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里令人忧心忡忡的农产品突然成了创业乐园和投资热土。2009年2月底，网易创始人、前“首富”丁磊突然宣布投身养猪业，尽管丁磊养猪还停留在口头上，却已经成为坊间最热门话题。与此同时，酝酿两年之久的《食品安全法》终于在人大常委会上审议通过，并将于2009年6月1日实施。这部法律在丁磊和他的支持者眼中，恰恰是支撑新农业崛起的关键，“中国人对食品安全和品质要求的提升将推动农业真正步入现代化”。
餐桌上延续环保生活
那些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投身农业的传统实业家们或许难以接受，但现实是，今天的农产品市场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2009年除夕当天，北京沃尔玛山姆会员店的蔬菜专区前挤满了为年夜饭大肆采购的人们，而这里有机蔬菜的价格足以令普通消费者大吃一惊。用保鲜膜简单包装的韭菜，每捆不到1斤售价10元，一把不到半斤的香菜也要7元多，如此价格并没有打消人们的购买欲。另一些消费者更喜欢依照口味做出选择，他们购物车里的有机猪肉、山黑猪价格比普通猪肉高出一倍还多，“但味道确实更好吃”。对于仍然按照传统方式经营农产品的企业来说，改变来的太快了，但这还不是变化的全部。
如果只看价签，很难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为1斤菜付出十几二十元，但假如了解有机蔬菜与普通蔬菜的化肥用量之差，或许选择有机蔬菜的意愿就会大大增加。在沃尔玛，扫描一下外包装上的条形码，屏幕上就会出现这盒蔬菜从种植、采收、包装到运输的全过程，这样的安全监控也会让消费者感觉物有所值。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尽管许多人仍然搞不清它们之间的区别，但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超市为此开辟专柜。2008年夏天，绿色和平组织甚至专门印发了一本《2008北京有机指南》，上面详细标明了哪些超市、餐馆和专卖店能买到有机产品。
据说每次食品卫生出现危机后，有机食品销售就会掀起一次小高峰，可更多人选择有机食品并非仅仅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与那些明明买得起更大排量，却仍然选择1.6升汽车的消费者一样，他们试图在餐桌上延续自己的环保责任感。对“乐活族”来说，有机食品意味着让土地回归更自然的耕种方式，让家畜更人性化的养殖模式，同时也代表着更健康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有机农业并不能完全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土地压力，但至少为农业的新出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和餐桌变化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越来越多城市人选择住在郊区的时候希望能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在上面播种蔬菜甚至粮食。这种极端个人化的城市农业当然不可能成为消费主流，就连自给自足都很难做到，但却反映出人们试图改变生活方式的期望。甚至这一行里的许多创业者最初的动机就是为了让自家人吃到更放心更健康的蔬菜。
如果单纯以商业眼光看，有机农场远非赚钱捷径。手工除草，坚持使用天然肥料，这样的成本注定只能走高端路线，而目前的销量还远远达不到主流市场的规模。“农业本质上是满足最多数人需求的大众市场，但个别领域也存在一些高端市场，特别是养殖业，产品有明显的等级划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与区域经济室主任张元红告诉本刊记者，“但高端市场总量有限，而且增长非常缓慢，不适合大规模发展，对于后来者来说，进入难度更大。”另一个现实是，一些企业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基地来满足市场需求，甚至出现了直接从批发市场采购后打上自己标签的现象。“企业从外部采购的现象并不少见，完全依靠自己生产不仅产量不足，而且利润水平也不会很高。”
长期关注新农业的达晨创投投资总监傅哲宽认为，在农产品市场做高端消费品“永远做不大”。“只能赚点小钱，很难成为大企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当然也不够大。”傅哲宽对本刊记者说。他给出的建议是，最好同时在几个领域出击，但这无疑对经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自然也难创立品牌。”利农集团创始人、CEO马承榕委婉地指出。马承榕正在用工业化方式在钢架大棚里生产蔬菜，产品价格则只比同样品质的蔬菜高15%到20%，用马承榕的话说是“高端产品中端定价”，以此迅速提升市场占领率。更令人惊讶的是，“利农”并没有选择有机食品为卖点，尽管农场使用的肥料中70%是有机肥。“有机食品现在更多是概念，如果完全按照有机标准操作对企业制约太大，比如3年内不能使用任何化学物质，产地周围几百米内不能住人，而目前订单的数量并不足以支撑企业投入。”马承榕对本刊记者说。
现在断言有机农业的前途或许还太早，中国庞大的市场决定了新农业的游戏规则不可能只有一个，但必须承认的现实是，在中国农产品的巨大市场上，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伊利、蒙牛，拥有双汇、雨润，但在更多行业里既缺乏龙头企业，也没有大众熟悉的品牌。马承榕因此乐于看到更多企业和投资人关注新农业。“中国正在经历从传统农业到新农业的转型阵痛，这期间大家都在寻找模式，可以说是百家争鸣，我相信未来三到五年内中国农业就会有质的变化。”他说。
新农业的门槛与盈利
如果从传统农业一步跨越到有机农业难度太大，那么能不能找到一条更加现实的中间路线？马承榕给出的回答是：“做一家植物工厂，按照格式化、标准化方式生产蔬菜。”他创办于2004年的利农集团目前已拥有1.8万亩蔬菜农场，2008年销售额达到1.5亿元，利农希望让蔬菜“像可口可乐那样标准化”，由此打造出“中国蔬菜第一品牌”。
在利农的大棚里，选择种什么、何时种甚至比如何种更重要。马承榕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北方，冬天种大白菜是赚不到钱的，如果你在夏天能种出大白菜可以卖到好价钱。而在高温高湿的南方，夏天绿叶菜的价格非常好，所以广东有些农民甚至会跑到北京、甘肃去种菜，再运回南方市场销售。”虽然利农的产品主要供应大型超市，但他们的供求信息却是批发市场得来，马承榕认为那里的一手消息更准确。“利农的信息系统里有我们主要市场每月的蔬菜品质、销量和价格的变化，以此来制定最合理的种植计划，保证每种蔬菜批量上市的时候是价格最好的时候。”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拥有现代化设施让蔬菜按照计划生长，钢架大棚、从以色列引进的滴灌设备是外来者最容易看到的，而背后看不到的，是对蔬菜生长的精确把握和质量控制。以上海青为例，在利农每亩地种植18万株，每株间距5厘米，22天采收，每株重量8到12克。“很多人问我，你们怎么给一棵菜设定质量标准？实际上，严格按照标准化方式生产的蔬菜每棵重量误差只有5%左右。”拿西红柿来说，利农的要求甚至具体到了每一株上挂多少果，“多余的必须剪掉，以确保产品质量”。一方面，传统农业繁复的工序流程被极大缩减，种植上海青从十几道工序简化到了两道，真正需要一线工人动手的只有播种和采收，效率比过去提高了10%。“我认为现代农业的技术一定是傻瓜式的，一线的操作越简单越好，更多由技术人员和机器完成，比如工厂化育苗系统和我们从以色列进口的滴灌设备。”由此看，新农业的工业化与精细化并不存在矛盾，事实上正是精细化操作确保了产品质量。
成本核算是经营新农业的最大难题，对于前期投入巨大的新农业工厂来说，如何确保企业的盈利能力？建设一个1000亩的农场至少需要投入6000万元，周期长达8个月，成本似乎高得惊人。不过马承榕算的却是另一笔账：“我最开始曾经用过竹棚，一次性投入好像比钢架大棚省了不少，但竹棚每年都要维修，而钢架大棚的使用周期能达到10年，从折旧成本来看竹棚其实更贵。”基础设施的改变带来的还不只是这些，和露地种植相比，大棚里农药、肥料的用量节约了30%。利农每年从世界各地种苗公司的3000个品种中选择最好的，“就拿西红柿来说，我们的产品甜度能达到11，已经接近西瓜的甜度了，和市场上那些圣女果相比，当然更有信心吸引消费者”。在产品规格上，利农独出心裁地把西红柿成串出售，消费者很自然感觉到产品更新鲜。
利农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用更加精确的标准化生产无论品质还是价格都更有吸引力的农产品，但他们的产品并非只卖给金字塔尖上的少数人，从而使企业通过规模销售实现了可观的利润。在傅哲宽所处的投资圈子里，大多数人对农业的认识依然摆脱不了“周期长、回报率低”，“一些传统农业企业做到现在纯利可能只有几个点，这也让它们遇到了发展瓶颈，但对新农业来说，回报率远比外界想象的高”。傅哲宽告诉本刊记者。在他主导下，达晨创投公司2006年投资福建圣农时后者的年盈利能力已经达到几千万元，至今达晨创投对“圣农”的两轮投资总额达到1.2亿元，“据我所知圣农已经在酝酿上市工作”。
从事肉鸡养殖的圣农覆盖了从饲料生产、种鸡饲养、苗鸡孵化到肉鸡饲养、宰杀加工各个环节，这是最为投资者看重的优势。“养殖业受上游产业制约很大，特别是最近几年饲料行情变动太大，自己来做完整产业链可以让企业提高抗风险能力。”傅哲宽评论说。特别是在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掌控源头不仅对养殖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甚至在其他领域是否拥有自己的生产基地也成为衡量企业实力的首要指标。圣农已经是肯德基、麦当劳在中国南方最主要的供应商，同时还有十几种自有品牌的熟食产品铺货到终端渠道，“和单纯做供应商的企业相比，能够让消费者看到你的品牌，当然对未来的发展更加有利”。
农业最吸引投资者的，是巨大的市场空间。“这个行业里有太多规模达到千亿元的产业，即使你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也足以做到100亿元的销售规模，这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规模优势。”傅哲宽告诉本刊记者。无论在哪个领域，现在还没有任何一家新农业企业能够切到哪怕5%的市场份额，这给从业者和投资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而在张元红看来，此时关注新农业的意义比以往更大，“2008年下半年开始，农业题材股普遍表现不错，当其他产业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时，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受影响相对较小，一些投资人出于分散风险的心理也会对农业更加关注。另一方面，近年来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和国家对农业加大扶持力度，都让外界更加看好农业的发展潜力”。■
1万头猪：丁磊的“开源”实验
丁磊说：“养猪不是一个投资项目，而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公益项目，算是我们对中国农业问题的探索。”
主笔◎尚进
好吃，很大程度上是丁磊关心农业的原始动力。他除了对广州美味如数家珍，对于他读的电子科技大学的成都哪有好吃的，也很门儿清。更多时候丁磊跟妻儿住在杭州，经常向朋友推荐杭州的一些特色小馆子。除了对味觉的迷恋，丁磊也很在乎健康问题。如果翻看丁磊照片，就会发现他在2001年开始发胖，一度体重接近80公斤。而2004年底，并不热衷炒作的丁磊，拜当时89岁的“国宝级”中医邓铁涛为师，更表明了自己对养生之道的兴趣。养猪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丁磊个人对于生活方式的新摸索。
“我们搞的是实验养猪基地，不是养猪。”丁磊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道，“我是实验养猪，只养1万头。我不会做规模化，我只会把自己从事养猪的企业、科学管理方式方法公布在互联网上。我就是要用我的时间和知识，去帮助中国的农民，在生产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时候，不仅能够获得利润，而且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实际上，丁磊惦记养猪并不是一时冲动。2008年4月12日，丁磊被《电脑报》的黎和生请到重庆参加论坛，会后黎和生请大家去重庆当地最有名的火锅店吃饭，服务员上菜的时候直接把猪血旺倒进了火锅里，但是那些血旺亮晶晶的。“这个血，大家敢吃吗？反正我是不敢吃，要不整锅换掉。”在丁磊看来，重庆最有名的火锅店的猪血旺都加了添加剂，还有什么是安全的美食呢？
丁磊认为，自己除了钻营互联网商业，还应该关心更多社会问题，2008年初的南方冻害就深深刺激了他。他此后与朋友同桌吃饭的时候，讨论提及道：“搞农业要靠天吃饭，农民收入很低，生产过程很原始；另一方面是现代化的都市中，像我这样相对富裕的人，吃到的却是最不安全的东西。”而真正催生丁磊对养猪采取实质行动，还是汶川地震后，他亲自去了趟灾区，除了慰问灾民，更多时候在观察农村种植什么可以取得高收益。当时他盘算日本大米可以卖90元一斤，但考虑到中国水土环境的现状，似乎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并不现实。加上此前在广州周边对特色农业的踩点，薰衣草、樱桃、青蛙、鹅、海参、玫瑰，甚至火龙果都他研究过。
选择养猪，更多是从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出发，而对于养猪的具体细节，丁磊似乎并不想多说，他更担心大家质疑养猪是炒作。其实中国互联网圈内丁磊一直很低调，即便他当首富的时候，也把自己的私生活隐藏得很好。2月26日上午网易发布去年第四季度财报，在有分析师参加的电话会议上，有分析师询问网易养猪项目是不是网易多元化投资的试探，这让丁磊很紧张。毕竟网易目前网络游戏的主营业务收入丰厚，一旦因为养猪让全球投资者产生歧义，势必影响股价。他急忙向分析师解释：“养猪不是一个投资项目，而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公益项目，算是我们对中国农业问题的探索。”实际上，丁磊一再强调自己投资养猪，更多算是一种公益行为，尤其不是对目前养猪产业发起商业挑战。他说：“我们要探索的是科学饲养生猪和营销生猪、肉制品的一条模式。比如说，我把猪养到什么程度做成腊肉最好吃；几个月的腊肉最好吃；做成火腿，怎么做最好吃；如果把猪肉变成东坡肉，怎么烹饪的方式最好吃。最后变成一个终端消费产品摆在你面前，这个方式是我们去探索的。”在网易内部对于养猪的问题，丁磊更多说开源精神，他总是借用Linux软件那种开放的免费思路，强调通过互联网把养猪的流程和数据公开。了解丁磊的人都知道，在创办网易前，丁磊在宁波市电信局上班的时候，主要工作就是维护Linux服务器，并且他把网易送到纳斯达克上市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是Linux圈内论坛的版主。
不要以为丁磊是互联网和投资圈的另类，高盛投资在2008年夏天一口气收购了十余家湖南、福建一带的养猪场，试图砸重金钻营中国高档食品的商机。前搜狐高级副总裁王建军更是研究养猪多时，一度与风险投资洽谈过精品养猪的事情。网易内部早在2008年秋天就成立了农业部门，以前就职于《南方都市报》的周炯在帮丁磊处理养猪的具体业务，他已经陪着丁磊考察过很多猪种。丁磊现在很有点养猪专家的架势了，在他看来，太湖猪虽然产量高，可肉质口感一般；金华两头乌肉好吃，但猪的体形太小。按照周炯手头的时间表，丁磊会带着网易农业部的考察团在3月中去趟日本鹿儿岛，具体考察选种鹿儿岛黑毛猪的可行性。而养殖地点还是未知数。此前网易农业部考察内定了浙江湖州，可丁磊养猪的消息一出，好几个地方主动找网易，希望养猪实验到自己的地方去搞。甚至有人询问何时能够吃到“网易猪肉”，丁磊的回答很简单：“心急吃不了好猪肉。”■
可追溯的万得妙牛奶
如果手中的一盒牛奶出了质量问题，需要找哪头奶牛来负责呢？这简直是在开玩笑，成千上万头的奶牛，罪魁祸首怎么找？华夏畜牧所出品的万得妙牛奶就能做到，它所有的生产过程都可以回溯到本源的奶牛身上，做IT起家的邵祈把科学管理运用到了养牛场。
记者◎董璐 摄影◎蔡小川
“如果你想喝牛奶，就自己养头牛。”很多人憧憬在郊区有块地，建一个农场，并每天喝新鲜牛奶的时候，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邵祈，早在2004年就在河北三河盘下330亩地作为养牛场，现在还有300亩地用来储存牛的食物青储和苜蓿，以及另外的1200亩地准备自己种玉米，开始了从饲料青储源头玉米到生产牛奶的养牛大业。
邵祈回忆道：“2003年我创立的软件公司Applied Semantics被Google收购，结束了IT生涯。当时国内的牛奶市场很热闹，蒙牛‘强壮中国人’的口号喊得正响，我们华夏畜牧的前任董事长曾旦叫我过来看这个生意。”2003年11月之后，邵祈花了6个月去考察牛奶市场，看到散户养牛时简单粗暴地对待奶牛，“有些牛就睡在牛粪里，生病的也很多，挤出的牛奶露天放置，那段时间我不喝牛奶，因为几乎99%的牛奶都是这样收来的”。邵祈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看到的情景。曾旦和邵祈的养牛事业是从2004年6月开始的，这桩生意从180头澳大利亚进口的黑白花奶牛开始。“我们没有放心的奶源，所以就自己做。”邵祈说。
养奶牛可以赚钱
“最初我们只盖了两栋牛舍。本来那时候的计划是10年内养5000头牛，但这就势必要靠近大都市，于是我们选了三河的高科技农业园区，它在北京和天津之间，覆盖人口有3000万。”邵祈认为将来这个市场会非常庞大，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对高品质牛奶的需求会增长很快，只是真正喝纯鲜奶的人非常少，“一是分辨不出来，二是不知道好坏，所以喝鲜奶得有一个漫长的教育过程”。这注定了邵祈的生意从一开始就是长期投资，最初的资金来自于几个创始人筹措的800万美元，而他预计这桩生意得需要好几亿元。
最初的180头牛就花了华夏畜牧180多万美元，从最开始每头牛就都配有RFID（射频识别技术）身份识别。“等2004年6月底，第一批小牛出生后，我们基本上心已定了，这桩生意可以做。”邵祈看到市场并尝试进入的过程中，发现赚钱并不是很难。现在华夏畜牧有5000头牛，加上今年会出生的小牛，到年底会达到8000头。像这样大型的圈养牧场，在中国总计约有25万头牛。中国总共有1000万头奶牛，大多数都处于散养状态。现在跑动在邵祈农场里的牛，因为都是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平均每头价值2万元，比国内普通奶牛的平均身价7000元要贵很多。“我们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精液，来保证品种，通过性控的方法，我们的母牛出生率是93%。”邵祈说。有5000头牛的华夏畜牧，每天在农场里走动的奶牛就价值1亿元，这成本要怎么才能收得回来？
“2万元的成本，我们的牛差不多在第二年就可以赚回，而牛的生育期超过10年。”邵祈很肯定这是一个赚钱的生意。而事实上，华夏畜牧的利润高达30%。一年可增长一倍，这是养奶牛的魅力，是呈几何倍数增长的。美国目前人均消费牛奶是30公斤，中国只有7～15公斤，再乘以13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需求。
既然是稳赚的生意，为什么很少有人来做？邵祈的回答很新鲜：“因为这个生意对大家来说都不赚钱。那为什么不赚钱？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计算赚钱。中国普通养牛的方法是按花费多少来管，而不是按效率多少来管，这是很大的差别。”
算来的利润
“奶牛有几个乳房？”邵祈忽然问。我和同行的摄影记者一时语塞，答不上来。2004年，邵祈在创办华夏畜牧三河有限公司之前，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现在他不仅知道答案是4，同时他还知道每头牛每天产了多少斤奶，哪些牛快要生小牛，又有哪些牛不舒服了。其实答案就在小小的RFID身份识别设备，每头牛都有一个白色的识别牌和号码。产奶牛的脖子上还会多加一个蓝色的识别牌，站在挤奶机前面，每次挤出的量多还是少，全程都被监控，一旦产量有10%以上的异常，就会有兽医跑去检查它的身体状况。邵祈说：“我们的奶牛乳腺炎发病率只有0.3%，而中国奶牛平均发病率是30%。”
这种标准化管理不会忽视任何一头牛，这是邵祈的骄傲。现在国内几个大的奶牛场每头牛每天的平均产奶量是25公斤，邵祈的奶牛场是30公斤。25公斤和30公斤的分别就在于赚不赚钱。怎样让牛多产5公斤奶？按传统的计算方法，是将牛吃的饲料成本计入就可以了，而邵祈的账却是连饲料运回来之后放置多久，以及搬运成本、放置棚的建造成本全部都分摊在里面。“这之后我们能计算出我们生产的每一公斤的牛奶，成本都在哪里。”邵祈不愿称之为“计算”，而更愿意说是一种思考方式。
“能赚钱并不是因为我们多么有能力，而是整个中国没有人能算利润的账。比如同样条件的甲和乙两块牧场，今天甲有方法能多产一公斤，那这一公斤是不是全部都是利润？一般人不会那么算，他们算的是成本。成本大家都差不多，要想办法让利润丰厚起来。假如我今天平均产量是20公斤就能抵消我所有的花费，那你产20公斤好还是30公斤好？当然是30公斤好。可问题是你怎么去算呢？”邵祈表示其他大型牧场目前没法算出来，“因为他们的整个生产运转过程是不可以追溯的，而我们可以”。邵祈的手机里存有每头牛从刚引进到现在所有关于产奶、生小牛、打疫苗等的记录。
这些是2004年邵祈设计整个畜牧场的时候就考虑到的，那时候连搅拌车都要从国外进口，养牛的牛舍得请国外的专家来设计制造，擅长IT行业的邵祈在养牛方面真是一切从零开始，但是“高科技最重要的是可以重复”，将IT行业里的思维逻辑用在养牛上，确实可行。“流程是最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才是计算。”邵祈说，这也是目前很多大型农场想要进行改革但举步维艰的原因，“你给他一条领带，他还得自己去买西服搭配”。
就算是喂牛饲料时，邵祈也是算到一分一厘，“因为所有的东西乘以5000，都是很大的数目，普通中国人的管理哲学并没有看到这个，而是让牛随便吃”。邵祈的搅拌车上有一个电子称重装置，跟中央电脑连接，计算饲料放得对不对，这个装置还可以监视每个区放了多少饲料，等奶牛饭毕还得将饲料扫在一起统计剩余量，这样最后才能统计到利润在哪里。“如果配方放错了，会影响牛奶产量。”邵祈的奶牛有专门的畜牧博士料理食谱，全世界仅有的三位通过美国认证的华裔大动物哺乳类博士有两位就在华夏牧场，他们的一个重要工作是保证无论配方如何改变，牛摄入的营养都是不变的。
可持续发展
万得妙牛奶的加工过程出乎意料的简单，牛奶从奶罐车输出进行过滤，过滤完了就是巴氏低温杀菌，而后是均脂，最后摆到储奶罐里，再进行罐装。没有想象中的很大的实验室，那如何能保证每日生产的牛奶品质都一样？“这就是标准化的时期不同，从奶源开始我们就做标准化，所以在后期加工时就不需要再特别进行加工，只需要将它们进行低温杀菌，放进可送达消费者的利乐包装就可以。”邵祈解释道。
“万得妙现在只有全脂牛奶、脱脂牛奶、含糖酸奶和不含糖酸奶这四个品种，目前只在北京华联商场超市、华茂超市和太平洋百货等高端渠道销售，因为我们要求牛奶从挤奶开始，到加工，再到最后包装、运输到零售点，直至上架都是要冷藏的，很多超市没有那样的条件。”邵祈说，华夏畜牧每天的牛奶产量是29吨，其中只有不到3%的牛奶被加工送到终端销售，其余全部被各大牛奶厂商订购，三元的乳酪、蒙牛的特仑苏以及伊利的金典都是用它做生产原料。万得妙牛奶的售价比其他品牌的高端还要贵30%，邵祈却认为：“相比较我们的投入，我们卖得很便宜。”
现在只要有900头牛产奶，就足够养活整个农场。从最初的自筹资金到投资人介入，华夏目前已经拥有2500万美元的投资，邵祈称大约5年后，华夏就将只赚取利润，不再有大的投入。他现在琢磨的是1200亩地的种植问题。尽管目前在中国并没有条件产有机牛奶，因为土地里产出的玉米和苜蓿首先就不合格，更不用说奶牛本身也必须是从来没有生过病的健康牛。但邵祈的目标还是做有机奶。“如果现在把我们的奶按照国际有机标准检验，肯定不可能达到，但我们是最接近有机的牛奶。”回想起第一次把原奶交给加工厂家的情景，邵祈还觉得好笑，“当初我们第一次交原奶给加工厂家的时候，连续几家都在说，你们不要加东西来增加你们的乳脂和乳蛋白。因为每一次去检测，我们牛奶的指标都好过他们的检测表”。邵祈正将农场里产的小牛不断筛选，慢慢积累有机奶牛，并开始改造1200亩刚从农民那里承租来的土地。“我特意进口了这种喷粪车，可以将牛粪吸走，并均匀地喷洒在农田里。”邵祈预备为此花上3至5年的时间。■
消费结构调整带来食品革命性改变
——专访法国巴黎银行亚洲证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陈兴动
陈兴动，曾作为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经济师，积极参与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研究和设计。被华盛顿的世界银行中国部聘为经济顾问，出任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经济师、法国兴业高诚证券公司总经济师。现任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
记者◎董璐
三联生活周刊：丁磊要养猪，邵祈的华夏畜牧走精品路线，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企业开始出现？大环境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兴动：经济高速发展为的还是幸福生活。这些年来我们吃的数量在增加，但质量在下降，甚至已经到了担心安全的程度。我们在生活发展过程中，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带了过来，而且特别崇拜这种消费习惯，房子要大、车要大、生活快节奏。但是我们却处在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万美元，而我们还不到3000美元。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人在生产牛奶的过程中大量投机取巧，譬如往牛奶里掺水，掺其他对食品安全有影响的东西。而现在他们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有能力对食品进行严格的管制，并有技术去做。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和扩大，人口中最上面那20%的人开始追求健康，他们追求一种比较安逸的、健康的、休闲的生活，那么社会就已经到了有必要对食品进行革命性改变的时候，同时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后也有能力去支付它。
三联生活周刊：以前为什么没有出现过精品农业的概念？
陈兴动：农业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中国土地目前还不能集约化经营，不能大规模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不高。而劳动生产率不高，农民就不愿意去干那么辛苦的活儿。科学的发展能让他大量使用两种东西，一是化肥，二是农药。化肥可以提高产量，但化肥使用多了会导致土地板结，粮食品质就下降；农药能杀死害虫，但也很可能就成为粮食里的毒素。所以农业的发展还是要回归到自然的生产上。农民如果基于一种发财致富的心态，就会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譬如种菜时，最好是剧毒的农药一喷，所有的虫子都不来了，菜就会很茂盛。所有生产过程就都需要一个很长的链，各方面都取决于我们素质的提高，现在这些高科技人才的进入有望改变这一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丁磊和邵祈的努力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促进生产的结构性变化吗？
陈兴动：现在我们的农村无论如何也养不活超过50%的人口，因为劳动生产率低，就必须把他们转移到城市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现在有必要发展一种农庄经济。去年10月国家搞的土地改革，希望能做成农庄，农民进入到农业公司，把地租给农业公司同时成为打工人，农民获得两份收入。这样可以把农业公司当企业来管，并对质量各方面进行控制，甚至还能做出品牌来。比如福建的超大农业，蔬菜在市场上就能卖高得多的价格，它形成了品牌并且是个上市公司，在前几天别的股票往下掉时它的股价就很坚挺。这应该是不错的路。这是30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后，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和投资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不敢在这其中投入大笔资金，仅仅是在做尝试。是否等大笔的资本进入，这种农庄经济就会成为潮流？
陈兴动：其实更大的问题在于企业家精神。中国不缺钱，也不缺市场，不缺需求，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资源组合起来。而首先要看到这个商业机会，其次有能力把各种资源组织起来。去年的农村土地改革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承认了农民把地转租给农业公司、转租给别人是合法的。过去其实已经有大量既成事实，但是没有规定保障。第二是使得一些今后做农业公司的人敢去做了，投资人也敢于去投资了。农庄经济和农业产业化，不一定是一个大潮流，但肯定会越来越多。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我们的食品结构因为中产阶级的出现，从以粮食为主转变为以肉食为主，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生产1磅牛肉需要消耗7磅玉米。甚至有人认为，前两年粮食涨价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太多了，您怎么看？
陈兴动：首先我不认为目前我们已经到了以肉食为主的食品结构，即便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也不是。中国不是以畜牧业为主，还是一个农耕社会。目前中国发达地区城市居民的肉食消费量是人均46公斤，还没大到称得上以肉食为主。而且如果现在以肉食为主，中国的农业也承受不了。所以我们的未来是一种多样化食品结构，更多的水果、肉类和乳制品，使粮食不断多样化。
此外，中国的粮食很大程度上未来还要参与国际循环。这个循环包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增加粮食或者肉类进口，其次则是很可能我们要承租别人的土地，来满足农产品的供给。因为中产阶级的兴起，带来对品质的要求，然而数量和质量是一对矛盾体，提高品质，产量必然下降。而我们的耕地又在缩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每年都需要耕地，现在一个亿的投资需要44亩土地，而我们未来还需要15～20年才能完成工业化，大量的土地将被用于工业化、城市化。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投资者到国外承租土地。就我所知，福建已经有人在印度尼西亚承租了万把亩的山林，生产棕榈油出口到中国。中国人租他国土地，并组织中国的农业工人到那里种地，这种状态，下一阶段是不可避免要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