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五一”“鸟巢”滚石30年演唱会上，侯德健阔别20多年再次出现在舞台上，一度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实际上侯德健回到大陆已经有七八年了，除了偶尔写几首广告歌曲，他一直筹备音乐现场。他计划在全国十几座城市开设连锁音乐表演现场，每天都有表演，以流行音乐为主。第一家开业的音乐现场定在了重庆。
侯德健不仅因为写过一首《龙的传人》而在整个华人地区受到关注，更多是因为他在音乐之外的一些经历让他变成另一个传奇。论音乐上的才华，他在当时和罗大佑、李寿全、陈志远、梁弘志这样的音乐人不相上下，但是他并没有像这些人一样，把他全部的才华贡献在音乐上。过去，音乐只是他兴趣的一部分，他涉足电影、哲学、政治、动漫……随着1989年他离开大陆，这个在两岸受到争议的人物很长一段时间在人们的视线内消失。他远赴新西兰，一待就是16年。
如果从侯德健过去发表过的几十首作品来看，不难发现，他的作品更多涉猎对人生哲学的思考，即使是对现实的思考，也不像罗大佑那样带着强烈的批判性；即使是情歌，他也能从婉约、伤感中抽离出来，沿着命运的脉络去分析它的可能和结果。如果侯德健能连续创作他的作品，他的成就可能会远远超过今天任何一个人。
侯德健称自己是祸头子，不安分的性格让他在获得更多创作灵感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他写过一首《三十以后才明白》，在这首歌里，他总结了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明白的事情，至于40岁、50岁以后该明白什么，在这首歌里没有答案。一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生的命运，而侯德健注定自己这一生不太安分，已经55岁的侯德健说自己还像一个孩子一样。
“饺子皮和饺子馅”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第一家音乐现场选在重庆？
侯德健：本来没有选在重庆，选择的是广州。广州的文化厅、市文化局都很支持，但一直找不到合适场地。后来又选了成都，成都的市场是最适合的，可能不算中国最大的市场，但成都对音乐、流行、时尚消费的能力明显强过其他城市，除了北京、上海以外，成都可能排第三。再接着是西安、上海和深圳——原来的顺序是这样的。但去年12月，重庆市邀请我回重庆巫山红叶节演出。因为我老家是巫山，等于是回老家演出，于是就去了。后来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听说我要做个音乐现场，就希望我能在重庆做一个。他说：“务必第一个地点要放到我们重庆，而且一定要放到南岸，一定要放到南岸的南滨路。”
南滨路有点像上海外滩的感觉，现在已经非常热闹了。从南滨路向渝中区看，江景特别漂亮，尤其是晚上。南滨路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现在变成了晚饭一条街，吃完饭就没人了。他们希望把南滨路所谓的晚饭两小时或三小时经济圈扩大到五六个小时以上。吃完晚饭接下来应该就是比较偏文化、休闲、娱乐时尚的活动，而南滨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有规模、有影响力的类似场所。那时我才明白区委书记对这事很认真，就组成班子，扎根在重庆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三四年内地现场表演、各种音乐节等现场演出的市场慢慢热起来了，重庆在这方面环境怎么样呢？
侯德健：相对而言，就市场来讲重庆没有成都好，但是差别不那么大。前两天刘德华在重庆开了演唱会，票房非常好。而且不单是这些大牌歌手，很多歌手在那边的票房都很好。其次重庆的票价比北京、上海稍便宜些，但也不会便宜太多，所以市场还算是成熟的。如果选全中国10个能够做音乐现场的城市，可能重庆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但它应该会在前10或前15个之内。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大城市都有计划要开像音乐现场连锁店吗？一般是接纳什么样的歌手？
侯德健：是的，就像连锁店、加盟店一样。我们做的设计是这样：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四个半小时的演出，前面一个半小时是主秀，主要是由一线明星、二线明星、老歌回顾、资质很好但还没有成名的一些新歌手、原创型歌手和原生态歌手这几类歌手的演出组成。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音乐人与观众之间的桥梁工作。我们把歌手带给观众，让歌手有一个好的表演环境，让观众有一个近距离和歌手接触的环境。我们自己对音乐现场的定义是这样的：“没有观众就没有音乐。没有好的观众，就没有好的音乐。和观众的距离越近，音乐家的表演就越精彩。”很多大型的演唱会，包括我们在“鸟巢”的演唱会都是在距离很远、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一点也不轻松。这和音乐表演的本质是不相符的。
实际上我刚刚讲的三个要素所定义的音乐现场这个环境不是现在才需要的，是一直都需要。但我们的市场本身经济还不够发达，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所以还没有那么大型地、有规模有计划地去做。这件事情大概5年前我就一直在建议很多朋友去做，他们做了一些比较小型的尝试，效果还不错。两年半前我就觉得，音乐现场这个事情可以当做一个正式的、很严肃的一个事业来做。
如果我们回顾整个流行音乐或者说是音乐史，其实就只有两件事情：饺子皮和饺子馅。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so so so mi fa fa fa re，这是饺子馅。第一张包这个饺子馅的饺子皮是一个室内管弦乐团，有人指挥，观众大约在500人左右。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就有了钢丝录音，观众就可以不用到现场去了。后来把钢丝录音的音效升级，就有了所谓45转的单曲唱片。但单曲唱片太短了，就开始有了33转的黑胶唱片，声音就非常好了。黑胶唱片的声音很好，但设备特别不方便，于是就有了卡式录音带。录音带声音不太好，有太多杂音，于是就有了CD，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时代一直发展到MD。到这里为止，科技每次往前走一步，都是帮音乐做了收银机的工作。不管饺子皮怎么换都没关系，so so so mi fa fa fa re是一个音都不改的。一直到有一张饺子皮出现的时候，这下坏了，这张饺子皮叫MP3。网络上的MP3出现以后，这次的科技是将收银机给砸了，大家再也收不到钱了，尤其收不到钱的是对于版权保护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市场就彻底垮掉了。大概在十几年前我就提醒大家注意这个现象，但是它不可挡地就被彻底毁灭了。所以最后一张饺子皮就煮破了，饺子馅也露出来了。于是作为音乐人，只有在几种地方可以有合法的收入，演出是最大的一块。当然如果很红的话，他可以做代言。但如果不红的话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想做音乐现场的原因之一。
1987年，侯德健(右)和刘索拉(后)在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录制刘索拉的歌剧《蓝天绿海》
其实70年代我在做音乐的时候，就很想做单曲唱片。但单曲唱片为什么当时在亚洲没办法做，只有在欧美能做呢？我们的市场太畸形了。这个畸形是日本人造成的，日本的唱片公司为了保证他的投资是有回报的，必须要做偶像。做偶像就是1块钱做音乐，99块钱做宣传和包装。这种情况使得没有一个歌手是从真正的音乐的环境中产生的。比如酒吧、歌厅，或任何现场表演的地方，就再也没有歌手出来了，全部都是包装出来的。这种包装下得到好处的实际上只有唱片公司，对于音乐人和听众而言是两大损失，很多音乐人因为没有唱片公司包装，观众就听不到他们的音乐。我本来寄希望网络能打破这种格局，而且网络也的确做到了，有很多网络歌手出来，这是MP3所有副作用里最大的一个正面效果。
日本这么制作偶像，香港地区就跟着学。当时我们在台湾地区抵抗了一阵子，从70年代抵抗到大概80年代中期，就投降了，校园歌曲的声音慢慢就弱下去了，所谓的偶像歌手成了主流。现在媒体多样化，网络的门槛比较低，造成很多新歌和新歌手比较容易见光，但是见的光非常微弱，还不是主流媒体。由于有些歌手开始在可以表演的场地做一些表演了，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歌、词曲和唱，以及音乐本身的人味开始浓了，不像那些日本的偶像是完全没有人味的。韩国也是。资本主义的负面都体现在日本和韩国身上，他们把资本主义最坏的一面全学会了。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体系去挣钱，为了这个目的毁掉其他一切，日本和韩国是全世界首选。
三联生活周刊：大陆唱片业现在的状态是什么都跟在别人的后面做，但什么都没做好。
侯德健：这是好事。在亚洲，长得难看的大腕儿只能在中国产生，其他地方完全没有。从印度开始一直到日本，整个亚洲找不出一个有性格的腕儿，有很多好演员，但没有腕儿。大陆为什么能够接受这样的腕儿呢？这跟文化有关。简单地说，喜马拉雅以西的文明是印度文明。印度文明是种子文明——每天就是干一件事情：把双腿一盘，然后看自己的肚脐眼，想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看得久了以后，他所有的能量都内聚，缩成一颗种子，而这个种子是没有办法发芽的。只要一过喜马拉雅山，丢到中国这片土地上，任何地方来的种子都能发芽。而且中国是一个没有顶的土地，这些种子来中国以后就开始拼命地长，长得奇形怪状，没有一株枝子是直的，全都长歪了，而且树长得巨大，还不开花。日本是一个永远没有种子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只要一过了海，到了日本以后，就不允许树的枝子不直，树长得太大也不行，日本人只关注一点：花要开得漂亮。所以是种子、树和花儿的关系。以种子而言，没有办法形成大的、商业化的规模。以花的角度讲，就是标准的、典型的偶像文化——种子都不是它自己的，又不允许树长得不一样，花还得每朵开得都一样。
唯有中国大陆欢迎所有种子到这里自由发展，已有好几千年的历史。最早有历史记载的应该是4000多年前波斯文化进入中国，当时中国就接受了。后来各种宗教都到中国来，全都走了样，走样后彼此还能和平相处，也不打架了。中国本身是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它才具备和美国一样的环境，可以允许有性格、有真正创意的人把他的深度表现出来。这种机会是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全都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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