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众的材料”
鲁迅怀着有些叛逆的心情来到了仙台，他想躲开同胞。但实际上，他也不是这里唯一的中国留学生。这个人叫施霖，字雨若，浙江省仁和人。1902年官费留学日本，当初在弘文学院学习，1903年进正则学院。1904年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部工科，学工兵火药，是进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仙台二高和仙台医专就在一个院子里。
当地的《东北新闻报》对他们俩的到来曾经做过报道：“清国绍兴府会稽县周土付人（二二）入医学专门学校，同省杭州府仁和县人施霖（二四）入第二高等学校第二年，寄宿在平丁54番地田中力屋方。”其中把周树人的名字误写为“周土付人”。鲁迅和施霖还同住过宫川宅，不过他在此后的文章中从来没有提起过施霖。
鲁迅在仙台学医的经历并不是很顺利。他在《藤野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了日本学生对他的歧视。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有一张鲁迅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解剖：59.3；生理：63.3；德语：60；化学：60.3；组织：72.7；伦理：83；物理：60；平均：65.5。在142人中列第68名。
可是，就是这样的考试成绩，已经引起了一些胸怀狭窄的、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学生的忌妒，他们无中生有地说是因为藤野先生透露了题目。于是借故检查鲁迅的笔记，吞吞吐吐地对他说些冷言冷语，还写匿名信骂他。
在这样的环境中，教解剖课的藤野先生给了鲁迅关怀，帮他改笔记，并消灭了流言。鲁迅去世后，日本记者曾找到藤野先生了解当时的情况，藤野先生说：“周君来时，尽管日清战争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那时日本人还骂中国人是‘猪尾奴’，说中国人的坏话，所以同学中间似乎也有这样的家伙，给周君白眼，有意排挤他。”（《谨忆周树人君》）
鲁迅离开仙台时，藤野先生以照片相赠，并在背后题写“惜别”
关于为何善待鲁迅，藤野先生这样说：“我在少年的时候，坂野先生教过我汉文，坂野先生是福井藩校出来的。他养成了我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既尊敬中国的先贤，也尊敬这些先贤的国家的人。这大概就是周先生对我感到特别亲切和感激的缘故吧。因此，周先生在他的小说里或跟朋友的谈话中，都把我称作恩师。我想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的。”
在仙台医专，这位藤野先生也不是位走运的人，受到了排斥和歧视。藤野先生的学历不高，毕业于爱知医学校，虽然身为教授，年薪却不过600元，在东京帝国大学或外国大学毕业的教授，年薪一般都在1400元以上。虽同样毕业于爱知医学校，但在哈莱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教眼科学的田代讲师，其年薪也拿到了1000元，远远高于藤野。1915年，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升级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后不久，因学历资格的原因，藤野先生就被学校解除了教职。鲁迅在文章中写他衣着寒酸而且因口音重而被学生嘲笑，这样的描述无疑带有同病相怜的意味。
在仙台，鲁迅虽然离开了中国人的环境，但他仍旧承受着弱国子民的屈辱。那时，正是日俄战争期间，这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的战争，对日本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当时日本国内看来，这不仅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战争，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世界崛起的标志。这场战争让日本民众情绪亢奋。
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吉田富夫告诉我，他统计，1904到1905年间，仙台市曾举行过5次市民祝捷大会，庆祝日军的胜利，其中有3次都是在鲁迅进入仙台医专后举行的，包括“祝贺攻克旅顺”、“祝贺攻克奉天”、“祝贺日本海海战大捷”。尤其是在得到了攻克旅顺的捷报后，仙台有1.5万余名市民参加祝捷大会。会场装点着国旗和彩旗，由乐队演奏了乐曲，并鸣放了烟花爆竹。当爱宕山山顶的焰火升起时，走上街头的市民们锣鼓喧天，高喊万岁。
可以想见，当时鲁迅的耳边就是“万岁”的叫喊以及“拍手”与“喝彩”之声。100多年后，当我在日本寻访鲁迅的足迹时，日本电视中还在热播一部名为《坂上之云》的电视剧。这部由NHK拍摄的电视剧，以明治维新为背景，记录了日本的崛起之路，其中最重要的情节就是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攻克203高地以及占领旅顺。
最终，在细菌学的课堂上鲁迅再度与中国人相遇。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他在《藤野先生》中再度描绘了这个场景，只不过“砍头”变为“枪毙”。鲁迅以“幻灯片”事件解释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后来，仙台鲁迅调查委员会曾经找到了当时细菌课放映的那批幻灯片，虽然有很多关于日俄战争的内容，但没有鲁迅所说的“砍头”或“枪毙”。不过当时，本地的《河北新报》是刊登过类似的图片的，也许，鲁迅记录的是一个意向中的真实。
此时再去看一下被鲁迅刻意回避的另一个中国留学生——施霖的命运。根据仙台鲁迅调查委员会渡边襄的考证，施霖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除了体操得满分，英语、代数、几何、图画全部不及格，第二学年的考试成绩依然如此。在鲁迅离开仙台的1906年，施霖的名字也从仙台二高的学生名册上消失了。
施霖的存在，又在从另一个层面提示着鲁迅的屈辱——愚弱而体格健全的“示众的材料”。
就是说，在当时同一校园仅有的两位清国留学生中，鲁迅努力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和尊严，而施霖却有意无意地体现了中国人的低能——同时证明了日本学生“疑惑”的合理性。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青年鲁迅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
鲁迅最终发现，他是无法逃脱身份的痛苦，也无法逃离自己的同胞。鲁迅后来把拜伦对雅典人的心情表达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是他那时对中国人的心情。鲁迅决定回到中国人中去，医学解决不了问题，他要“改变他们的精神”。
于是在第二年第一个学期结束后，也即是1906年3月初，鲁迅通过清国公使提出了退学的申请。经和他要好的杉村宅郎的提议，有4名同学为他开了一个送别茶话会，5人还合影留念。在这张现存的照片里，戴着制帽的鲁迅拄着手杖，昂首挺胸地站在左侧稍稍偏开的地方。
今天，在东北大学校园内还保存着鲁迅上课的阶梯教室，木板墙上涂着白色的油漆，上面铺以灰色的瓦顶。鲁迅就曾经坐在第三排的位子上。
回到东京
东京的本乡区的汤岛和西片町一带位于东京大学的西门外，是一片安静而优雅的社区。一栋栋精巧的独栋二层小房比邻而立，虽然式样各异，但是组合在一起并不杂乱，反而显得丰富多彩。若是上班时间，街上看不到一个人。在幕府时期，这里原是安置各地大名人质的区域，后来就发展成了一片高档住宅区。
从仙台退学后的鲁迅重新回到东京，就生活在这个区域。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里说：“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然‘转变’了。‘我退学了。’他对我说。‘为什么？’我听了吃惊地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1906年的夏天，鲁迅受母亲之命回乡办了婚事。正好二弟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毕业，上年冬天到北京通过了练兵处留学日本的考试。只是因为近视不能学习海军，在学堂里闲住了半年，这时改为学习土木工程。于是，1906年夏历九月，两兄弟就一同前往日本了。
鲁迅重来东京后的情况，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他决定不再正式地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
这时候鲁迅每个月还拿着33块银元的官费，把名字挂了德语学校。只是感兴趣的课才去听，大部分时间用来自学。
在仙台医专退学前，他主要穿学生制服，后来则常穿和服，脚下是一双木屐，很像当地的穷学生，不是为了冒充日本人，而试图方便。冬天则穿棉的和服，一般人都要在里面穿绒布长衬裤的，鲁迅则只是一件衬衣加条短裤，顶多外面再加件大衣，再冷的天也如此对付过去。至于铺盖只有两条棉被，真的是一铺一盖，不管厚薄，冬夏一样使用。
周作人回忆说：“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子。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盒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支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
这期间，鲁迅和周作人搬了几次家。有一次还搬到了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旧居。那是朋友许寿裳租下的房子，因为太大，就拉齐了5个人一起住。许寿裳在这5个留学生的住处门口的路灯上题上“伍舍”两个字。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伍舍》中回忆说：“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这一转换不打紧，却使得鲁迅本来不宽裕的经济更受了影响，每月入不敷出，因为房租增加了，饭食虽是好了，可是负担也大，没有余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于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散伙了。
1908年住在伍舍的几个月里，鲁迅有机会跟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1903年，章太炎因在《苏报》上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和为邹容著《革命军》所作的序言被捕，被判监禁3年。1906年出狱，即到日本，不久就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章太炎的革命与独立精神对鲁迅的影响颇大，而鲁迅临终前的绝笔就是怀念这具有斗争精神的国学大师。
他在文章中写道：“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而在许寿裳的笔下，上课的情景却有些滑稽：“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出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在东京的日子，鲁迅还跟随一位亡命的俄国妇女学过一段俄语。但只学了不到半年就结束了，一方面每个月6元的学费比较贵，另外就是路远，步行过去不方便。
鲁迅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神保町一带的书店街。那里紧邻着明治大学，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旧书店市场，挤进了几百家书店。店面大小不一，但门口一律堆积着如小山一般的各种旧书。店内大堂挑高五六米，立满了高高的书架，人站在下面觉得十分渺小。
鲁迅常跑到那里去买书，尤其是德文书。周作人回忆道：“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4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
买不到的书，鲁迅就开了单子，通过日本最大的丸山书店到欧洲去买，往往要等两三个月才能拿到。
20世纪初的日本，已经成为东亚的媒体中心，以及西方思想的传播中心。鲁迅在东京的这段自学岁月，对于他后来的思想形成与写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记述了初读《天演论》时所受到的震动。不过，鲁迅在接触进化论后很快就去了日本。严复的《天演论》虽然风靡举国上下，但还只是赫胥黎《进化与伦理学》的节译。
鲁迅是在日本接触到了更全面的“进化论”思想。根据潘世圣的研究，进化论进入日本，大约比中国早10多年。1878年，东京大学创立后不久，即聘请美国动物学家摩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前来担任动物学及生理学教授。摩斯在授课和讲演中，就系统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日本传播进化论其重要作用的是本国的动物学家、文明批评家丘浅次郎。他在1904年出版了风靡明治、大正两个时代的畅销书《进化论讲话》。这本书是第一流的生物学专家面向一般读者所写的第一本关于进化论的启蒙著作。丘浅次郎不仅从生物学的角度细致介绍进化论，论证了进化论的正确性，而且论述了进化论与哲学、伦理、教育、社会、人生、宗教的关系。到1907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再版印刷达10次之多，历经数十年而不衰。
鲁迅留日期间，特别是从仙台退学回到东京直至归国（1906～1909）这几年，恰恰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风靡日本席卷青年之时。鲁迅不仅读过《进化论讲话》，而且亲耳听过丘浅次郎的课。当时在鲁迅挂名的德语学校，担任生物课讲师的恰恰就是丘浅次郎。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则来源于当时日本对于尼采思想的传播。鲁迅赴日前后，正好是尼采在日本最流行的时期。1901年，年仅31岁的批评家高山樗牛发表了《作为文明批评家的文学者》介绍尼采，受到世间的高度评价。不久，他又发表了《论美的生活》，再度激起强烈反响。在日本，一场关于尼采的讨论由此开始。
在鲁迅写作早期论文的时候，尼采思想在日本汹涌澎湃，正显示着巨大的震撼力量。1908年二三月，学者宫崎虎之助发表了《20世纪的三大思潮》。他把19到20世纪之间的世界性的思想哲学概括为三大思潮，即尼采的个人主义、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和叔本华的涅槃主义。
1933年，爱尔兰剧作家、评论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访问中国，与鲁迅和蔡元培在上海合影
“原鲁迅”
买书、读书、写文章成了鲁迅后仙台时期生活的主要内容。虽然密切往来者中，依然包括像陶成章这样的激进革命者，但鲁迅的注意力并不是如何推翻清政府。他在另一个方向上寻找救亡的道路，而且他的思考深度很快就超过了革命派。这就是他在去仙台前就已经思考的“国民性”的问题。也许“排满”是容易的，那么“排满”之后呢？他故乡绍兴台门里的亲戚们是否还会相信洋人“挖人眼熬油”的无稽之谈？
鲁迅回到东京是1906年3月。同月，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在东京出版，并在上海和南京发行，鲁迅后来将其从日文译为中文。接着，他编写的《中国矿产志》又由上海的普及书局出版。他开始了他所谓的“文艺运动”。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几个必须的人，商量以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所以只谓之《新生》。”从这时起，鲁迅通过自学开始正式研究西方近代文学。
他大量购买了很多文学和思想方面的书籍，而且，在研究的基础上，在《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后，又相继写出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长篇文学、文艺评论。
虽然，《新生》杂志终究没有出，但是本来想要在《新生》上写的文章，都发表在另一份留学生杂志《河南》上。在《知堂回想录》里，周作人把给《河南》杂志写的稿称作“《新生》甲编”。
在此期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论文，都是用文言文，晦涩难懂，曾经被认为只是鲁迅年轻时代的习作。但是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却告诉我：“然而读过原文后我发现，过去一直讨论的鲁迅的思想或小说主题，实际上几乎都可以从这一时期的评论中找到原型，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原鲁迅’。”
鲁迅在南京时，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读《天演论》，那是他第一次与西方思想相遇。在写到《文化偏至论》以下三篇文学评论后，鲁迅通过在日本留学“和西方的相遇”，已经从科学达到了文学这个终点，应该称之为“原鲁迅”的他的思想构架已经完成。按照伊藤虎丸的看法，“特别是《摩罗诗力说》是应该叫做他的文学原论的作品”。
在《破恶声论》中，他尖锐批判了把学习西方的各种玩意儿——富国强兵、立宪会议、科学、监狱乃至兜裆布制造法等——当做“文明”的浅薄态度。所谓在“整体上”来学，并不是“浮泛”地学。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并不是把文化分成各种各样的既成品来引进，而是要从造就出文化的精神中学。
鲁迅受到了进化论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他看到西方人认为所有事物都是不停地进化发展，这是积极而进取的思考方法。而中国人的传统思考方法，则是寻求理想于尧舜之世，不思变革旧的生活。他从中发现了中西文明间的异质性。他认为西方进化论体现了人类的尊严，而且蕴藏着“度越前古，凌家亚东”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鲁迅所接受的进化论不是斯宾塞的“进化的伦理”，而是赫胥黎的“伦理的进化”。赫胥黎没有用丛林法则来代替“上帝”，没有用生存竞争、自然淘汰这些进化法则作为“自然的必然”去支配人，而是“试图把人从自然宿命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鲁迅也因此认为，中国现存的危机，不是因为中国是军备和国力上的弱者，以至于不能顺应世界大势，从而败亡于生存竞争。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在精神上还缺乏人所应该具有的精神，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会被淘汰。
鲁迅并不赞成那种为摆脱危机必须富国强兵，以成为强者和适者的救国主张。他认为，俄国与德国的武力崛起并非人类的发展道路，那种“唯援甲兵之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其实不过是退化到以前野蛮时代虎狼之性的表现。他称此为“兽性之爱国”。
所以，鲁迅的进化论，并不是把人类的历史作为人、作为生物适应环境的过程，而是将其作为“人格”的人的精神进化过程，所谓改造国民性也就是完成这种人格与精神的进化。
许寿裳回忆，鲁迅曾对他说，“中国民族最为缺乏是爱和诚”，人们都深深地病患于虚伪和无耻，在猜忌中相互中伤。那么病根在哪里呢？原因很多，但“最大最深的病根就是两度沦为异族的奴隶。对奴隶还存在爱和诚的问题吗？唯一的疗救是什么呢？是革命”。
鲁迅的文学运动，其目的就是恢复他们所说的“爱和诚”，即恢复民族的伦理性。革命在鲁迅那里，并不仅是从满族那里夺回政治权力，而是把中华民族的思想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从而完成精神上的进化。
而这种伦理进化的顶点，就是从尼采那里获得的“超人”。鲁迅认为，他们应该具有自身反省的内面性，还要有近乎傲慢的强烈意志力，能够孤立于庸众，反抗既成的一切，通过反抗求得无限的发展。
于是，“精神界的战士”（尼采所说的“超人”），“振臂一呼”（摩罗诗力说），至今尚在沉睡的“朴素之民”，就被他们的“心声”撩动，起而从之，这就是他当时所描绘的“略为乐观的革命图示”。而鲁迅就在此时，“开始把自己也当做这样的战士”，也就是他所谓的“真的人”。他的对立面是奴隶与奴隶主。鲁迅把这种“真的人”称为“诗人”、“天才”、“英雄”、“精神界之战士”，并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的出现上。
这些论文，如鲁迅所说，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当时的留学生们大多数对政治、经济等感兴趣，对文学感兴趣的很少。
但是，他1909年回国的时候，内心真正向往的，是去做这个“精神界之战士”，也就是“真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董炳月、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长堀佑造对本文写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对他们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