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修顿球场内的公众电视吸引着附近的居民（摄于1968年）
湾仔唐楼
湾仔道是在香港走起来会让人一头雾水的街道。它的起点是在皇后大道东的旧湾仔街市旁。那是一座1937年由英国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典型包豪斯风格的建筑物。若干年前，我第一次来香港时，这栋三级历史建筑物正面临被拆的命运。而现在则可以看到新的一栋住宅大楼建在了街市顶部，整个外观都杂糅了湾仔街市的配色和线条，街市以这种方式被巧妙地保存下来。由此开始沿街行走，会发现自皇后大道东至庄士敦道口的一段为南北向；由庄士敦道口到宝灵顿道的一段，则是东西向的。由湾仔道街头至结尾要转一个几乎90度的弯角。
根据一本1970年香港电话簿的记录，张国荣童年时期的住址是在湾仔道81号的一幢“唐楼”。如今81号已不再独立存在，它的位置是一幢横跨81至83号的商业大厦，离那个90度的弯角很近。所谓“唐楼”，是中国华南地区，特别是港澳一带，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间最常见的住宅建筑。它混合了中西式的建筑风格，一般有3至4层，各层只有楼梯相连。结构则分为前座和后座，通常地面一层只有后座，多做商铺用途；2至4层则有前座，而以梁柱架空而建的部分则称为“骑楼”。从张国荣日后所做的多个访问中可以得知，他从出生开始便一直住在这样的“唐楼”中，后来他去英国留学，假期回港期间依然住在此处。直到他正式投身演艺圈，才脱离“唐楼”生活。后来张国荣在中环西摩台一栋类似的“唐楼”里拍摄《阿飞正传》时，曾充满眷恋地说：“在这里拍摄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所以演起来倍加投入。”
张国荣自小就没有与父母同住。他的父母在中环皇后大道中121号有两层楼，一层用来自己住，一层用来做工厂，这样可以监督工人做工。母亲一共生育了兄弟姐妹10个孩子，其中3个不幸夭折，余下7人以及张国荣的姥姥和两位工人都住在这处“唐楼”里。张国荣与两位哥哥住一个房间，睡的是那种三层铁架床。日后他还会回想起发生在这里的一件惊心动魄的事件：“我本来是睡在三层床的最低一层，但贪玩起来会爬到上层去。一天，七哥和我提议玩‘风浪’，叫我爬到第三层。他睡在第二层，一边嚷着‘好大浪呀’，一边用双脚撑起第三格的床板制造大浪。一下闪失，我便被‘大浪’打到地上去。不过，厉害的我竟然毫发无损！”
张国荣的童年旧居今天虽已不复存在，但在湾仔片区，仍然不难找到那种相仿的“唐楼”建筑。在采访当地的城市研究者潘国灵时，他特别向我提到了湾仔的特殊性：“香港不少地方都有填海的历史。香港自开埠以来由西边发展，最早的大型填海工程便是从西环屈地街至中环海运船坞一带。直至上世纪20年代，上环、中环土地发展空间开始饱和，政府便将填海范围扩展至湾仔。湾仔虽然不是第一个填海的地方，却很奇特地呈现出由南至北层层推移的海岸线层次。所以，离海岸线越远的湾仔区南部建筑就越陈旧和矮小，愈往北的告士打道一带则是高楼大厦林立。”
因此，仍然保留下来的“唐楼”就更加多见于湾仔南部。这也和香港政府的政策有关。在旧湾仔街市的对面，就是著名的湾仔“蓝屋”。在上世纪90年代，当政府准备为这处老旧“唐楼”的外墙上漆时，因为物料库只剩下水务署常用的蓝色油漆，整栋建筑就被刷成了蓝色。当时居民还抱怨这种颜色的丑陋，现在却帮助提升了这栋楼的知名度。它成为历史建筑活化保留的典范：底层由慈善机构开辟成“湾仔民间生活馆”，后为“香港故事馆”，其中的展览便可领略“唐楼”日常生活的点滴。蓝屋内也增加了独立洗手间、升降机，改善了消防设施，方便原来的居民继续生活。
修顿球场
1999年，《君子》（Esquire）杂志成立11周年纪念时，邀请张国荣来拍摄一组照片并做访谈，恰巧是在修顿球场对面的一家影楼完成。撰写文章的记者这样写道：“哥哥到了影楼后，对着露台可望到的修顿球场说：‘这一区，这个球场留给我很多Memories（回忆）。’”
修顿球场旁边的庄士敦道与湾仔道相交，这里离张国荣居住的唐楼走路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距离。它是挤迫的湾仔区一处难得的公共空间。修顿球场早年间不过是一个沙地球场，但它的功能却不止于运动方面，而是湾仔市民生活娱乐的集中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早，常有一些体力劳动者在球场聚集。他们多为潮州人，总是带着两头系麻绳的竹竿在此等候随时到来的召集人叫他们去码头做运送工作。等候的时候，有些人会抽水烟打发时间。他们蹲在地上互相递送着长长的水烟竹筒，轮流抽食，这大概是儿时的张国荣眼中一幅十分有趣的街头景象。而到了傍晚时分，修顿球场又摇身一变为湾仔社区的夜市。当时的市民经常全家出动来这里消遣，看魔术、杂技、吃炒蚬等等。锣鼓一响，孩子们都会聚拢在外省卖艺人面前，痴迷于他们表演的武术和动物杂技。
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街景。街道两旁的建筑被称为“唐楼”
到了80年代，地铁港岛线兴建，占用了修顿球场及隔邻的贝夫人健康院等政府建筑物作为工地，以建造地铁湾仔站。港岛线通车后，政府重新修建修顿球场，使它成为符合现代标准的运动场地。
钟声泳棚
由湾仔的电车站搭上一辆西行的开往坚尼地城的“叮叮车”，便可以到达张国荣儿时的消夏场所——“钟声泳棚”的旧址。当年学校放暑假，张国荣无事可做，修顿球场又热得无法打球，他的佣人——六姐就会带他乘坐“叮叮”循着这样的路线去游泳。自1904年电车开始服务香港之时，它发出的“叮叮”的警示声就为城市背景音中增加了一条特殊的音轨。至今未有改变的还有它不温不火的行车速度，它摇摇晃晃又停停走走，给出了足够时间去欣赏路过的风景。唯一变化的是票价：那时成人搭乘电车还是2毛钱的价格，现在是2.3元港币，却依然是香港岛最便宜的公共交通工具，受到不用赶上班的老人家和观光客的青睐。
钟声泳棚属于“钟声慈善社”。所谓泳棚，就是用竹枝和木条在海边圈起一定的范围，临海搭有木台给泳客使用的游泳场所。泳棚设有更衣室、冲凉室、储物室和租赁室。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连泳衣泳裤都要去租赁，但是当时，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价格不菲之物。家境优越的张国荣当然有自己的泳裤，他后来还描述过：“是在美美童装公司买的，白色的底，上面有许多红红蓝蓝的小鱼。”在70年代后，香港政府发展西区，需要收回泳场，因此另外划拨了沙湾公地给“钟声慈善社”，迁建泳场。但是沙湾的风浪大，交通不便，慈善社就放弃了继续办泳场的计划。
1985年，张国荣在为香港商业电台录制的口述自传中谈到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没有那么多的公众游泳池，就只有一个维多利亚游泳池。他去钟声泳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父亲张活海是那里泳会的团长。但谈起这段，他却感到忧伤：“暑假来临，爸爸是不会好心载我去兜风的……最搞笑的一次，从泳棚的石阶走下去看见爸爸和他的朋友。然后爸爸就像看到一个好朋友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一样，拍拍我的头，掏出一大堆硬币给我。那堆硬币有很多，要知道‘维他奶’那时候才2毛钱一瓶。我不懂得应该怎样处置这些钱，就全部交给了六姐。”
父亲张活海的洋服店铺
凭着曾经来寻访过的记忆，“荣迷”Scarlett带我找到了张活海那间洋服店铺的所在地。它紧邻中环威灵顿街和德己立街的交口。“上次来还是一家卖三明治的商店，现在就变成这个G2000服装的专卖店！”Scarlett感叹。在香港，中环店铺的租金和每年的涨幅仅次于铜锣湾，前者是写字楼里高级白领喜爱的消费之所，后者则是香港本地年轻人和大陆自由行客人的扫货阵地，“所以，常常都是店主承受不了租金就搬走了”。
香港街头，伸出街上的大大小小的招牌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从老照片看，有“张活海”三个字的巨型招牌，在德己立街一片招牌的汪洋中最为突出。张活海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著名的洋服裁缝，有Taylor King之称。他的洋服店，卖的都是好莱坞的新时尚，特别受时髦玩家及影剧曲艺界的人士欢迎。
2003年香港《文汇报》副刊上有一篇文章提及张活海，作者说他在60年代的娱乐戏院阁楼的蓝天夜总会饮下午茶，得到夜总会一位先生介绍，曾与张活海有一叙之缘。他好奇地问，张活海如何吸引那些大明星光临？张活海则告诉了他其中的奥秘：最初光临洋服店的是加里·格兰特。当时他定制了两件名贵上衣，其中一件是顶级的开司米，连工料2400港元，说明48小时要完工并送到格兰特下榻的浅水湾酒店。两天后，张活海亲自带着两件完工的上衣到酒店，等格兰特试穿完后问他是否满意。格兰特虽然表示满意，张活海仍要重复去问他，是否对料子和手工都满意。听到格兰特给出肯定答案后，张活海就从衣袋里取出钱要还给格兰特，并说由于顶级开司米缺货，时间又太仓促，来不及征求格兰特的同意，就选了次级的开司米来缝制，如果格兰特对质量有微词，他愿意2400港元悉数奉还。听张活海这样说，格兰特大为赞赏他是名诚实的商人，答应多多介绍好莱坞的朋友前来光顾。
五六十年代香港人衣着朴素，款式以唐装衫裤为主，女白领或者教师多穿旗袍，也有些千金小姐会穿西裙。一般的家庭主妇会买布匹缝制衣服，偶尔也会找裁缝师傅量身定做，多是为庆祝节日或者出席某些重要场合的需要。那年代的粤语片里会有这样的对白：“今趟要订趟老西去见工。”在这家名为“张活海洋服专家”的店铺里，一套西装由百多元到几百元不等，能承担得起这样花费的都非等闲之辈。
香港中环是写字楼里高级白领喜爱的消费区
在洋服店里，张国荣和父亲之间曾上演小小的风波，根源都是父亲对这个排行最小的孩子太缺乏关爱。也是在1985年的口述自传中，张国荣谈到大约6岁时他随姐姐来店里玩，曾被里面伯伯半开玩笑地问道：仔仔，你爸爸有没有带你去饮茶？张国荣的回答是：“我跟他不熟识的。”张国荣也承认在店里偷过钱去买零食，“这好像有点报复父亲的心态，让他没钱去花！”
随着张活海因酗酒而瘫痪最终去世，越来越多的成衣店涌现出来，这家“张活海洋服专家”的店铺终究荡然无存了。而在这家父亲经营过的店铺的斜对面、威灵顿街32-40号，就是著名的镛记酒楼，以做烧鹅见长。这家始于1942年的老店，一段时间内和张活海的店铺是邻居。就有“荣迷”这样回忆：“小时候住在中环，附近有一间名气很大的饭馆——镛记。遇着假期空暇，父亲偶会带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去吃一两顿早茶、晚饭。从‘镛记’出来，永远迎面触目一个大招牌‘张活海’，端端正正几个大字挂在眼前。而‘张活海’这个招牌，偶或闪亮着霓虹灯耀目一点，偶或没亮霓虹，但于我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直至许多年后，搬离了中环，有次，跟朋友上镛记晚饭，走出来，依然见那个大招牌。朋友指着说：‘那个张国荣的父亲，著名的洋服大王。’这时，我才恍然，我跟张国荣，曾经如此接近过。”
成为明星后的张国荣当然也是镛记的常客。当他进进出出酒楼，瞥见原来父亲的店铺已经另作他用，并由于租金上涨不断更换着店面，又是怎样一种心情？
圣路琦小学
由张国荣小时的“唐楼”旧址出发，沿着湾仔道走上皇后大道东，再一直沿街西行，路过一处一级保护文物——洪圣古庙后，左手边就出现船街的入口。拐进去可看到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这便是张国荣曾经就读过的已经不复存在的圣路琦小学了。选择在这里读书，一则因为离家近，二则因为张国荣的大姐和她之前的两个丈夫都在这里当老师教高年级。
张国荣在圣路琦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他在口述自传中说，小学读书的时候，班里就已经分成几派：一派是读书棒的，一派是体育棒的，还有一派就是追女孩子厉害的。张国荣说自己属于第一派，他有两年中文科目都是拿了第一名。他还有几个好朋友。“一个姓刘，一个姓关，我自己姓张，我们在一起很像桃园三结义。这两位同学外，还有一位姓许的同学，是潮州人，胖胖的。我们上中学分开了但还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讲心事和通电话。有时候挺羡慕嫉妒他的，因为他父母对他很好。”在追女孩子方面，张国荣同样没有落后。他说，自己的puppy love（初恋）是在7岁左右和一位叫邝敏仪（音）的女孩子。“她有长长的清汤挂面般的头发……她比较矮小，坐在我前两排左右，我经常抛纸条给她。可是等到四年级，她就全家移民加拿大了。”
船街是一条上山的路，圣路琦小学就在船街东侧皇后大道东与南部坚尼地道之间的山坡上。这是湾仔区一块闹中取静之地，按说学校不在之后，空地早就应该被规划和开发，但这里确实被空置了几年。争议之一便是对该处特色的“石墙树”的破坏。在香港岛，很多道路都是平整土坡开辟而成，不少高楼大厦建在斜坡上，为了防止滑坡导致危险，港英政府及建筑商就一直以修筑石墙巩固土坡。这种石墙的石块之间有缝隙，榕树等生命力顽强的种子就会从石缝中长出苗来。过去建石墙的技术主要由来自东莞的工匠掌握，而战后技术改良后建的石墙已不会留下可供植物生长的石缝，至今20多年使用了水泥加固后，护土墙更是寸草不生，石墙树因此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由繁华的皇后大道东转入船街，一下会感到静谧和清新，也是由于石墙树的关系，为这里增添了许多大自然的味道。
土地闲置很久，再加上继续拾级而上的山上有一处建于20年代的三层红砖大宅“南固台”长期荒废，这片区域便蕴藏了很多鬼怪传说。本地年轻人还经常组织队伍在夜间来这里探险。
左图：儿时张国荣 右图：青年时期的张国荣
玫瑰岗学校
玫瑰岗学校是西班牙天主教会道明会于1959年创建的学校，现在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三部分。学校位于湾仔区的山上，占地面积较大，又有优美的环境。因为交通不便，它是香港第一间配有校车的学校。张国荣回忆，他上初中时就已经是乘坐校车上下学。而除了是张国荣的母校，这所学校还培养出了翁美玲、梁家辉、陈慧琳、Twins里的阿Sa（蔡卓妍）、林奕华等演艺圈名人。
校监范士豪神父（Fr. Francisco）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告诉我，他于1972年来到学校，张国荣（当时的名字还不是Leslie Cheung，而是Bobbie Cheung）则是1969年到1972年间在这里读书。他来学校后的几个月，张国荣就转去英国了。“只是短暂共校几个月的时间，当时学校有超过2000名的学生，我对那时的张国荣真的没有印象了。”但张国荣一直以来都和当时的校长谢天仁神父（Fr. Xavier）关系亲近，因此他成为艺人，却还没有走红的那段时间，有时会回到学校参加学生们为了筹款而组织的表演活动。“我记得是在1983年，他来学校参加这种类型的活动。结果有个人说话把他惹生气了，那次谢天仁神父正好去加拿大，我便和他在后台谈了许久的话，这也许能说明他有些敏感的性格吧。”成名后的张国荣则很少能抽空回学校。谢天仁神父生前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提起张国荣：“记得一次我们去浅水湾饮下午茶，他身边总是包围着歌迷和影迷，他向我感慨到再也不能像一般人享受私生活了。”
现任中学部的校长关治邦正好是与张国荣同届的学生。他的记忆里，张国荣常常代表学生来做演讲。这也能和张国荣在口述自传中的描述对应上：“上中学时没什么厉害的，只是口才好，英文在年级里算数一数二的。我对天主教没有什么了解，可每天放学之前要朗诵经文，依然选中了我带领全班来念。”
最终张国荣还是迫于家庭压力要远赴英国。“数学怎么也学不好，‘中一’留班，‘中二’也差点留班。爸爸说，你在香港是永远也读不上书了，便提议不如去英国。我想，到别的国家衰了也没人知道吧。这时我也感到父亲对自己有种亲情存在。”其实，如果他继续留在玫瑰岗，也许同样能走上演艺道路。范士豪神父对我讲，之所以这样多的艺人从这所学校毕业，是因为学校注重发掘每位学生的个性，允许他专注发展自己的特长。
如今在学校里参观，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张国荣读书时的氛围。为我讲解的中学部施绍芳副校长谈到，之所以他和关校长还有一些其他教师，都会从玫瑰岗毕业后又选择回来教书，是因为这里师生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让人怀念。这样良好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与张国荣和施校长读书年代稍有不同的是，现在是男女合班上课，原来则是男女生班级各自占据教学楼的不同区域，连下课休息的时间也是错开的。张国荣当年于是想了个办法来同他喜欢的女孩子说话：“我整天去报名参加运动比赛，因为只有这样的场合男女生才会一同在操场上。那些活活泼泼愿意去运动的女孩，也是能和我比较谈得来的。”
丽的电视台及广播道
丽的电视也就是今天的亚洲电视，最早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英国“丽的呼声”总公司在香港开设“丽的呼声”电台。1968年，丽的在广播道81号建立了广播大厦，这座大厦一直使用至2007年，亚洲电视于当年彻底搬到位于大埔的新台址，原址则建上了名为“尚御”的豪宅。在上世纪70年代，在这条不足1公里的广播道上，集中了丽的电视、无线电视、佳艺电视三家电视台，以及香港电台和商业电台两家电台，因此处的地理位置是个小山丘，所以就被称作“五台山”。将广电机构集中排布的方式，是当时港英政府刻意为之的做法——受“六七暴动”影响，这样发展被认为更加方便和安全。后来佳艺电视倒闭，90年代开办的新城电台于红磡黄埔花园开业，再加上1992年无线电视将厂房移至清水湾，广播道的战略用途被瓦解。2007年亚洲电视搬走后，现在广播道上只剩下商业电台和香港电台，但香港电台已宣布将于2017年，将总部迁往将军澳。
上图：与“张活海”相邻的镛记酒楼是成名后的张国荣常去的地方
下图：香港中环天星码头过海轮渡。1977年5月的一天，张国荣由此搭乘小轮过海去丽的电视台参加歌唱比赛
1977年5月的一天，张国荣怀揣20元钱，乘电车到中环，然后搭天星小轮过海，再坐巴士到丽的电视台，交了5元钱，报名参加“丽的”的歌唱比赛。他获得了香港地区亚军，之后和丽的签订了3年的合约，开始了演艺之路。从此，张国荣告别了湾仔“唐楼”的生活，在广播道上租了间房单独居住。“我每月工资1000元，房租500元。大家都问我用剩下的500元怎么生活？那时候的丽的电视台就是我的饭堂，一天三餐我都在那里解决。”1999年，在接受香港商业电台“So What”节目的采访时，张国荣回忆。他还谈到了那处住房的布置：“丽的的老板借给我6000元钱，我一部分去订了家具，另外的钱去买了印有黑白风景的墙纸，为自己制造一个安乐的窝。”70年代末期去过他家里采访的记者则这样描绘：“房屋布置得很悠闲，全屋都是竹做的家具。他收藏有大量唱片，都是英文或日文的流行歌曲。”这个时期的张国荣外形是“瘦瘦黝黑而健康”。
张国荣一出道时的坎坷命运似乎是和观众对丽的电视台的接受程度相关联的。香港流行文化研究者、浸会大学的朱耀伟教授告诉我，丽的有个外号叫作“二奶台”，“正房”则是一直以来一家独大的无线电视。“小时候家里的电视总是放在无线电视的中文台，看多了无线的电视剧，会觉得老气横秋，于是调到丽的电视的中文台看个新鲜。1981年看了丽的放映的《对对糊》，张国荣从此便吸引了我的注意。”
红磡体育馆
1985年，张国荣在为商业台录制自传时说起了他对即将到来的红馆演唱会的期望：“我会把8年的演艺经验都展现给大家。8年的经验是包括我在电视荧屏的、电影银幕的和唱片方面的表现，所以我的演唱会将是一个很好视听效果的演唱会。”同年8月，他的夏日百爵士演唱会在红馆开演，随即连续10天的演出创下了香港歌手初次演唱会最多场次的纪录。
红馆有如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坐落在九龙红磡火车站旁。当初选址在此，政府就是看中这片填海之地方便的交通。除了铁路枢纽，它还紧邻贯通港岛和九龙半岛的海底隧道。1983年4月27日，红馆开幕。5月，许冠杰便在这里开了第一个个人演唱会，从此便改变了香港市民的娱乐消费习惯。被称为“香港演唱会之父”的张耀荣是第一位在馆主办演唱会的投资者，也是香港主办最多演唱会的主办商。他在投资之初就很看好这块市场：“去夜总会看演出要穿西装，穿拖鞋进去，人家不会招呼你。进红馆的话，30元，你穿球鞋、拖鞋都可以。”原来像香港最主要的表演场所“利舞台”，只能容纳1000名的观众，红馆则有1.25万个座位。
张国荣与谭咏麟
很长时间以来，歌星们都很紧张演唱会的场数，希望能超过对方，可以破掉最高纪录。这被认为是歌手市场价值与号召力的体现，连续多天不间断的表演也是对歌手唱功和体力的考验。在一份红馆个人演唱会场数的排行榜上，前三名分别是谭咏麟、徐小凤和张学友。张国荣以121场演唱会列第八。
张国荣最后一次在红馆开的演唱会是在2000年4月至8月连续13场的“热情”演唱会。那次囊括了许多重要的歌曲，包括第一次个唱时开场曲《第一次》、成名作《风继续吹》，让他家喻户晓的街曲“Monica”，还有参加亚视歌唱比赛时的选曲“American Pie”。在1989年已经用过一次告别概念的张国荣，最终没有在1989年告别，倒是在2000年用热情演唱会，对全体歌迷说了再见。虽然，当时所有人，包括张国荣自己都不知道，这次演唱会是他的最后一次大型个唱，是真正的舞台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