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年轻
2003年5月布莱尔最终下定决心支持伦敦申办奥运会前，其实他也是犹豫再三。当时，排在首相日程表顶端的是刚刚开打两个月的伊拉克战争，布莱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英国议会，决定随美国出兵，也由此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最激烈的批评。在骂声一片中申奥，万一输给法国岂不是更丢脸？更何况英国财政部一直不赞成花费巨资办奥运会。
但布莱尔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当时的文化、媒体与体育大臣特莎·乔韦尔女士使用了一点点儿激将法就把布莱尔唤醒了：“想想吧，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机遇，它会对我们的年轻人，对健康、对体育，对这个国家的自信心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吧。”
布莱尔并不是一个体育迷，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现代奥运会对一个“国家的自信心”意味着什么。那时候他已经做了6年首相，刚上台时喊出的“新工党、新英国”口号对民众的刺激作用开始衰减，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开始蠢蠢欲动，随时准备取代他的工党领袖位置。伊拉克战争让一些人又开始酸溜溜地想起当年大英帝国的辉煌，当然说的更多的还是现在跟在美国身后的无奈与失落。布莱尔正处于他10年首相历程中的低谷，他需要一个让国内民众重新焕发热情的机会，一个向世界展示他所推销的“新英国”形象的机会。
2012是伦敦的狂欢年。图为在泰晤士河边聚会的英国民众
当天晚上，布莱尔就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打了电话，表示全力支持伦敦申奥。
自从发现了奥运会与自己的执政理念——“新英国”之间的某种模糊关联后，布莱尔和英国的申奥团队就一直在强调年轻人才是奥运会中的主角。他们承诺一旦伦敦获胜，筹办奥运会期间，英国至少可以增加上百万的体育人口，奥运会结束后的大部分体育场馆将免费让年轻人使用，甚至还要实施一个国际激励项目，旨在引导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万名少年儿童参与体育运动。
2005年7月6日下午，在听了大半天冗长的陈述报告后，第四个出场的城市伦敦让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眼前一亮。他们的申奥宣传片不像巴黎那样由大导演吕克·贝松制作，而是找了个37岁的女导演，与巴黎的梦幻绚丽不同，伦敦的片子轻松诙谐，主角是一位奔跑的少女，体现的是人人参与的奥运精神。更要命的是，当前世界冠军、英国申奥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陈述时，伦敦使出了杀手锏——30名来自伦敦东区的孩子。他们有不同的肤色，父辈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但现在却有一个同样的愿望——希望奥运会能够为他们生活的社区带来新生。
与伦敦西区密布的剧院不同，东区是传统的工业聚集区，400年前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就在这里建了纺织厂，20世纪兴起的化学工业使这里的土地被污染成黑色。最近几年，废弃的厂房开始转型为时尚创意乐园，有点类似于北京的“798”艺术区，但整体说，这里代表了沉重和被遗弃的历史。现在，谁能拒绝孩子们的心愿呢？难怪有媒体在伦敦胜出后的报道里评价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是用心投了票，而不是脑子”。
布莱尔没能在现场见证胜利，他已经匆匆赶回苏格兰，准备主持第二天开幕的八国峰会。从决定申奥算起，仅仅过了两年的工夫，布莱尔重新回到了政治轨道的巅峰。当年5月，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他奇迹般地开始了自己的第三届首相任职；6月份的欧洲议会演讲，他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开始坚定地向全欧洲宣示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到了7月，“布莱尔击败希拉克”赢得奥运会主办权只是媒体热衷的标题而已，更重要的是，他重新回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八国峰会第一次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个新兴大国的领导人来参加，布莱尔开始积极推销《京都议定书》和他的一揽子非洲计划。
看上去，这就是他多年来所期待的，“新英国”，一个年轻的、真正有影响力的欧洲国家。只是，在走到这一步之前，为走出帝国时代的阴影，英国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不满的冬天
狂风，大雪。英国铁路公司发出公告：“今天没有火车。”卡车司机、面包工、养老院和医院以及新闻界、机场和汽车厂的职工也纷纷罢工，甚至连利物浦的掘墓工人也扔下工具，医院只能接收急诊病人、尸体无法入土……不仅物价飞涨，油、盐、糖等食品缺乏，交通瘫痪，而且大街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这个冬天由此被称为“不满的冬天”，它宣告英国在“二战”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开始失效。
战后的上世纪50年代，英国依靠战时实行的国有化政策，取得了10年的快速恢复期。然而，到了60～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反经济周期的需求管理下，英国经济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现象。到了1974年，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相比，英国工人所得到的人均投资最低，在制造业方面，联邦德国每年提高2.5%，法国提高3.8%，英国只有0.2%。
庞大的福利重担，高额的税收，不断外流的资本，使得英国经济在70年代末期跌至谷底。1952年，英国的GDP还高于联邦德国1/3，到了1977年，竟下降到只有联邦德国的一半左右。1979年10月，英国驻法国大使尼古拉·韩德森在离任演说中悲观地说：“我们与欧洲伙伴各国相比起来，竟衰落得如此显著，时至今日，我们再也算不上世界强国了，甚至连欧洲强国也算不上。英国的人均收入已经低于法国，这在300多年来还是头一次，在经济上，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和德、法相提并论了。”
如果我们以GDP、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来检视战后英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里最跌宕起伏的经济体。“二战”刚结束的时候，人们通常说英国“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却失去了一个帝国”，但随着强势的丘吉尔时代落幕，帝国的衰落开始走上快车道，“英国病”一词开始悄然流行。
1969年3月，抗议者在法庭外游行，抗议福特公司对运输和普通工人联合会颁发的临时禁止处分命令的请求
对内，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的田德文向本刊分析：主导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有两点——工业国有化和国家福利化。政府过于迷信凯恩斯主义，把注意力单纯放在供求关系上，而忽视了社会基本矛盾，片面追求高福利，从而背上了大包袱。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的争斗又频繁以经济作为交换条件，执政党为了兑现竞选时提出的承诺，纷纷选择用凯恩斯理论来制造短期的经济繁荣，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多，政策像碎片一样变换。
对外，英国开始在国际舞台全面崩溃，不仅昔日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即便在欧洲，英国也开始走向边缘化。丘吉尔当年总结英国的欧洲政策时自豪地说：“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手中，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不自觉的优良传统。”这位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强人甚至一直不承认“欧洲的英国”（of Europe）这一说法，他坚持使用“欧洲和英国”（with Europe）。可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法国“戴高乐主义”在欧洲的崛起，英国连续两次试图加入欧共体的努力都被戴高乐否决了。无奈之下，英国还曾拉上瑞典、挪威等国组成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尝试与当时的欧共体抗衡，可是，随着中东石油危机带给英镑的冲击，到1972年，反而是英国最早退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转身投靠欧共体。
内外交困，英国期待一位铁腕人物来重振大英帝国当年的雄风，虽然要回到过去已经不再可能。“不满的冬天”过后，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正式登台。
1979年5月4日的下午，在拜谒完女王离开白金汉宫后，撒切尔夫人乘坐新配备的首相专车来到唐宁街10号，她走下车，对着人群中递过来的话筒，引用圣弗朗西斯的一段著名的祷文作为开场白：“在那些混乱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和平；有错误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真理；有疑虑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信任；有绝望的地方，我们才可能带来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