我的事业，来监狱探望我，会跟我通信，这些就已经足够了，真的，足够了。其他的事情无论是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与她的关系。”在曼德拉的狱中日记里，他经常记下自己的梦境，梦到与儿子在长满绿色农作物的旷野中沿着斜坡向上飞奔，然后又从山上狂奔下来，有时则梦到在空旷的山谷里隔河与温妮相望，温妮却消失不见。
在罗本岛，曼德拉对大学时代就热衷的文学和戏剧仍情有独钟。狱友把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撰写的《安提戈涅》改编成了一出戏剧，曼德拉出演了剧中残暴的国王克瑞翁。在罗本岛，自第一次开始拿起书，他就时不时地引用莎士比亚。他阅读了南非作家纳迪尼·高迪莫写的所有当时未被禁止的小说，学习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还阅读外国小说，比如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在狱中写道：“读完那些作品后……你就会感觉整个人的境界都提升了，你对人类的敏感度也提高了。”1970年，在给温妮的信中，曼德拉引用南非作家C.J.朗恩霍芬的《拿撒勒的影子》，影射了他对自己处境的理解。《拿撒勒的影子》描述的是古罗马犹太总督彼多拉对耶稣的审判。“在罗马本土，法官只能根据对囚犯的指控、法律和法庭证据这些因素对囚犯进行判决。但是，在远离罗马的地方行省，我们正处于战争中。
处于战争中的人是不会去关心判决公正与否的，他们关心的只是结果，是最后是否会取得胜利，而且法官自己其实也在接受审判。我很清楚这个人是无辜的，但是我的职责要求我判他死刑，所以，最终，我就这么做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十字架上的一堆索具中挣扎，后面的人们在谩骂他，朝他扔东西。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他将要死去。我相信向一位朋友忏悔之后，我良心上的不安可以得到一丝缓解，因此我决定给你写这封信。朗恩霍芬写下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南非人民的政治意识。对于你我，这则故事可以让我们想想当今所发生的事情。”
曼德拉对人性怀抱善意。他注意到，“有看守提醒他们的同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参与自由运动的人最终总是要战胜他们的压迫者，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些进步的看守呼吁监狱不仅应该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对待囚犯，也应该好好地对待囚犯，一旦哪天这些黑人的斗争取得胜利，组成了政府，反过来也可以好好地对待白人”。“有些看守不仅对我们很有礼貌，而且在厨房工作的时候，还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口粮，偷偷拿来肉啊、白糖啊很多东西。当这些看守把我们当人看待的时候，大家看到了黑暗中的一线光明。”1977年，他在写给班德律师的一封信里对监狱总长说：“160年前，发生了集体被判死刑的图幅博茨事件；74年前，布尔战争集中营建立；61年前，约皮·福里做了最后一次演讲。我相信您肯定不会忘记那位南非白人爱国者，他牺牲了自己，帮助您从英帝国逃出来，使您成为这个国家统治阶层中的一员，最后担任了这个国家的监狱长。”
被外面的世界忘却的恐惧始终缠绕着曼德拉和他的狱友们。囚于罗本岛的最初那段时间，非国大销声匿迹。镇压的势力很大，法律禁止任何南非媒体提到曼德拉，所有的政治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再提他了，除非他们碰巧认识并且喜欢他。英国和美国报纸最初还来罗本岛报道一下监狱条件，英国大使馆有时给曼德拉寄一些法律书，但到1967年，曼德拉的名字已经完全从媒体上消失了。温妮的探监是他获取政治新闻的重要消息源，而他也用暗语通过温妮把他真实的想法传递给非国大。20世纪70年代，南非其他组织的黑人运动并未间断，比如影响很大的黑人觉悟运动。但在这个时期，非国大领导人已被囚禁在罗本岛十几年，早已无法与国内革命运动互通信息，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也是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其他黑人政治组织领袖都被关进了监狱，一些死在狱中，罗本岛则成了囚禁反种族隔离政治力量的大本营。此后，是数十年的沉寂。
1975年，曼德拉在日记里写道：“又有一批年老的著名斗士倒下了，他们就像历史上前赴后继的勇士一样，其中一些很快会被世人遗忘，另外一些会成为历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也只有学术专家对他们感兴趣。”
1975年，在西苏卢和科特拉达的建议下，曼德拉开始秘密撰写自传。开始数周，他白天去石料厂劳动，晚上吃过晚饭后先睡一觉，然后从晚上22点钟开始在墙上撑起的简易书桌上伏案写作。后来，由于身体实在吃不消，只好请病假不去石料厂劳动。监狱当局似乎对此并不介意。因此，曼德拉得以白天睡觉，夜间秘密地撰写。每天，曼德拉把写好的手稿设法交给科特拉达，科特拉达看过后，再设法把手稿交给西苏卢，西苏卢看过后交给鲁·奇巴，由他把手稿转换成微型速记稿。1976年，狱友马哈拉杰出狱，将手稿秘密带出罗本岛监狱。它被带到了伦敦，这是罗本岛里与世隔绝的囚徒与外面的世界对话的一线希望。
1977年，曼德拉开始感到衰老。他写道：“14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我们所爱的人在迅速变老，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当朋友们终于在聚会上开始缺席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一种很奇怪而冷清的氛围。梦想越来越难实现，进度计划越来越难以完成。”
1990年2月，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中左）和南非反种族隔离人士西苏卢（中右）与支持者一起迎接获释的曼德拉
1990年2月，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逊（中左）和南非反种族隔离人士西苏卢（中右）与支持者一起迎接获释的曼德拉
自由之路
1977年，监狱宣布结束体力劳动，改成在监禁区活动。曼德拉有了更多自由时间读书、写信，他甚至养成了最大的业余爱好：打理菜园。曼德拉不断地申请，要求在院子内开辟一个菜园，最终，他获得允许，在墙根处开垦了一片狭长的小块土地。他订购了种植与园艺的许多书籍，监狱当局为他提供了种子，他种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葱。绿色满园时，他常常为狱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葱。这一小块土地给了曼德拉自由与生命的感觉。在监狱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还是常有意外之处的。
1980年参观罗本岛的记者塔米·马赫瓦纳兹生动描述了曼德拉在狱中的个人风格：“他走得很慢，眼望前方，似乎陷入沉思。……他时常进行有深度的谈话，为其他狱友提供法律或个人建议，狱友通常需要提前很长时间预约。他处理得非常认真，有时用很小的字写很长的东西。在他的小房间里，法律文件堆满了小桌，床下塞满一箱箱书，屋中摆设着一个狱友做的雕塑，墙上贴着一个非洲部落女人的画。他对每位狱友和他们的家庭史都非常了解，也密切关注着古巴、尼加拉瓜和世界其他地方正进行的斗争。”狱中禁欲的生活给人大量的时间深思与辩论，让人与纷繁芜杂的现实保持距离，从而更高地看问题，也孕育理想主义和平等思想、敏感性和凝聚力。当国内所有的黑人抵抗运动——非国大、泛非大、联合民主战线、群众民主运动、“黑人觉醒运动”和“保护民族文化运动”的成员都被关入罗本岛，原本分散的各阵营在监狱里激烈辩论，最终汇合在曼德拉《自由宪章》思想的麾下，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它是实现欧洲式社会民主国家的序曲；非国大必须联合一切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力量，甚至包括阿非利卡白人，“绝不形而上地区分概念化的敌友”。非洲部落的古老文化将曼德拉与不同组织的黑人领袖联系起来，哪怕他们在政治意见上相左，那种世代的亲缘与家族纽带让他们维持着友好的私人关系。
南非司法部与情报机关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监狱的生态。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美一些政治家就预见，南非的政治解决方案最终得让被囚禁、被流放或被损害的人来提出。包括阿非利卡白人在内的智囊谋士们很早就心知肚明：南非白人少数统治终将结束，黑人多数必将掌权，因此需要一位政治上相对温和的“黑人领袖”来维持白人在南非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漫长的监禁生涯使得曼德拉早年的激进目标变得不再那么激进，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反叛意志的消退。1979年，已经61岁的他在日记里写下三个词：“DDD综合症，虚弱（debility）、依赖感（dependency）和恐惧感（dread）。”他变得愈加务实，而国内有人立志要变革种族隔离政权赖以存在的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实现共产主义，曼德拉就和他们渐渐疏远了。他清楚，直到1976年，非国大的武装还未来得及在国内打响哪怕一枪，就全被囚禁了起来，军事上的胜利遥不可及。狱中生涯的沉思让他相信，为一场注定失败的冲突牺牲那么多鲜活的生命不值得。他开始让非国大领袖研究阿非利卡人的文化与性格，他警觉到，“说英语的黑人”所受的自由教育和英语思维，让他们不自觉地轻视阿非利卡人，从而过于自负，而事实上，“300万阿非利卡人是普通南非公民中的强大少数派，重建国家必需他们的合作与善意”。
南非司法部的一份文件在研究了曼德拉的背景、思想和性格气质后得出结论，“他具有南非头号黑人领袖的所有素质”。后来力推政府与非国大谈判的国家情报局局长尼尔·巴纳德博士曾在一次采访中讲到，之所以选择曼德拉，“从情报的角度看历史，我们逐渐确认，他是权力走廊深处真正的领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1986年的一份文件里列出了释放曼德拉的一串条件，其中一条是：“他的身体状况必须相对较差，无法长期担任领导人。”
1980年1月，曼德拉在日记里写道：“茶里加奶了。”随后，他逐渐有了芥末酱、椰子饼干、三明治酱、柠檬和蛋糕混合料等，他还服用月见草油，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减轻体重，生活用品也得到了改善。1982年，曼德拉被转移到内陆的波尔斯摩尔监狱。1983年，他做了后脑勺和右侧脚趾手术。1984年，曼德拉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接受肺结核和肾脏疾病的治疗。突然变得紧凑的日历时间预示着，转变正在发生。
监狱高墙之外，重大社会变革已在酝酿中。
从1948年开始，南非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超高速经济增长，在60年代中期创造了与日本相当的奇迹。种族隔离的“低人权优势”为南非制造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外资纷纷被南非的高利润率所吸引。经济繁荣期，以盎格鲁－美国集团为首的南非商人喜欢说，南非的经济腾飞就像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繁荣终将自动推动社会改革。1968年的《经济学家》曾有一篇调查南非的长文，结论亦是，南非会在更有安全感时，变得更自由，“更富有、更有安全感通常意味着更左”。的确，新兴的阿非利卡白人中产阶级和工矿企业家，开始逐渐批判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形成了执政党左派领袖人物德克勒克的社会基础。可惜的是，整个70年代，南非政坛仍一直被以博塔为代表的保守右翼把控，国家机器不断加强控制，几乎达到全白人皆兵的地步。但是，在1975年，经济拐点出现，由持续减速转为严重负增长。制造业出口型经济向消费社会转型，需要释放国内市场的购买力，但人口是白人4倍的黑人却绝大多数处于贫困状态。1985年，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南非出现大规模资本净流出，一直持续了9年半，国家流失资产达517亿兰特。潜伏在南非机体内的经济衰退病灶，因缘际会地发作，变革已势在必行。20世纪70年代，南非政治动荡更重要的中心在城市工厂——为了适应国际资本市场激烈的竞争，更多的黑人向半技术和技术工种转化。工会取得合法地位，要求加薪的罢工运动取得一系列胜利，这意味着，“超稳定”的南非黑白社会终被撕开了一条缝隙。
南非之外，潜出国的非国大领袖奥利弗·坦博一直努力游说非洲与世界各国的政府给予支持。在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非国大总部一直在培训更多的游击队员，并通过“自由电台”进行宣传；在南非边境的葡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坦博参加了新独立国家的国宴，但这两个国家很快就被美苏争霸的冲突撕裂。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欧与美国，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还在支持南非白人政府的反共圣战，对可能受共产主义控制的非国大抱有敌意，但随着美苏争霸在非洲趋于缓和，以1985年为界，西方大国开始对南非的制裁动真格。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印度、苏联与东欧都曾给予过非国大物质援助。反种族隔离渐成世界潮流，人们猛烈抵制在南非赚钱的跨国公司巨头，迫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减少投资。坦博也将所有的海外反种族主义活动焦点集中在唯一的目标上：释放曼德拉。从英国到希腊，从纽约到哈瓦那，从政治、文化名人到宗教人士，所有人都在谈论曼德拉，他的名字与形象在消失了20年后，再次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公众视野，被所有人所熟知。曼德拉成为一种有力的象征。他为他的信仰付出极大代价，这也成为他个人魅力的源泉。随着反抗运动的发展及国际制裁开始发挥作用，一些白人商人考察了非洲的其他国家，如赞比亚和塞内加尔，为的是和国外的非国大进行初步会谈，后者已经成了实质上的候任政府。而在监狱高墙内，曼德拉越来越像一位候任总统。曼德拉的地位处在过渡状态：政府不愿意释放他，然而没有他，政府又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
1985年，在接受手术后，监狱指挥官芒罗准将把曼德拉从医院带走，回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并告诉他，得单独关押他，这是监狱总部下达的命令。曼德拉立刻接收到了信号：“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开始与政府谈判。这件事毕竟很敏感。政府的选举宣言一直都是‘我们不可能和非国大对话’，这是一个恐怖组织，热衷于谋杀和破坏公共财物。因此，如果我们之间能够进行对话，就得有一定的保密性，而如果我被单独关押，就可以保证这一点。所以，虽然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们，也不愿意跟他们分开，我还是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如果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反对，可能到现在谈判都没法进行。组织的总部设在赞比亚，在那里有一些参加斗争的领导者，也只有他们才知道要进行这样的战略性谈判。”
当时力促谈判的国家情报局局长尼尔·巴纳德博士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那一时期，历史所造成的分裂“不仅分裂了国家，甚至在官僚体系（军警、情报、安全部门等）和政府内部，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哪怕是在政府圈内部，连开始讨论谈判解决这件事都不可能”。那时，时任总统博塔一次又一次地问巴纳德：“我什么时候该向国安会和内阁报告秘密谈判的进展？”巴纳德不断地告诉他：“总统先生，如果你告诉国安会和内阁，可以肯定，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说出去……第二天早晨，你就能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看到标题：‘南非政府正秘密与世界最著名的囚徒谈判。’”巴纳德后来回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谈判绝对不可公开，因为双方都需要做出非常重大的妥协。曼德拉完全赞同，他说：“我们先把最关键的问题解决掉，至少形成一个可以往前走的框架。”
曼德拉所获得的特权开始越来越多，影响当局的能力也越来越强。马克斯上校有时把他带到监狱的花园里，观察鸟类生活，摘西红柿，穿过蔓延到山脚下的托凯葡萄园散步。1987年，曼德拉被允许在咨询室而不是有隔离的探视室里与女儿、女婿见面，也允许他见到儿童。他与温妮的第一个女儿泽妮与斯威士兰索布胡萨国王的儿子结了婚。“他们把我的小外孙女递给我，在整个探视期间，我再也没把她放下过。用我长期以来一直在握着镐头和铁锹的粗糙的大手托着那么脆弱、柔软的新生婴儿，是那么令人由衷地高兴。我感到，一个男子汉抱着一个婴儿从来没有像那天那么高兴。”
1986年，由七位英联邦著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尼日利亚前军界领导人奥巴桑乔将军和澳大利亚前首相马尔科姆·弗雷泽的带领下，访问南非。南非政府对这次会见异乎寻常地重视，芒罗准将专门带来一位服装师为曼德拉量尺寸，第二天就送来了一套衣服，衬衣、领带、鞋、袜子和内衣内裤。曼德拉把这次会面视为一次向政府提出谈判的机会，他非常清楚白人的关切。“我告诉他们，我相信《自由宪章》，这个宪章体现了民主和人权原则，但它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蓝图。我谈到了我对白人的关注，少数白人在一个新的南非中应当有安全感。”他告诉他们，有些问题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来解决，虽然他还不打算正式宣布放弃暴力，但却尽可能地以最强烈的语言声明，暴力绝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
名人团的成员之一、加拿大主教特德·斯科特主教多年后回忆说，曼德拉一见到他们，就直截了当地说，白人人口只占南非总人口的20%，现在甚至下降到14%，到世纪末，会下降到10%以下，前景堪忧，应该建立一个让少数民族更有安全感的社会。会谈结束后，代表团去了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但就在著名人士代表团准备与曼德拉一个人进行再一次会见时，南非国防部队对非国大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基地发动了空袭和突然袭击，著名人士代表团立即离开了南非。奥利弗·坦博和非国大号召南非人民武装暴动，人民积极响应，动乱和政治暴力达到新的高潮。曼德拉判断道：“从表面上看，选择这个时间似乎对和谈不利，但最让人灰心丧气的时刻，常常也正是发生转机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往往要寻找走出困境的方法。”
那是一段和平十分脆弱的时期。谈判来临前，当局内部的右翼势力以更严酷的方式施暴。1981年11月，一些非国大成员、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被南非安全警察暗杀；1982年，曼德拉的好友、非国大的领导成员鲁斯·福斯特被邮件炸弹爆炸身亡；1986年，更多的“民族之矛”成员被处决；接着，领导黑人武装的领袖哈尼被杀。曼德拉积极谋求与政府谈判，连他的亲密战友西苏卢和卡特拉达都持怀疑态度，流亡中的坦博和国内的联合民主战线成员也认为，可能是政府操纵了曼德拉。那是曼德拉经历的考验中最孤独的一段时光。在波尔斯摩尔，曼德拉曾意味深长地对拜访他的记者说：“这开满了鲜花的漂亮监狱，就像坟墓，外观漂亮，里面的人性却在腐烂。”他必须清醒地权衡：对白人集团多大程度的让步，是各派黑人能够接受的。
1986至1987年，曼德拉几次会见司法部长库切。库切希望了解非国大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停止武装斗争，未来的新南非如何在制度上保障白人少数种族的利益。1987年底，博塔政府指定一个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准备与曼德拉秘谈。委员会以库切为首，包括博塔的亲信、国家情报局局长尼尔·巴纳德博士。曼德拉以西苏卢作为征求意见的第一人，很快便得到西苏卢、姆拉巴、卡特拉达等人的赞同。与政府接触的第一个成果是，1987年，南非政府无条件释放利沃尼亚案中的最年长者姆贝基。但谈判起初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一致，军队和安全系统背景出身的博塔总统很难改变他隔离与强力的执念，也没有答应释放曼德拉的所有人的条件。
1988年，曼德拉被转入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这时他有了一间宽敞的别墅，有极好的装饰：厚厚的地毯，昂贵的家具，有游泳池和一部传真机，看守实际上就是曼德拉的佣人兼保镖。司法部长库切来视察，一间一间查看房间，还带过来几瓶很昂贵的酒。他对曼德拉说，这是在被监禁和被释放中间搭建起来的舞台。“我们把你转移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保证你和我们之间对话的机密性，希望你能领会我们的意思。”政府也会不时带他出去，或参加高层会议，或只是旅游、爬山。除了例行的身体检查和治疗各种疾病，他还与各种重要人物会面，包括帕尔第一国民银行的总裁、司法部长库切、宪法发展部部长维尔荣，还有未来的总统F.W.德克勒克等。这一年，共有30多个白人政党和团体纷纷主动到国外与非国大会谈，同非国大在国外不同场合进行联系的活动越来越多，非国大俨然成为解决南非问题最关键的政党。而白人当局已经在为曼德拉成为总统做准备了。
1989年3月，务实派政治家德克勒克成为实际上的总统。渐渐地，曼德拉被允许可以接触非国大的成员，人们也可以更容易地接近他。1989年7月，曼德拉生日时，他甚至可以全家人团聚，并会见了西苏卢和卡特拉达，这两位曼德拉的老朋友于当年10月份出狱。德克勒克答应了曼德拉释放政治犯并让流亡人士回来、停止紧急状态法、解除非国大禁令的条件，允许非国大成员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
曼德拉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看重现实的需要。政府当局主要讨论的是如何保护少数白人群体的利益。曼德拉将《自由宪章》解释为“一种资本主义的蓝图”，承认非洲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占有财产。而且，他知道白人企业家集团担心“国有化”，大多数白人担心“黑人对白人的统治”，1989年还在狱中时，他就向白人传达信息，在“国有化”问题上解除白人企业家的担心，并提出“多种族统治”的概念，即他认为“存在着非国大同国民党的一些成员和其他党派组织联合执政的可能性”。在他被释放前的9个月，尼尔·巴纳德特意安排曼德拉会见了商界领袖，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这当然是为他出狱后的生活做打算，让他提前有所准备。在会见南非最大银行的总裁托尼·巴伯时，曼德拉说：“托尼·巴伯先生，我想你应该已经看过《自由宪章》了吧。那你应该注意到，我们谈到了银行国有化的可能性。我想你一定不同意。”巴伯说，是的，我不同意。曼德拉说，这只是个起点，这是1955年写的，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向世界其他地方看齐。这种秘谈在曼德拉出狱后继续了下去。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曼德拉每个月至少要与英裔美国大商人哈里·奥本哈默在后者的豪宅布林色斯特共进一次午餐或晚餐，并与商界人士和负责国家经济的国民党进行各种秘密谈判。在这些社交场合，南非的工商业界告诉曼德拉，任何形式的国有化都会造成资产的大量流失。曼德拉在1994年成为总统后，并未重视非国大的国有化提案，业界人士也并不觉得奇怪。一些社团组织，比如南非总工会，是遭到拘禁和暗杀最多的组织。但曼德拉如日中天的声誉和他的道德光坏，使得这些抵抗组织接受了这一现实。在政治体制谈判上，非国大实现了建立民主国家的愿望，但作为大妥协而基本保留下来的经济制度安排，成为后来新南非转型困境的矛盾渊源。
曼德拉是一个很坦诚面对自己人性的人。他曾回忆：“在诊所和维尔斯特监狱时，我本来能拿到一大笔钱的。两家报社想给我拍照，一家许诺给我50万美元，我说，不行，我不能答应。我想，我现在正在跟政府谈判，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我就是滥用职权了，信誉就全毁了。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孩子，还有孙子孙女，却穷得叮当响。”好像是意识到自己被诱惑而产生的犹豫，他又这样记录：“我有点生硬地说，我真不想要，一点儿都不想要，音量很高，以为会有监听设备。后来《时代》杂志出到100万美元，也拒绝了。”“贫穷，贫穷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也曾说，“我多次提醒人们，我犯过很多次错误，但我来到人们当中，又不得不装作圣人的样子。”
1990年1月13日，曼德拉在监狱里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一群鸭子笨拙地走进休息室，在里面闲晃着消磨时间，它们根本没有发现我的存在。男人们穿得花里胡哨，但都是在努力保持着尊严，不让自己显得像花花公子。很快，他们发现了我，显得很吃惊，但还是很有风度地忍受着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我发现有那么一丝丝难以察觉的不安在他们中间蔓延，就像他们的良知在替他们担心一样。察觉到这个事实之后，我很满足，虽然还在担心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污秽之物装饰地上昂贵的地毯。突然，他们反复地呱呱叫了一通，陆续退出了房间。我松了一口气。他们可比我的孙子孙女们好多了，这些孩子们通常会把房子闹个底朝天才善罢甘休。”这段话充满了隐喻。在信件受到审查的监狱生涯中，他经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隐秘的情感。
那年2月11日，晴朗无云。曼德拉走出了维尔斯特监狱。在他即将走出监狱大门，走向自由的时候，他毫无准备地发现，数百名摄影记者、摄像记者和新闻记者，以及数千名满怀希望的人正守候在那里。人群里的欢呼声与叫喊声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让他隐隐约约感受到，他还没有充分做好应付将要发生的一切的准备。长达1万多个日夜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曼德拉却预感到，更加复杂的生活刚刚开始。他将面对的是南非长达4年的腥风血雨，然后，他将接手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面对管理它的所有困境。他常常跟来访的客人开玩笑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依然是个囚徒，仍然没有自由，然后指着他的私人助手们说：“他们，就是我的看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