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5日，美国洛杉矶的狗仔队在车内将拍到的图片传给自己所属的机构
依存
“那些演员、歌手刚出道或处于上升期时，总希望得到更多关注报道以便成为明星。而一旦他们成了明星，他们就再也不想看到记者的照相机了，这是非常虚伪的。因此我们经常吵架，但事实是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我们彼此都知道这一点。”《太阳报》的副主编弗格斯·沙纳罕这样说。大多数时候，小报记者可以用不太循规蹈矩的手段获得他们想知道的信息，而不会被追究更多责任，也正是基于双方之间这样的默契。
在小报生态圈里，最让报道对象困扰的要属“狗仔队”这个群体。由于小报对娱乐新闻、图片需求量太大，光靠本报记者无法满足，因此就培育了这样一支业余撰稿人、摄影者队伍。他们整日或者骑着摩托车跟踪在明星后面，或者潜伏在明星们的后花园外，经常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英国小报发现，当头版有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的新闻时，当天报纸的发行量就会明显上升，所以拍摄贝克汉姆和他家庭的狗仔队数量总是非常庞大。2007年，贝克汉姆一家外出购物，引来了47辆狗仔车的尾随，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警方也出动警力在他身边保驾护航。但贝克汉姆和家人似乎只是有选择地来面对摄影师，而不是抗拒所有的媒体。很多人都怀疑维多利亚和狗仔摄影师杰森·弗雷瑟有交易。“他总是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摩根就这样评价弗雷瑟的照片。弗雷瑟以一张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剪了新发型的照片而闻名。看上去，当时两个人从家里出来，成功避开了所有守候在外面的狗仔队，却唯独撞上了弗雷瑟的镜头。
1996年8月28日，戴安娜王妃在英国国家芭蕾舞团门口被狗仔队包围
另外一位谙熟操控媒体技巧的人是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格林·哈维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英国皇室的官方摄影师，后来成为独立摄影师来为媒体提供王室图片。1993年，戴安娜因感到承受压力太大，决定逐步退出公共生活。哈维回忆，此后戴安娜接触了皇室成员享受的贴身保护。哈维回忆，每次出行她动用的车辆从三辆减少到了一辆——这一度让狗仔队们感到不适，因为追踪的目标变得更小了。“多年来，我们拍摄她在海滩上，在游泳池里，在任何地方，总体来说她都不曾介意。她对被拍摄表现得很开心。可突然间，她决定不再需要摄影师了。她在街头看到我的时候会变得很严厉：‘你为什么要拍我？’我回答：‘因为你很出名，是王妃。’‘不！我不是！’她回应。”但即使如此，在哈维认为戴安娜并没有放弃媒体。“如果你头一天看到报纸上一张卡米拉看上去性感不错的照片。第二天你就能看到戴安娜的更性感的照片。这就像是在说：我才是第一！”
哈维还记得有一次，《世界新闻报》获得了一张古董商奥利弗·霍尔在车里等待戴安娜的照片。当时，媒体正在热炒该古董商是戴安娜的情人。《世界新闻报》还在对这张照片的信息做核实工作，报纸将在周日出版。但戴安娜方面似乎得到了这个消息。就在出版前一天，戴安娜突然决定到一家几年都没去过的餐厅用餐，而那里一直是狗仔队守候名人的重镇。戴安娜的车里坐的是一位男士。在她走进餐厅时，一位摄影师问她：“你的朋友是谁？”她从容地回答说：“威廉·万·施特冈茨。我有很多男性朋友。”施特冈茨被证明是其家族的一位朋友。“这就是在说：瞧，霍尔的照片算不了什么，我身边有很多男性朋友。她知道如何利用媒体。如果她是一家报纸的图片编辑，她会是舰队街上的翘楚。”
总体上说，狗仔队和小报要从戴安娜身上获得的更多一些。戴安娜去世之后，哈维和另外一位同行马克·桑德斯写了一本《狗仔队与戴安娜》的书，并拍出了近千万英镑的电影改编权。回想当初王妃问他为什么要拍自己的那个问题，哈维在书中坦白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这简直是明知故问，当然是为了钱。”
去年2月，在接受关于“窃听门”的相关问讯时，《每日邮报》编辑保罗·达克雷说：“名人们出名是因为他们想要出名。如果他们愿意进入媒体的聚光灯就不应该期待媒体对他们的宣传总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中。”达克雷以英国演员休·格兰特为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格兰特向数百万人揭露了自己的大量隐私，包括他的童年、父母、两性关系、性生活、日常安排，甚至于他自己的身体。他曾经比喻说宣传自己就像是出售一品脱牛奶：他向报纸出售一品脱牛奶，当合同终结后，报纸却跑回来，闯进他的家里想要抢一冰箱的牛奶。他认为报纸至少在他愿意的时候才能从他这里，按照他给出的价格买到东西，我不认为这种期待是合理的。他和其他明星想要的隐私，不过是完全按照他们的想法宣传自己。但是媒体曝光的水龙头不是你想开就能开，想关就能关。”
这番话同样也适合戴安娜后来的命运。《名利场》和《纽约客》的前主编、《戴安娜纪事》一书的作者蒂娜·布朗在书中写道：“戴安娜在开始很爱在摄影机前装腔作势。而传媒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先是好像细雨，后来大雨，最后变为可以致命的大风暴……她以为她可以控制此种气势，但她错了。”即使在戴安娜车祸去世之后，还有伦敦小报愿出价30万英镑，向在场的狗仔队记者收购那幅戴安娜呼吸最后一口气的照片。
2011年7月10日，一名妇女在伦敦某报刊亭购买最后一期《世界新闻报》
过线
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爆出窃听丑闻之前，在英国小报发展史上，至少有两次严峻的时刻，小报的行为操守引起民众普遍的愤怒和质疑。
一次是在1988年。当年英国著名的电视主持人罗塞尔·哈蒂去世，在他的葬礼仪式上有许多知名的媒体人前来送行。哈蒂生前好友、编剧阿兰·本奈特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利用这个机会向在场这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同行们历数无良小报的劣迹，控诉他们是怎样使尽浑身解数来挖掘和哈蒂同性恋取向有关的细节。本奈特说，小报记者们在他住所附近出没，去翻他家门口的垃圾桶，追踪他的车辆，还去他担任过校长的学校调查，给他的工作造成了影响。终于，在压力之下哈蒂患上肝炎住院了，但这才是真正噩梦的开始：有一家报纸包了对面一整层楼，并将长焦镜头对准他的病房；另外一位记者扮成医生要求看哈蒂的住院日志；每到午饭时分，守候在医院外的记者就把出来吃饭的护工拽进街对面的酒吧，要贿赂他们去偷偷拍些照片；更有一家报纸，为了获得最独家的信息，决定去收买一位病人，把钱和报社联系人的电话号码藏在花束里。而当哈蒂去世之后，《太阳报》那样的小报言辞就更加恶毒了，因为人都不在了，再也不会有人起诉他们诽谤。
同样是在1988年，《太阳报》的主编凯尔文·麦肯齐出版了一位被性侵少女的照片。在此之前，不论大报和小报都有个共识：对于性暴力的受害者都不写姓名，更不会配照片。麦肯齐为了增加报纸销量，一意孤行这样做了，也无所谓之后的法律后果，这更加刺痛大众的神经。在这段时间里，国会议员收到了越来越普通人和明星关于隐私被侵犯的抗议，当年陪审团也在歌手埃尔顿·约翰诉《太阳报》诽谤他性侵男童的案件中，做出了支持约翰的决定。这一切促使政府在1989年设立了戴维·考尔卡特领导的委员会来调查新闻隐私的侵害问题。考尔卡特提交的报告就是建议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报刊投诉委员会（PCC），来代替之前软弱无力的报刊评议会，并且他给出了警告：如果在18个月内PCC不能证明有效，他将推动隐私法的立法。
推动立法的可能让报业主们一下子将PCC重视起来。要知道之前报刊评议会的决定根本没有人在意。报纸经常拒绝在显著位置登出它的裁决结果，《世界新闻报》甚至把对它的批评用小字来印刷，混在性用品的广告之中。但《隐私法》的制定，就好像悬在所有报业主们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无论大报或是小报，都对此坚决反对，因为这不仅会导致获得八卦的门槛更高，还会增大严肃性调查新闻报道的困难，使得这一法律沦为隐瞒腐败的一种工具，新闻自由从此受到威胁。各报积极配合的结果从1993年开始，PCC针对记者从业操守而制定的《业务准则》逐渐列入报纸与其主编和其他新闻从业人员的合同中，破坏守则可以依约处理，包括革职。
PCC在最初行使职能的几年还算颇有成效，那些曾经作风肆无忌惮的小报也变得收敛了一些。1995年，《世界新闻报》对戴安娜王妃的嫂子、史宾塞伯爵夫人由于贪食症和酗酒进医院治疗的事情做了报道。PCC对史宾塞的投诉做了回应，认为伯爵夫人不是社会名人，她的生活状况和公共利益没有关系，要求《世界新闻报》道歉。默多克当时立刻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他不允许自己的报纸将通俗性新闻变得受人轻视。”
但随着上世纪90年代开始查尔斯和戴安娜之间感情的破裂，小报发现了一块让人兴奋的报道领域，他们过去那套行事风格就又故伎重演了。并且随着科技的改变，这次的手段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太阳报》刊登了几张戴安娜和詹姆斯·休伊特在卧室里玩闹的照片，看上去是从远处拿长焦镜头拍摄的，这后来被证明是后期合成的。摩根此时从《世界新闻报》到了《镜报》当主编。他承认，在一张照片里，他要求图片编辑把戴安娜情人多迪·法耶兹的头转了180度，看起来好像和戴安娜在接吻一样。
终于，在1997年，小报对戴安娜和她感情世界的高度关注，使他们间接促成了戴安娜车祸身亡的悲剧。这也是小报发展史上第二个公众强烈谴责其操守的时刻。PCC为此重新修订了《业务准则》，加强了它的隐私保护条款部分。不过从2006年开始慢慢浮出水面的窃听事件来看，反而越来越多的人被伤害到了隐私：那些名人和普通人加在一起，受害人数可能超过1.2万人。这使得公众清晰地看到了PCC作为一个行业自律组织的局限性：它只是一个媒体行业的争议仲裁机构，很难像司法机关一样就某一问题进行调查，因此即使PCC也接到了关于一些小报窃听的投诉并展开质询，一直都声称没有找到证据。并且PCC提出的处罚措施仅仅是道歉、更正、停止骚扰和侵权，这些温和的处罚手段不能对那些一向缺少顾忌的小报起到震慑。
在揭露窃听丑闻的《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笔下，这个英国小报的江湖充满了阴谋、腐败和贿赂，一点也不比小报记者们整天要去调查的外部世界逊色。之前每隔10年左右，小报就会经历一次民众的信任危机，随后底线抬高，再之后故态复萌。1988年，1997年，2006年。如果规则照旧，下一次危机是哪年？
（本文参考资料：皮特·博顿《世界新闻报：假酋长和皇室陷阱》（2008）；尼克·戴维斯《媒体潜规则——英国名记揭秘全球新闻业黑幕》（2010）；皮尔斯·摩根《知情者：揭秘英国十年丑闻的私人日记》（2009）；唐亚明《走进英国大报》（2004）；刘笑盈《“窃听门”真相：默多克传媒帝国透视》（2011年）；凯文·威廉姆斯《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2008）；迈克尔·沃尔夫《一个人的帝国：默多克的隐秘世界》（2010）；感谢李孟苏对本文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