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城市的“沈阳经验”为南京的接管者们提供了参考，但刘伯承和南京军管会成员显然还是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和考验。

蒋介石的政府虽然腐败，也不够有效，却在动荡中勉强运转了20年，这段时间被经济学家们普遍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时期，这个群体的主要部分分布在以南京、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城市。蒋介石生性多疑，但对城市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国民党政权解体后，这些林林总总的城市阶层如何对待和处理，关系到新政权的稳定和牢固。

城市的中间力量对新政权仍然充满陌生，共产党对这些人的底细同样捉摸不透，他们并不清楚这些旧政权的组成部分是否能顺利被改造，并有效率地为新政权服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到1949年，共产党干部还不是城市型的，300万国民党旧职员中的绝大部分必须继续用来为新事业而奋斗。

作为南京市新政权的第一任市长，刘伯承上任不久，便召开了南京生意人和资本家碰头会，给这些诚惶诚恐的商人们吃了定心丸。他坦诚地讲道：“共产党明确声明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然而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目前的革命还只是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和90%以上的人民交朋友。我们只反对那些占不到10%的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