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行的唯一一次有雨的清晨，我们体验到了《雾都孤儿》中提到的伦敦雨景：“天空透出一道隐隐可见的微光，预示着新的一天即将来临，而这一道亮光非但没有减轻反倒加重了景物的幽暗，使街灯射出的光芒变得一片苍白，没有在湿漉漉的屋顶和凄凉的街道上洒下一丝温暖、明亮的色彩”
即便是善起名字如狄更斯，他也不曾想出“雾都孤儿”这样一个将故事发生地点、主人公与故事情调糅合在一起招牌式名称。小说的原名是《奥立佛·退斯特，或一个教区孩童的成长》（Oliver Twist，or，The Parish Boy's Progress），曾以“奥列佛尔”的译名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出现，自从1953年在一本源自苏联的缩写本封面上被改译成“雾都孤儿”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沿用下了这个声情并茂的标题。尽管后来还出现过“孤雏泪”乃至“苦海孤雏”这样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译名，也终究未能取代它的地位。
“雾都”自然应该指伦敦，虽然全书对于“泥污”的描写远多于雾气；而“孤儿”一词几乎会让人瞬时联想起奥立佛在济贫院中的那段经典场景：“奥立弗……从桌边站起来，手里拿着汤匙和粥盆，朝大师傅走去，开口时多少有一点被自己的大胆吓了一跳：‘对不起，先生，我还要一点。’大师傅是个身强体壮的胖子，他的脸刷地变白了。”对于《雾都孤儿》，我童年最初的记忆来自几段头尾都不连续的电视影像，而这些影像又集中闪回着这同一场景，于是我心目中《雾都孤儿》全部故事情节都被浓缩于此，其哀怨程度只有简·爱在罗沃德学校被罚站凳子的情节可以比拟。
成人后读了诸如《狄更斯的心理原型与小说的童话模式》之类的评论，其中提到狄更斯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很强的“儿童情结”：“童年生活使狄更斯在深层的精神－心理上成了永远长不大的‘精神孩童’，他崇尚童真，把儿童神圣化，而且他的创作心理有儿童心理的特征，他总是用儿童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他也是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家中最杰出的，这还导致他用童话模式去反映现实生活。”回想起如同《简·爱》一样，这部小说在我儿时未经细读便被抛进书架深处，倒开始疑惑是自己当年“人小多作怪”了。
不过，评论中也提到了狄更斯创作中特有的基于“超现实逻辑与童话式的神奇”的奇遇与巧合。2012年1月，我在为寻找狄更斯遗迹真正身临伦敦，却没有遇到想象中的浓雾乃至阴雨天，反倒经历了将近一周近乎童话的艳阳天。阳光下重读《雾都孤儿》，才留意到最早的林纾中文译本实际上标题是《贼史》。
从七晷区的日晷向东南，经5点钟方向的梅塞街（Mercer Street）遇长地街（Long Acre）向东、不久就会遇到弯弓街（Bow Street）。弯弓街街角处有一座灰白色建筑，不大的正门上方至今铭刻着“弯弓街法院”（BowStreet Magistrate's Court）的字样。此地在19世纪初被用做伦敦的轻罪法庭，《雾都孤儿》中的著名小偷“逮不着”道奇就是被安排到此处受审的。这段情节虽然不在我早年的印象中，但后来才发现，道奇所在的贼帮的名气其实原本不在主角奥立佛之下。
而弯弓街本身对于《雾都孤儿》的诞生甚至具有更直接的影响。在伦敦尚未拥有自己的地方警力之前，自1748年起担任伦敦警察厅长的菲尔丁（Henry Fielding）曾住在这条街的4号，并在此训练了最早的一批侦察犯罪活动的侦探警察。这支队伍获得了“弯弓街快捕”（Bow Street Runners）的绰号，也是后来在福尔摩斯的世界中鼎鼎大名的“贝克街侦缉队”的原型。菲尔丁一入中年就病魔缠身，45岁拄起拐杖，次年四肢瘫痪，1754年辞去法官职务，去葡萄牙旅行养病，不久因健康恶化在里斯本逝世，年仅47岁。
在广受侦探迷景仰之外，更令菲尔丁不朽的是他在身后赢得了“英国小说之父”的称号。1749年，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aFoundling）出版。对于这部被认为是英国小说奠基之作的作品，即便是笔下暗含讥讽如毛姆，他也注意到这本书“被吉本称为表现人类风貌的精美图画，被沃尔特·司各特誉为作品自身就是真理与人性，令狄更斯倍加推崇并从中受益”。而在后世行文更严肃的学者看来，自称师承于阿里斯托芬、塞万提斯、拉伯雷的菲尔丁就此开创了小说作为“散文体滑稽史诗”的理论：以近乎史诗的宽阔社会场景保证其“纯正血统”，同时以戏谑的写法确保它足以自立门户；而这一手法成为狄更斯以及萨克雷等后世小说家创作的模范。菲尔丁是对照着古希腊的悲剧与喜剧定义将小说界定为“散文体滑稽史诗”的，在他的推崇者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中，也有一段容易为人忽视的冗笔：“在一切优秀的凶杀剧目中，总是交替出现悲哀的和滑稽的场面，就跟一段段肥瘦相间、熏制得法的五花肉一样，这已经成为舞台上的一种惯例了。”这段插述，恰好位于奥立佛被贼帮重新抓住之后、另一讽刺性市井喜剧场景之前。
伦敦的警察制度因不断改良一直在欧洲占据领先地位。20世纪以来，警察的形象逐渐由早期的强腕日益转向亲民
如今弯弓街法院街对面的邻居正是一座舞台：著名的考文特花园歌剧院。这座建筑如同伦敦的许多建筑一样，经历过几度火灾，但仍被人们以各种雄心孜孜不倦地几度重建。现有的歌剧院是1811年以来第四度建造的结果。第三栋歌剧院1809年起火时，当时的经营者谢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虽然闻讯，但坚持在下议院执行完自己开会的义务。据说之后他走到邻近的咖啡屋点了一瓶波特酒，当时大火正在熊熊燃烧，谢里登说：“任何人都能在自己的炉火边啜饮一瓶酒。”
舰队街一带是伦敦法院与律师办公室聚集的街区。道边的古树透露出此地曾经拥有的萧瑟气氛
1809年，距离狄更斯诞生还有3年。当他有机会造访此地时，这种童话般超现实的炉火已经熄灭，但歌剧院与法院的夹道上应该远比今日人声嘈杂。毕竟，在《雾都孤儿》中，当怕事而又贪财的波尔特先生同意替老费根去法院打探道奇的审判情况时，他被告诫换上的装束是：“穿上一件车把式的上衣，平绒短裤，裹上皮绑腿……还备了一顶上边插着好几张过路税票的毡帽和一根车夫的鞭子。有了这身披挂，他就可以像一个考文特市场来的乡巴佬，上局子里逛逛去了……”
《雾都孤儿》原本的英文全名遵循了小说发表的那个年代的一个原则：在标题中增加某些仿传记的口吻，以此区别当时被视为纯属天方夜谭的“罗曼司”（Romance）。小说名称无论在形式还是遣词造句上都很像是对《弃儿汤姆·琼斯史》的某种致敬，但其中对弯弓街快捕的描写却并不那么恭敬：“两位探员脱去大衣，摘下帽子，这才现出本相。敲门的这位中等身材，体格强壮，年纪在五十岁上下，乌黑发亮的头发剪得很短，蓄了半截连鬓胡子，圆滚滚的脸，一双眼睛十分机警。另一位满头红发，长得瘦骨嶙峋，穿着长统靴，长相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一尊朝天鼻子看起来很阴险。”
有人将犯罪小说以及侦探小说称为“成人童话”的一种，但这种概念显然不会被狄更斯认可。狄更斯当年在《雾都孤儿》的初版序言中宣称，这是一本真实的“描写盗贼的小说”，“我多次读到关于窃贼的描写，仿佛全是些具有诱惑力的（大多数是令人叹赏的）人物，可是从来也没有看到悲惨的现实的描写。我觉得，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群犯罪的人们、描写他们的一切丑恶与乖戾、把他们如实地表现出来，这该是对于社会上的大大的贡献”。
曾经在民事律师公会担任速记员的狄更斯当然有足够的专业经验这么说，他所针对的是当时正在伦敦流行的“新门派”犯罪小说。“新门派”得名自距离弯弓街几个街区、伦敦历史上著名的刑事犯拘留地新门（New Gate）监狱。新门监狱在伦敦历史上极负盛名，以至于在狄更斯的年代就有人编写过六卷《新门一览》，汇编了18～19世纪在此监禁过的著名囚犯的传略。《雾都孤儿》中的小偷恰利·贝茨曾拿《新门一览》开过玩笑，而全书最大的反派老费根在此地度过了绞刑前的最后一晚，小说中对这一夜的描写成为后世研究狄更斯对犯罪人格心理分析的必备材料。“新门派”以撰写“侠盗”如楚留香般踏月色而来的传奇故事为特色，狄更斯则感慨：“新门监狱那些可怕的墙壁把那么多的不幸和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痛苦隐藏起来，不单单瞒过了人们的眼睛，而且更多更长久的是瞒过了人们的思考。”
《雾都孤儿》插图
菲尔丁的故居所在地、弯弓街快捕曾经叱咤之处，2012年1月我在午后的阳光下只看到几张空荡的长椅，周边如同所有办公时间的写字楼一般冷落。散文体滑稽史诗也罢，五花肉也好，如今都只剩下舞台布景。对于犯罪或侦探小说这些惊险主题“成人童话”，狄更斯的态度显然不及晚辈柯南道尔那么坦荡，同时也缺乏菲尔丁那样源自职业自豪感的自信。考虑到司各特的名望以及他其实在狄更斯发表处女作前刚刚去世，这种心理倒也不难理解：那种感觉恰如所有武侠小说的后辈作者仰望金庸等成功晋级文学正殿的大家。19世纪初，由于“正规小说”售价高昂，一种“亚文学”出现，让那些总是觉得司各特等台面上的作家遥不可及的人们获得了满足。这些以谋杀、行刑为内容的报页（broad sheet）或小册子恰如同我们今日所说的“列车文学”一般大行其道，内容大多是哥特小说的节本或者伪托作，一般36页，偶尔72页，售价6便士（可以用来对照的是，《大卫·科波菲尔》中提到当时一本速记教材是10先令6便士）。1841年，售价1便士、每周刊行的“便士惊险小说”出现。《雾都孤儿》问世正是在1837～1839年，尽管算是在《本特利氏杂志》（Bentley's Miscellany）刊登，但这并不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报刊连载，而是以每月一期单行本的方式发行，其形式很容易与“便士惊险小说”混淆。狄更斯写作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都以这种方式面世。在最初的《匹克威克外传》连载时，他就曾经抱怨这种形式可能会毁了自己，事实却是这种创作形式贯穿了他的一生，而且同时创作连载多部作品的情况时常可见。
延伸过歌剧院的弯弓街就“升级”成了威灵顿街（Wellington Street），狄更斯未来的生涯也将在此“升级”。1859年5月，狄更斯在此创办《一年到头》（Allthe Year Round）杂志。也正是在这本杂志上，狄更斯的学生柯林斯（Wilkie Collins）开始连载被公认为长篇侦探小说奠基作的《月亮宝石》（The Moonstone）。狄更斯与弯弓街文学意义上的“和解”也并非始于此时。1850年3月，狄更斯创办自己的第一本杂志《家常话》（Household Words）周刊，在1859年6月停办之前，狄更斯曾在这本周刊上撰写过多篇有关弯弓街侦探的随笔，在《侦探警察》（The Detective Police）一文中，这些侦探的形象已经转变为：风度翩翩、智力超群，从来不会溜达闲逛或鬼鬼祟祟，是“让人为之一振”的楷模。而当时早期担任弯弓街快捕、后来升任伦敦侦探警察的总警督的菲尔德（Inspector Field）更是成了狄更斯的密友及多次报道对象。如同西蒙斯（Julian Symons）有关侦探小说史的著作《血腥的谋杀》中的记述，在狄更斯的笔下，“菲尔德的敏锐、睿智以及行为上的小花招（比如‘他肥胖的手指总是放在眼睛或者鼻子旁边’）让我们看到侦探小说中职业侦探的大致轮廓，堪与坡小说中的贵族业余侦探相匹敌。可以说是狄更斯塑造了英国第一位虚构的警察形象”。没有哪个严肃的文学评论家会认可这种说法，即狄更斯后来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反过来向自己的学生柯林斯学习，但这并不妨碍当今一些侦探迷们开始以阅读侦探小说的眼光审视狄更斯晚年那本《我们共同的朋友》，更不妨碍狄更斯当年干脆给自己最后一部作品取了个像模像样的侦探小说标题《埃德温·德鲁得奇案》，而且这部小说因为最终没有完成，本身便成了一桩值得研究的悬案。
狄更斯在小说方面的多产很容易让人忘记他作为记者与杂志主编的身份。倘若自威灵顿街尽头向南，沿奥德维奇街（Aldwych）的拱形向东，会进入《每日邮报》（Daily Telegraph）等巨头媒体聚集的舰街（Fleet Street），在这条街的尽头，临近由黑僧桥（Blackfriars Bridge）前往泰晤士河南岸的南沃克区，也即狄更斯少年居住之地以前，倘若留意，会在路边窄巷深处发现一座如同婚礼蛋糕顶部的塔楼一般耸立的教堂钟楼。这座伦敦城最古老的教堂历经多次劫难，如今只残存钟楼和部分会堂，因钟楼的形状而得名St.Brides（新娘教堂）。除拥有世界级的唱诗班外，这座教堂还以“记者的庇护教堂”出名。这一绰号一方面得自教堂周边多为各大报刊编辑部，更重要的是直至今日英国媒体界都保留有这样的传统：每当英国有记者遭遇不测，此地都会举行弥撒。在教堂的名人录上，也有狄更斯曾经来访的记载，虽然狄更斯来这一地区更多是因为《潘趣》（Punch）杂志就在隔壁：他数次想成为这本杂志的长期撰稿人，可惜最终未果。
跨过黑僧桥，就将进入狄更斯少年时的“褴褛时代”。此时伦敦过早的落日如同午夜的钟声一样暗示了某种童话的稍纵即逝。在这一瞬，我曾想起早年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段奥利佛端起饭碗的影像，而那个饭碗还不曾因为我后来的见闻额外增加带有喜剧感的间离效果——后来我在纪念品店看到过一个“奥立佛瓷碗”，瓷碗外面写有“我还要一点”。
在泰晤士河南岸的南沃克区，狄更斯一家当年的住处与济贫院原型所在地实际上已经很难准确定位，能够清楚看到的只有狄更斯父亲当年被关押的债务监狱残存的断墙和空场，月光下也能真切想象到狄更斯后来借助米考伯先生之口所说的：“砖造建筑顶峰铁制物的阴影……映在广场的卵石上，我看到我的孩子在复杂图案的迷宫里穿梭着，避开了晦暗不明的记号。”亲身站在那个庭院里，看到邻近教堂砖造建筑顶峰铁制物的阴影在月光下依旧，只是远处更多了起重机和某栋不知名的施工中建筑的亮光。庭院中几乎没有任何灯光，更没有人，映着这种参差的树影下，只有骑着扫帚从空中飞过的女巫才是应景的童话。刻意保留至今的一段监狱外墙与隔壁的建筑间形成了一条狭窄夹道，夹道中隐约一丝尿臊味。隔壁那栋建筑是南沃克区的公立历史图书馆，图书馆的橱窗上，写着“Knowyourlocalarea”（了解你的社区）。与橱窗相对的那段历史遗墙上贴着张公益公告，标题是“为在押犯家属及子女提供救助”。
其实，当年狄更斯给《雾都孤儿》命名的意图已经暗示得很直接。小说里那位地方官员邦布尔的说法是：“我们照着ABC的顺序给这些宝贝取名字……这一个是T——我就叫他退斯特……”“Twist”在英文中意为“扭曲”，小说中的反角们都谋划将奥立佛引入邪途，而狄更斯则试图证明他天生就赋有高尚的“道德禀性”、因而对于所有罪恶的试探天生免疫。至此一切似乎返回到对于狄更斯式童话的另一定义：“儿童们出身贫寒，天性善良，面对的是饥饿、贫困、恶人作对，就像童话中的正面主人公总要碰到女巫、坏人、妖魔的捉弄一样，而这些不幸的儿童历经磨难，却秉性不移，总是一心向善，并保留着她们善良的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