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在波茨坦王宫中演奏长笛。腓特烈大帝在欧洲留下了“战神”的威名，同时也留下好几部长笛作品
灰蜥蜴和雄鹰
这段话中以“我们”自居的正是个德国人，他名叫艾米尔·路德维希（EmilLudwig）是一位德国记者、作家，以将史实与心理分析相结合的传记作品著称。原文出自他的代表作之一《德国人》（TheGermans），该书副标题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DoubleHistoryofaNation），更能预示全书基调的是它的写作时间：1941年。路德维希在1929年采访过墨索里尼，1931年还在莫斯科采访过斯大林。在戈培尔看来，路德维希是一位格外危险的作家；同时代的德国剧作家诺伊曼（RobertNeumann）则将路德维希誉为“可与托马斯·曼媲美的歌德式精神传承者”。撰写《德国人》时，路德维希居住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一个他认为“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德国人》是路德维希晚年最后的著作之一，在看似平淡的书名下，路德维希在努力回答一个至今还有无数人在探讨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德国精神乃至德国人。
在欧战正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路德维希写下这样的文字在当时的人看来理应比后人有更多的触动：“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它的艺术、绘画相媲美。”在序言中，路德维希称德国为“思想精神界人物同国家与政治脱节”的具有“双重性格历史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有着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面一层乘客极目远眺、饱览旖旎风光，但不能影响汽车的方向，因为坐在下层掌握方向盘的司机根本无暇顾及他们。”书中对“德国人”进行的浩浩荡荡心理辩解或解析颇令人想起很多星相书中对某一屡遭毁谤的星座的分析：“这些灰蜥蜴不能从他们自己的本性中吸取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可以把他们从困扰他们那种不幸的环境中解救出来”；“他们蛰伏于黑暗中。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浪费——浪费了他们生来具有的杰出潜能”。尽管如此，“灰蜥蜴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自己改造成一只鹰”，“典型的鹰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有一种骄傲的轻蔑和完全的信心，凭借自身内部的力量来战胜一切打击”。
事实上，路德维希心目中“德国灵魂的最大象征”也与星相相关：“他是一位幻术师，又是一位星相家，在追求上帝的同时又是魔鬼撒旦的门徒，他信仰上帝同时又怀疑上帝，他研究世界同时又不断地解剖自己。这位永远在探索的分析家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满足，他是一个脑子里永远充满问题的德国人，就像哥特式建筑的塔尖永远向上、向上，而不会回到地面上来一样。”至少在当时没有人会误解路德维希的意思，他说的是浮士德。
撰写这样一本书时，同样带有德国血脉的路德维希很难避免自己也成为他人笔下的小白鼠。不过，从家庭背景与经历上看，路德维希本人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德国人样本”。虽然姓氏颇具德国味道，从严格意义上讲，其实路德维希已经不能算是“德国人”。他1881年出生于现属波兰、当时还以德文名称“布莱斯劳”（Breslau）归属于德意志第二帝国（Deutsches Kaiserreich）的弗罗茨瓦夫（Wroclaw），父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犹太眼科医生。他的家族姓氏原为“柯亨”（Cohn），1883年后改为“路德维希”（Ludwig）。路德维希早年攻读法律，后来选择专职写作，初期创作过一些戏剧和中短篇小说，不久成为记者。1906年，路德维希移居瑞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驻维也纳及伊斯坦布尔记者的身份为《柏林小报》（Berliner Tageblatt）供稿。1932年，路德维希成为瑞士公民。1933年，路德维希的著作被列入纳粹的焚书目录。1941年撰写《德国人》时，路德维希已经移居美国南加利福尼亚两年。当他在书中引用舒伯特的《流浪者之歌》时，肯定另有一番非德裔读者难以体会的心情：“仰问苍天：何处是我的归宿？灵魂在我耳边暗告：到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儿有一切欢乐。”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路德维希却也并不比被巴伐利亚人称为“unserKini”的那位路德维希二世（LudwigⅡ）更偏离“德国人”的轨道。路德维希在全书开篇就表明：“本书叙述的是日耳曼人的历史，而不是德国的历史。”书中论述，始自日耳曼部落迁徙期的不安定的“浪游感”是德国历史上种种辉煌与悲剧的最基本根源：“过于浪漫而不是天真的德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方法而不是安宁镇静”，“他们内心缺乏自由感，自从改信基督以后，这些本性粗暴的人受到道义上很大的压力，他们似乎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存在的不可告人的不安”。当写下“改信基督”时，路德维希想到的可不是962年经教皇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Heiligen Romischen Reichs）皇帝的德国国王奥托一世（OttoⅠ），而是早在496年就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的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ClovisⅠ）。同样，在很多德国史学家看来，尽管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终生坚持自己只是法兰克人（Franks）的国王，但他的帝号的德文形式“卡尔大帝”（Karlder Gro？e）才更符合他的日耳曼血脉。神圣罗马帝国帝王世系的正式排列中通常将查理曼时代的历代皇帝包括在内，而路德维希出生时所属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也是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代替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延续的又一场德国式帝国梦想。
德国记者、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与他的赛马在一起
德国名称的巴别塔
如同在很多有关德国的历史书中出现的那样，倘若任由德国人定义，日耳曼人的势力会遍布全欧；倘若过于狭义定义，又会经常忽略神圣罗马帝国和汉莎同盟（Hansa）。这一切的源头是原本就含混的“日耳曼人”（Germanic）概念。尽管有尼安德特人（Homoneanderthalensis）与海德堡人（Homoheidelbergensis）的化石，由于它们只被认可为现代欧洲人的“近亲”而非“直系”，对于日耳曼人的起源问题，目前仍然基本停留在依靠语源学追寻他们与其他文明的“接触史”上。同样是根据语源学原理，未来形成“德国人”的那批在路德维希笔下因缺乏“内心安全感”而大规模迁徙的日耳曼部落也将足迹烙刻在了各地对他们的称谓中。这些称谓帮助后人界定出日耳曼人曾经的活动范围乃至“邻里关系”，因而成为开启德国之谜的密咒之一。
《圣经》中上帝把为万物命名的权力交给了人类，“名称”与“命名”因此具有了神圣的意味，路德翻译德语版《圣经》时或许也有类似感觉。为世界贡献出一位古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zur Ladenzum Gutenberg）的德国人显然是相信文字的魔力的，这点在德语《圣经》比《钦定版圣经》早诞生近100年这一事实上也能得到验证。在古登堡印刷出第一本《圣经》、人文主义气氛高涨的15世纪，甚至有德国学者提出德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他们认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就是讲德语的，而且那时就坚信：在巴别塔语言大混乱前离开巴比伦的雅佛（Japheth）没有去其他地方，只是迁居到了德国。抛开这种想法中过于冲动的因素，后人也不得不承认，不熟悉德语的人很难真正了解德国人。很多德语语句只有用原文朗读出来才能真正重现它们的含意。长期恪守戒律的路德在一次聆听福音书诵读时突然跳出来跌倒在地、大叫“这不是我”，无论是当时还是今日的旁观者只有复读“Esistmirnicht”一句中全部的音节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怆恸。浮士德以“Salamander，Undene，Sylphe，Kobold”的符咒召唤自然界的四大元素来应对恶灵，同样近似符咒的“Deutschlandüberalles”（德意志高于一切）假如将其中的“Deutschland”置换成“Germany”就莫名少了几分魔力。纯粹就中文看，将“Deutschland”译作“德意志”是个巧妙的译名，既照顾了音译，又可以拆分成“德”与“意志”，无论前者在历史学家看来如何评判，至少后者符合这个国家在东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日本与韩国旧时对德国国名的汉字写法都是“独逸”，也别有一番高士风范。然而，德国在欧洲语言中的称谓没有这么幸运，德国几乎是在欧洲“别称”最多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很多“别称”并非这般善意。
由于地处欧洲中心，德国不可避免地与欧洲各国都有诸多交集，它留在四处的名号便成为存证这些历史的活化石。德国在欧洲语言中的称谓可分为六大类，分别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Tyskland”、英国的“Germany”、法国的“Allemagne”、波兰的“Niemcy”、芬兰的“Saksa”和立陶宛的“Vokietija”为代表。“Deutschland”及其“Tyskland”等相似的变形都源自古高地日耳曼语（Old High German）中的“diutisc”，原意为“本族的”，专门用来区分说日耳曼语的部落与使用凯尔特语（Celtic）或拉丁罗曼语（Romance）的部落。在古高地日耳曼语中，与“diutisc”相对的词是“walesc”，意为“异族”，尤其特指当时活动于欧洲南部的族群。这个词后来随着日耳曼部落的扩张也进入到比利时、瑞士、罗马尼亚等其他欧洲国家或地区的语言中，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语中的“Welsh”（威尔士）。因此至少从语言上可以证明，德国与英国之间的互通有无，早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嫁到英国以及维多利亚将长公主嫁回德国、生下第二帝国的末代皇帝1000多年前已经开始。倘若说维多利亚女王堪称“欧洲祖母”，德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上百个公国与含混不清的几个帝国就更像整个欧洲王室的选秀舞台。18世纪英国曾经与至少是部分德国公国联盟进行过针对法国的战争，然而19世纪末俾斯麦再度试图促成“英德天然联盟”却并未成功，反倒诞生了英法联盟，这种对于海峡那边“亲家”的不放心或许验证了路德维希所说的隐藏在德国人心中的某种“不安全感”。
与现今人们想当然的状况不同，当时德国的工业与制造业刚刚起步，在英国正开始计划停止生产结实耐用的产品时，人工成本低廉的贴上英国标签的德国产品已经在欧洲畅销。“德国货”的概念在当年拥有不同的定义与感情色彩，现在人们看到那时的文人记载德国游客在他国旅游时种种刺耳的笑声与吵闹的喧哗同样会有些意外。当德国的矿山老板视察威尔士归来、在自己精致的别墅喝着葡萄酒说“我们超过了他们”时，确实流露出十足的“灰蜥蜴”味道。德国与英国在心理血缘上的关系其实比双方猜测的都近。路德维希的《德国人》以英语写就，他在序言中说：“本书不准备用德文出版，因此作者大量压缩了有关中世纪的历史情节。”然而在随后的章节他又提道：“德国人灵魂中的双重性没有比在中世纪表现得更淋漓尽致。当时国家权力与思想自由尚未像后期那样尖锐对立，双方有武器也有思想，因此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历经300年而胜负难分。”这些文字换一个国别几乎同样可以运用在海峡彼岸。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纠结注定从“Saxon”一词进入英国文字时就开始，12～14世纪200多年间围绕北部汉莎同盟的恩恩怨怨本就可以预见，至于哈布斯堡王朝遗留在西班牙的一支与英国在海上的冲突，相形之下像是附送的“返场”。
“diutisc”一词的诞生还与日耳曼部落在中世纪早期使用的一种目前已经消失的“西法兰克语”（West Frankish）有关。如同名称所指示的，这种语言源自西法兰西亚（Western Francia）、也即大致现今法国领域，此地当时为日耳曼部落中法兰克人的主要活动区域。直至公元8世纪，法兰克人都将自己的语言称为“frengisk”。随着法兰克人政治与文化活动重心的南移，西法兰西亚地区出现了拉丁语、俚俗拉丁语以及原有土语混杂的局面。为了区别，“diutisc”便被赋予了保留原有土语的日耳曼部落。不过，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德国领域的东法兰西亚（Eastern Francia），“diutisc”作为部族名称奠定自己的统治性地位还要历经几个世纪。在东法兰西亚中部，“frengisk”仍持续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在这一地区暂时没有区分本族与异族的必要。自10世纪起，“diutisc”及其各种变形才开始被广泛使用。至于经常同样让人联想起“德意志”式的铁血含意的“条顿”（Teuton），它实际上是随着“diutisc”的拉丁语形态“theodiscus”进入英语的一个词汇。最初见于英语史籍是在1530年，用于表示“德国的”，而它作为名词出现还要等到1833年。成立于12世纪末的“条顿骑士团”德文原名中并无“条顿”二字，而是“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圣玛丽院兄弟团”（Ordender Brüdervom Deutschen Haus St. Mariensin Jerusalem）。“条顿”一词最初带上“铁血”味道其实是源自罗马人对该部落的一次大屠杀，部落的头领被炮烙，男丁战死，女眷因不愿为奴而相互勒颈身亡。正统德语文学中将“条顿”赋予最具象色彩的作品之一出自貌似温文尔雅的海涅之笔，他在1838年发表的《德国》中写道：“基督教可以削弱，但不能扼杀条顿武士的残暴精神。总有一天，这种用以约束条顿武士的基督教教义会不起作用，处于原始状态的残暴武力精神将再度兴起。”“当你听到隆隆的雷声、撞击的巨声，可要担心你邻居的孩子，你们法兰西人，不要出来干预，德国人是在自己家里摧毁大教堂。”“当你听到世界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轰然一声时，你就会知道：德国的雷神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