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梅尼其人
1979年，76岁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回到伊朗。一家德国媒体当时这样写道：“在1.2万米高空，这位虔诚的老人，几乎以音速飞回到中世纪。”那时，所有的宣传机器都不约而同地把他捧为超级明星，铺天盖地、细致入微地播放民众向他欢呼的情景，与巴列维——他的敌人——黯然乘飞机离开德黑兰的画面蒙太奇在一起。而这个时候，他的身世、他数十年苦思冥想的政治蓝图，却完全还是个谜。就连拥有各种情报渠道、间谍、外交官、卫星和通讯网的美国情报部门，对他的了解都少之又少。国王怎么可能被推翻呢？当时的一位奥地利记者以惊讶与敬仰的语气描写道：原来这个长着一把浓密白胡须的年迈阿訇，在长达14年的流放中，只是在表面上丧失了权力和影响，但在实际上却拥有千军万马，连最现代化的火炮和轰炸机也无法与之匹敌。全国有18万毛拉，“真主的下级军官”，这就是他的千军万马。他们作为教士、教师、兽医、文人和仗义疏财的义士，是遍布在王室现代化阴影笼罩下的千千万万个伊朗村庄里一支精神上的精锐部队。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8万个清真寺，就是霍梅尼的基地、兵营和宣传中心。他关于“简朴、自由和公正生活”的福音，远远比那些谈论现代化、发展和进步的诱人词句更打动人心。
霍梅尼是谁？他出生在中央省霍梅因的一个宗教家庭，外祖父和父亲都是宗教人士。霍梅因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城镇，位于海拔1850米、寸草不长的光秃秃的山坡上。在霍梅尼的童年时期，那里的人们仍然将毛毯蒙在头上取暖，紧紧地蜷缩在简陋的火炉旁，才能度过寒冬。那时的伊朗城乡，不存在什么西方式学校，主要是毛拉们，多半在冬天的农闲季节里，把农民、地主和阿訇的孩子召集在一起，教他们念《古兰经》，并以这部经典作为教科书学习作文。这就是霍梅尼的早期教育。
1979年2月5日，霍梅尼在德黑兰向他的支持者挥手致意
在圣城库姆，我们试图寻找霍梅尼当年生活的踪迹。他简朴的故居安静地偏居于一条小巷里，与德黑兰古勒斯坦皇宫的豪华大气对比鲜明。穿过小小的院子，他狭窄的起居室一目了然，除了一张床、简单的家具和书，什么也没有。伊斯兰革命后，他也就是在这里接见政要和民众的。库姆是霍梅尼的精神故乡。他20岁来到库姆，在这里，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研究伦理学和信仰学，研究神学、哲学和伊斯兰教法律，探寻了信仰的根源，领悟了同尘世紧密相连的宗教的奥秘。比如，以库姆为中心，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以真主的名义所建立的庞大的财政和社会机构。在这里，霍梅尼形成了他国家不能高于宗教和政教合一的政治理念，“反对暴君比斋戒和祈祷更重要”成了他的信仰。一位马什哈德的高级宗教学者巴格赫里如此向我解释什叶派的传统：“什叶派是涉世的宗教，它不仅关心真主与人的关系，也关心人与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公正。在什叶派里，《古兰经》是为创造性的解释敞开着的，所以，阿亚图拉的智慧就非常重要。”在库姆，霍梅尼培养了诸如穆塔哈里、蒙塔泽里、贝赫什提、拉夫桑贾尼等学生，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伊斯兰革命的骨干力量。
霍梅尼还是少年时，正值伊朗政治大动乱的年代。1915年，伊朗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土耳其人和俄国人进入伊朗的北方地区作战，又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巴格赫里告诉我：“反叛俄国和英国的骨干是伊斯兰教会。从那时起，伊斯兰就与民族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上世纪50年代，伊斯兰教再次成为伊朗民族主义浪潮的重要推动力量。宗教人士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和大不里士清真寺里的反英言论，激起了全国的仇外浪潮，从而把摩萨台推上了舞台。在这些运动中，霍梅尼还没有发出他的声音，直到1963年。
1963年，为反对“白色革命”纲领在全国公投通过，已经是阿亚图拉的霍梅尼宣布举哀48天。伊朗新年那天，他再次主持致哀仪式，猛烈攻击的国王，伞兵部队袭击了库姆的法齐亚清真寺，闯进祷告厅，以暴力镇压反抗者。为了避免全国骚乱，国王不久释放了霍梅尼。但在阿舒拉哀悼节时，霍梅尼再次对国王发起攻击。在清真寺里，他一手拿着伊朗宪法，一手拿着《古兰经》，咒骂暴君亵渎了这两件东西。他的讲话稿已经事先分送到全国各大清真寺并布置同时宣读，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结束后，人们涌向库姆街头，齐声高呼“打倒贾西德！”（恶魔）、“杀死独裁者！”当霍梅尼被捕，押往德黑兰附近的兵营时，骚乱的群众从圣城出发涌向德黑兰，要去推翻国王，与警察爆发了流血冲突。国王建议霍梅尼迁往马什哈德，但霍梅尼说：“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国王的权势悠久得多，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
此后，霍梅尼流亡伊拉克圣城纳杰夫。在纳杰夫，他在宗教学校讲学，并汇集成《伊斯兰政府——教法学家的统治》一书，详细地阐明了为何以及如何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许多阿拉伯国家，民间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广泛兴起。从阿尔及利亚、沙特到叙利亚、埃及，作为对20世纪50年代世俗民族主义在建立现代独立民族国家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回应，以及对美苏世俗化意识形态在中东不断渗透的反抗，1962年，伊斯兰世界联盟成立，用以对抗以埃及纳赛尔为核心的阿拉伯国家联盟。1967年，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阿以战争中惨败，纳赛尔倒向了美国，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家现代化受挫。伊斯兰很快填补了中东的“意识形态真空”。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覆盖了从苏丹到印尼的大部分穆斯林国家。1979年沙特的“麦加事件”、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1982年叙利亚的“哈马流血事件”、1983年苏丹的“伊斯兰教法尝试事件”、1985年埃及的“金字塔骚乱”、1988年阿尔及利亚的“十月骚乱”，都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击了中东各国的政权。在今天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变动中，我们仍能清晰地感到伊斯兰运动脉搏的跳动。但在1979年，唯独在伊朗，伊斯兰运动实现了政治制度化的目标。
伊斯兰共和国
1978年，在霍梅尼的长子被人神秘杀害后，德黑兰的一家报纸开始对霍梅尼嘲讽，对他的宗教身份和影响提出质疑，还怀疑他是否真的具有伊朗国籍。新闻界对霍梅尼的攻击在库姆引发了骚乱，政府派军队前去镇压，许多人被打死。这种滥用权势打破传统政教平衡的做法，激怒了伊朗人。正在巴黎流亡的霍梅尼被人们冠以“伊玛目”的称谓，这实际上意味着，伊朗的什叶穆斯林社会认可他高于所有高级宗教学者能力和地位。11月，温和派政治领袖巴扎尔甘飞往巴黎，宣布接受霍梅尼的领导。什叶派穆斯林遵从“效仿源泉”的传统再一次在政治生活中得以体现——在伊朗历史上，政治人物曾多次请求宗教学者的支持或追随“效仿源泉”。即使是巴列维国王的观念中，遵从什叶传统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土耳其凯末尔建立的世俗共和国曾大大鼓舞了礼萨汗，然而，当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向哈里发制度宣战，彻底与神权主义决裂时，他立刻赶往什叶派圣城库姆会见宗教领袖，在与他们商议后，很快宣布中止当时伊朗正在进行的共和政体准备。在礼萨汗登基建国之初，在他就任国王的演说辞中，在他的加冕典礼上，他都发誓要维护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并明确表态，宗教是伊朗人“确保国家统一的最有效工具”。只是后来，这种传统在高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抛于了脑后。
1978年12月，在德黑兰，有100多万人参加了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难的阿舒拉节游行。他们喊着“处死国王”的口号，要求霍梅尼回国。2月1日，霍梅尼返回德黑兰，此前被霍梅尼指定为临时政府总理的巴扎尔甘进入首相府，正式接管国家权力。4天后，美国即宣布承认伊朗新政权。
革命初期集结在宗教旗帜下的各种政治力量，并不都想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按照政治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四派。一派是霍梅尼为领袖、以伊斯兰共和党为核心的主流派，主张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社会，提倡宗教学者的治理权；其二是由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自由运动”分化发展而来的温和派。这一派认为，宗教人士应积极参加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提供精神指导，但应该由专业人士来主持政府事务、负责国家的治理。巴扎尔甘总理属于这派，一些大阿亚图拉也属于这派。其三是主张暴力革命的伊斯兰左翼激进派，以“人民圣战者组织”为核心，奉阿里·沙里亚提为精神领袖。其四是世俗激进派，亲苏的伊朗人民党一度是其主力，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围绕着宪法制定的政治斗争中，主流派势力逐渐占据了优势。按照霍梅尼的意思，新国家命名为“伊斯兰共和国”。巴扎尔甘临时政府以1958年的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为蓝本，提出了两部宪法草案，但因为没有体现出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未能通过，最后由公民投票选举专家议会来讨论和制定宪法。在73名专家中，有55名宗教人士，他们制定了与草案有着本质不同的宪法，确立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在伊斯兰政治史上，有哈里发和苏丹凭借个人权威来实行的统治，但通过宪法来确立伊斯兰政体，还是历史性的创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它确立了“教法学家统治”的原则，由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所追随的“效仿源泉”为国家的宗教领袖。在领袖之下，《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制。领袖具有绝对权威，在他之下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机构，也就是国家的共和制机构。政府首脑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议会也是选举产生。这样，霍梅尼依靠非凡个人魅力所建立的权威，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下来。这个“最高领袖”的角色，与古希腊人所设想的“哲人王”的统治，是多么相似。为了确保国家法律的伊斯兰方向，还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对立法和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此后的实践中，伊斯兰政府还形成了宗教监督机构和宗教基金会机构两大机构。
德黑兰大学法学楼前，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阿斯嘎克哈尼教授
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阿斯嘎克哈尼教授这样向我诠释伊斯兰共和国：“西方有‘政府由人民而来，为人民服务’，他们的社会正义概念源于希腊。而我们有‘政府由真主而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正义概念源于《古兰经》。伊斯兰共和国有比美国三权分立还相互掣肘的多个权力中心，也实行多数选举——直选的总统，选举产生的议会，以及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专家委员会。如果说西方有‘自由民主’，那么伊朗有的是‘伊斯兰民主’。”这个体制，也是建立在什叶派传统之上的。在什叶派的观念里，最后一位隐遁伊玛目将成为救世主。但在这之前，都由他的代表——阿亚图拉来掌握什叶派的精神财富。但类似天主教教皇那样的宗教首脑，在什叶派那里是没有的。什叶派神学家的精神领导，很少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几十个分散的中心，取决于信徒们和毛拉们对其学说和品德的公认，而授予宗教领导人的光荣称号，就叫做“效仿源泉”。不仅如此，因为什叶派认为《古兰经》是为创造性的解释敞开着的，所以，不仅阿亚图拉个人的学识非常重要，而且还强调辩论，鼓励宗教学者挑战阿亚图拉，甚至是大阿亚图拉对经文所做出的解释。比如，对于宗教人士是否参政的问题，在革命胜利初期，什叶派里一些温和的阿亚图拉就持反对意见。正是在这一点上，什叶传统本身就蕴含着民主思想。这一传统的制度体现，就是由全民选出的86个宗教人士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以及对最高领袖的追随。当我们看到“保守派与改革派的论战”，听到关于“总统内贾德与最高领袖之间不合”，以及关于“议员与神职人员之间的较量”这样的新闻报道，看到总统候选人之间激烈的辩论与相互讽刺时，我们应该理解，这正是民主制度运转的表征。
当革命的集体意志逐渐消退，统一在伊斯兰大旗下的内部矛盾开始呈现时，一切就不再按照真主的意志，而是按照政治的逻辑来运行了。1979年11月，霍梅尼支持德黑兰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使馆人员，并在国内掀起反美浪潮。借此，他清除了革命者内亲西方的世俗力量和自由派。在一系列暗杀、清洗、处决之后，也清除了激进的伊斯兰势力、社会主义的世俗激进派和反对毛拉干政的宗教温和派。与任何一场革命无异。这样，霍梅尼巩固了以保守的伊斯兰上层教士集团为核心的新生伊斯兰共和国。美伊至此开始长达30多年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