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在生命最后一年里的写作中，“人生大道”，“论疯狂”，“论社会主义”这些题目几乎为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画出了一道清晰的线索。《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又几乎描述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的精神和生活全貌，但他本人却从未真正进入他所描写的任何一种精神世界。如果说他是19世纪俄罗斯最疯狂的探索者，那也可以说他是最冷静的怀疑者。
俄罗斯帝国从一确立就开始了向西方求学的过程，每一次政治变革的推动力都首先来自沙皇在欧洲争霸的需要，试图通过政治改革和启蒙运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然后，它被学习了西方思想的知识阶层继续向前推动。伴随着每一次开明改革，俄罗斯的知识阶层便从西方寻找到更多的社会变革观念。
俄罗斯19世纪的这种躁动似乎很符合“托克维尔定理”：一个专制政府为了国家利益进行改革以缓解政治压力，但是托克维尔看到，这种强大压力下的改革又是最危险的政治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托克维尔定理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革命总是发生在社会情况开始好转的时候这一似乎于理不通的现象。
发生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变革有着成熟的社会动力，资本主义经济造就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阶层，宗教改革启动的世俗教育得以使一种社会要求达成共识。相比而言，俄罗斯的变革社会动力不足，沙皇政府在改革危害到专制权威时总是出现停滞或后退，知识阶层所推动的社会思潮总是依赖引入的西方观念，不同观念引导着各自所爱的理想，所有这些动力都因为俄罗斯社会特有的一个巨大鸿沟而难以传达到整个社会，结果就如奈仁在评论革命时所发现的，“由于现实并不往理念靠拢，两者之间出现的一条沟，比先前窄是窄了，但却深了许多”。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悲剧性地延续了“让修辞勇敢地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政治修辞传统。
托尔斯泰以一种极度的道德热情经历着理想与现实的痛苦分裂，他比同时代的知识阶层更为煎熬的是，那些被热捧的种种观念和政治设想都在他特殊的追问下，变得荒谬可疑。他就像19世纪俄国思想的照妖镜，一生都在寻找着“人生大道”，而被他所质疑的那个知识阶层在同样的道德热情支配下，变得激进和极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待19世纪终结的时候，最激进的列宁主义成为最有行动能力的思想力量。■
本期封面故事包括以下内容：
从1812到十月革命
P46 托尔斯泰时代的俄罗斯
P48 托尔斯泰寻访之旅
托尔斯泰的100年忌辰如此寂静，当地报纸的内版里偶见小小的黑白照片，旁边配的故事却是俄罗斯年轻人新的文学爱好，比如侦探小说。“文学在这二三十年里的边缘化，应该是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趋势。”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米哈耶尔·克鲁普科夫说。
狂风裹着白絮乱飞，俄罗斯开始降下今冬的第二场雪。大街上穿着整齐的乞讨者，挂着个吉他唱自编的《托尔斯泰歌谣》：“我是托家的孩子，我的妈妈在火车包厢和托老爷厮混……”但很快被围观的俄罗斯人骂走。
“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什么你们只看到我一人？”这是托尔斯泰临终前最完整的一句话。
记者◎ 葛维樱（发自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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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2 托尔斯泰的三部小说
“这两位作家是对立的。托尔斯泰是史诗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莎士比亚之后最具戏剧气质的人。托尔斯泰沉迷于理性和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蔑视理性主义，热爱悖论。托尔斯泰像一个站立在大地上的巨人，唤起真实、可见的整体具体经验，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处于幻觉的边缘。托尔斯泰历史性地在时间的河流中看到人类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戏剧性暂时的静止状态观看人类。”——乔治·斯坦纳
记者◎薛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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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0 托尔斯泰：向聋子提问的人
19世纪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人们既怀疑绝对价值，又以极端的夸张渴望找到一个绝对价值，激烈的内心交战让他们不能沉入现实，社会文化在种种抽象观念中执迷难行，社会批判就成了核心话题。
◎舒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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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0 托尔斯泰笔下俄国的“战争”与“和平”
托尔斯泰一生在追求爱和理想，却最终出走。他年轻时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却在晚年否定战争的必要性。从他年轻时代的从军经历中可以看到他在战争和人道问题间的徘徊。从他的《战争与和平》中，则能看到他对当时俄国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主笔◎蔡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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