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先兆，没有暴力，没有污染，没有旁观者，只有乐趣和随性。”这是Slate杂志专栏作家罗伯·沃克为这些“智能暴民2.0”贴上的标签。
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曾在《地下世界》中说，“未来属于大众”，然而他在10年前所能见到的群体社会文化现象极为有限，不外乎足球流氓，摇滚演唱会，弱智的实况综艺节目。然而电脑网络技术的发展，将虚拟空间和现实公共空间结合在一起，既改变了大众表达自我的手段，也改变了其形态——一种更迅捷的随机技术建立的社会关系。到了2002年，网络文化最敏感的预言家霍华德·莱茵戈德在他的《智能暴民:下一次社会革命》中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智能暴民，为这些时髦分子生造了一个名字。“快闪族”和“抱抱团”等形形色色、基于网络即时联系技术建构的群体公共活动在今日方兴未艾，但它仍然是对后工业时代大众身份焦虑和城市疏离感的一种反映。
2003年7月24日，欧洲第一起快闪活动发生在罗马的一家书店，几百名活动参加者蜂拥而入，要求购买一本并不存在的小说。在接下来的9月1日，为了抗议“汉堡王”快餐店的提价活动，几百名新西兰快闪族同时涌入奥克兰街头的几家汉堡王餐厅，一本正经地开始排队，正当后厨开始匆忙准备食物时，他们又一哄而散。“没有先兆，没有暴力，没有污染，没有旁观者，只有乐趣和随性。”这是Slate杂志专栏作家罗伯·沃克为这些乐此不疲的“智能暴民2.0”贴上的标签。与其他网络衍生文化不同，它从一开始就没负载太多的意识形态含义。尽管有些当代文化批评家争辩说，既然现代艺术可以混淆艺术创作与每日生活之间的界限，对现成工业产品加以运用和鄙视专业技巧，那么“快闪”也是一种高度舞台化的行为艺术，它通过在公共空间展示自身，引起公众的反应，进而达到某种模糊的“个人身份实现”，或者软性的“街头革命”;然而他们能提举的证据真是寥寥无几。确实，2004年6月，布拉格的快闪活动组织者兼独立记者丹尼尔·多塞克，在参加一次旨在抗议一家美国大型购物中心拒绝顾客拍照，并安装视频监视器的快闪活动中与保安发生冲突，看起来像“技术飞客”跟垄断资本干了一仗。但是后来调查显示，过分敏感的保安不过是一时紧张，把这群“快闪族”当成了一伙打家劫舍的街头暴民。
“从早期的BBS，到博客、Myspace、无波段网络电台乃至手机Wap通信，著名的六度分离原则终于从抽象的数学定理变成了现实。”罗伯·沃克说。这种“浅薄化网络生存”虽然令精英批评家们皱眉头，但是无法否认它的存在。这些聚集活动的意义与伟大的民权行动“华盛顿进军”不能相提并论，甚至还不如粗浅的街头行为艺术。与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浅薄”相反，“快闪”在技术变革领域的作用倒可能为我们提供不少新奇的东西。比如纽约的“TXT闪族”，这是一帮聚集在网站http://www.appliedautonomy.com/的软件工程师、黑客、游戏设计狂人和先锋艺术家，其口号是将技术人性化与自主。任何参加者在网站注册兴趣小组后，就能利用自己的账号从Wap网络下载插件，利用手机与其他小组成员进行实时多方交流。虽然他们的“快闪”活动也包括参加中期选举时的反布什游行，可终极目的在于炫技，以测试自己的通讯系统是否能够迅速地传输诸如交通堵塞地点，而他们的“日常活动”就是在各种公共庆祝活动，诸如纽约马拉松赛跑和新年游行中搞怪。
当然，精英们本身也可以参加到快闪中来，以求把这项运动变得意义深远。旧金山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研究生约翰·魏策尔，在2005年8月25日号召志同道合者来一次技术快闪，他们决定自己组装一台“草根超级计算机”，大约500名狂热者带着自己的个人电脑来到了旧金山大学体育馆，通过局域网连接，试图运行一个巨大的气候预测模型设计程序。魏策尔的活动是通过网络游戏EQ，以及Myspace个人空间发布的。“我知道我们掏不起千万美元去购买一台超级计算机，也没办法说服拥有它的政府机构或者公司试验室来做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这样闪一下。”■
快闪还能闪着谁
Flash mob，它的中文名“快闪”译得颇得精髓。至今为止被闪过的内容包括:尖叫、鼓掌、跳芭蕾、扔枕头、对着街头雕塑顶礼膜拜……“无聊，但并不愚蠢”，快闪族对自己的行为乐在其中。而在外界看来，快闪除了无聊就是作秀。
记者◎黄燕
史上第一次快闪出现在2003年5月，纽约时代广场玩具城里聚集了500人朝拜一条机械恐龙，3分钟后他们一哄而散，只剩下目瞪口呆的店员和顾客。事后一个自称“纽约比尔”的人宣布对此负责，这事马上被媒体命名为“Flash mob”。没想到这个无聊念头在全世界居然一呼百应，两个月后100多人在柏林街头举着雨伞跳舞，同一时间200多人在纽约中央公园集体学鸟叫。因为拒绝透露身份，到底有无“比尔”其人一直让外界怀疑，不过他在网络上的表态却颇得快闪族认同:“对有些人来说这只是好玩，有人认为这是社交，还有人觉得这是政治，而我只喜欢看众人聚在一起。”
在百度贴吧“快闪吧”里可以找到20多个城市的快闪组织和QQ群，散落在各个论坛的快闪小圈子则难以计数。12月2日下午16点，一群快闪族聚集在王府井百货商场门口，30多人一起吹安全套和气球后大喊防治艾滋病口号，不过其中好几位身上都佩戴着摩时网工作人员的标志。他们发起的前两次“快闪”上了好几家报纸，这次快闪则有五六家媒体到场，整个过程中快门声此起彼伏，难免让人产生炒作印象。摩时网快闪负责人关少波承认他会主动给媒体报信，“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人关注”。也许是意犹未尽，喊完口号后关少波又带领人群转战对面商场“再吹一次”，然后才集体闪人，这个提议首先得到了摄影记者的热烈响应:“这次慢点吹啊！”连续参加了3次快闪的网友“骄阳”觉得即使是炒作还是愿意来:“每次活动都有迟到的人，等人的工夫大家就聊天，我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朋友。”
快闪是无厘头包装下的网友聚会吗？“真正的闪客绝不会以交友为目的参与快闪。”快闪论坛“北京快闪族”的发起人“松鼠”（网名）告诉记者，“而且快闪活动过程非常短，不大会有时间相互认识”。在他看来，11月11日摩时网发起的“单身男女地铁约会”已经脱离了快闪的本意:“他们强调的是在短时间内认识更多人。”虽然网络一直是快闪族互通声气的大本营，但闪客们之间的关系极少从网上发展到网下。其实闪客对外界关注一直怀有戒心，“松鼠”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快闪并参与进来，但又担心动静太大带来不必要麻烦。2003年香港地区某次快闪，活动地点星巴克被媒体和围观者挤得里三层外三层，每个进来的人都被摄影机瞄准，结果因社会秩序被扰乱，没一个闪客敢暴露自己。
快闪族对媒体敬而远之的原因还不只是这些。10月29日，“松鼠”发起的第一次快闪因为活动地点中友百货门口出现了七八个武警最终未遂:“当时我以为是走漏了风声，后来想想应该是‘中非论坛’开幕前加强安保的正常现象。”造成闪客们心态敏感的主要原因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快闪在国内毕竟属于“非法集会”，按规定这类活动必须事先申请并获许可。所以“快速闪人，确保安全”是快闪第一原则，而“不妨碍公共秩序”、“尽量低调”也是各大快闪论坛的共同标签。摩时网的高调态度在快闪人群中是很少见的，他们强调主题一定要健康向上，这也和快闪张扬个性的情绪宣泄有很大不同。比如5月份在王府井教堂前一群人以福娃造型喊出“北京欢迎你”，以及防治艾滋病日的集体吹安全套，还有计划中12月17日的快闪主题被定为世界减压日，都显示出这类快闪越来越趋同于主流价值观。
原本快闪就是打发无聊的产物，后来才被外界和个性、创意扯上关系，现在越来越多快闪带上了极强的针对性和倾向性。比如今年4月，在巴黎FNAC唱片行爆发的反DRM快闪，100多人手举标语“拒绝加密CD”、“自由唱片”，当然最后结果是被唱片店踢出门，想不快闪都不行。以高空禁食出名的魔术师大卫·布莱恩在伦敦的表演招来了快闪族的集体嘘声“下来吧！”北京一群年轻人则冲到王府井麦当劳大喊“我不喜欢”。还有些快闪干脆就是商业作秀，西单街头10多个男青年轮流手捧玫瑰向一位女孩求婚，围观的路人以为自己赶上了一次快闪，没想到女主角接下来的台词让人大跌眼镜:“你用某某聊天软件吗？我只嫁给这样的人。”南京某电影院门口一群人挥舞安全套后迅速散开，貌似快闪其实是厂家的一次商业公关策划。
公众对于快闪族的宽容程度也不尽相同。尽管所有快闪都强调不干扰公共秩序，但实际上总有人感觉受到干扰甚至冒犯。一个月前重庆沙坪坝一群年轻人玩起了尖叫快闪，持续30秒的尖叫声让不少路人觉得心惊胆战，快闪被看成是不受欢迎的恶作剧。在“快闪”老巢纽约，“反快闪”行动正在赢得越来越多支持者，他们在快闪族出没的网站上散布大量虚假信息，试图用烽火戏诸侯的方法冲淡闪客们的激情。国内虽然没有反快闪，可有时候路人对于快闪的无动于衷可能更让闪客难受，在12月2日的王府井快闪中，前后20分钟里只有不到10个人停下脚步看一眼这群“怪人”。■
冬日街头的拥抱
记者◎于萍
看见于乐的时候，他们刚从地铁站出来，有点迷茫。我冲过去，于乐敞开微笑和手臂，把我紧紧抱住，在我耳朵边说:“祝你快乐。”周围一阵欢呼，好像我是当天的“头彩”。松开手，我说，我是来采访你们的记者。于乐脸上闪过一丝失望，她误把我当成了拥抱的目标——陌生人。那是10月25日，北京下了入冬的第一场小雪，雪粒从灰色天空落到人身上时已经变成了小雨滴，大街上只有像冻僵了的人一样的枯树枝，行人寥寥。
于乐、杨田和巧巧3个女孩走在前面，各举着一面写有“抱一抱，来自陌生人的温暖”，一面是“Free Hugs”的牌子，老K带着五六个“义工”走在后面，拿着募捐箱。除了拥抱陌生人，他们还要为8岁的四川女孩宋明君筹集手术费。3个女孩一手举牌，另一只手向每一个路人敞开。面对错愕，她们基本不解释，最多是微笑和重复牌子上的话:“抱一抱，来自陌生人的温暖。”报亭老板拒绝了，清洁工拒绝了，从公车上下来的中学生拒绝了。但是一个等红灯的出租车司机从车上下来，虽然仓促，却是个结实的拥抱。一对老夫妇商量了一下，派老太太为代表，与女孩们分别拥抱……很难总结都是什么人拒绝，什么人接受。拒绝的人要么回避邀请的眼神，要么笑笑而去;接受的人却都有个“思想斗争”:先打量牌子和敞开手臂的人，脸上有短暂的平静，之后眼睛一闪，好像突然明白了，对自己说“抱就抱”，便迎上去。
在国内，甚至在国外，私人与公共的关系现在还难以讨论清楚。
于乐一行被叫做“抱抱团”，在北京已经组织了4次活动。从10月21日长沙的“抱抱团”把活动视频发到网上之后，上海，北京，广州，西安……像城际接龙一般各地都出现了“抱抱团”。参加的大都是年轻人，通过博客、论坛或者QQ群联络，以“传播关爱和温暖”，“拒绝冷漠，热情拥抱”等为口号，在街边拥抱陌生人。于乐被称为北京抱抱团的发起人，因为签约歌手的身份和高调宣传（她以抱抱团为主题开设了论坛，博客，还录制了一首名为《抱抱团》的歌）很受争议，而10月25日的活动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次。于乐在博客发起活动时写:“我希望全国抱抱团的抱友们能上街为小明君筹款，每得到一个人的捐款，即使只有1元,都以一个真诚的拥抱表示感谢。”“1元抱一次”于是成了被指责的焦点，抱抱团是否该与公益活动结合也在抱友论坛里激烈讨论着。上海的抱抱团策划人之一Ebi认为，抱抱团不是有组织行为，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网友聚会，不是公益活动。至于抱抱团究竟在公共空间里意味着什么，他也不很清楚。作为一种人与人关系的象征，抱抱究竟能不能体现温情的初衷？公益派实践者于乐，活动当天嘱咐拿募捐箱的义工稍微跟远一点，不想让“抱抱活动”和募捐太混淆。一个蛋糕店老板拒绝了拥抱，“我媳妇看见了非跟我急”，但在募捐箱里投下10元钱，“捐款是应该的”。
各地抱抱团发起人都声称看过网络上澳大利亚人胡安·曼恩（Juan Mann）的视频。2004年，从伦敦学成而归的21岁小伙子发现父母离异，朋友搬家，倍感孤寂，就在悉尼街头举着写有“Free Hugs”的标语开始与陌生人拥抱。有拒绝也有接受，也曾被警察阻拦过（后来他筹集到1万人的请愿签名，还与警察“合法”拥抱），但他确实像一个人的街头行为艺术。胡安的争议起于一个音乐家，拥抱视频被澳大利亚音乐人斯蒙·摩尔（Shimon Moore）剪辑后配上自己所在乐队“Sick Puppies”的歌《All the Same》，在YouTube上大热，胡安成了网络红人，Sick Puppies也与唱片公司签了约，专辑2007年推出。有人质疑是作秀、是商业利益的炒作，胡安与摩尔辩称，歌曲只想让被拥抱的人们更快乐。胡安的“自由拥抱”其实更个人化。他强调拥抱的原则是:不留名，不留电话，不发生任何关系，更不能与被抱者约会。伦敦“自由拥抱”分舵曾经有一位拥抱者，因为与一个冰激凌店小妹约会，被勒令禁止再抱了。“自由拥抱”不是快餐热情，至今仍在世界各地上演，设立全球官网freehugscampaign.org，视频更不计其数。
与胡安“自由拥抱”的争议点不同，除了公益之争，“抱抱团”还有许多中国特色。首先已经俨然有了江湖派别之争。在长沙有“首倡六人组”，北京有“于乐团”，熊猫、火星发起团，上海的Ebi，广州的夏之荷，沈阳的“左手”，郑州的王帅，西安的“黑咖啡”，成都的“狐狸”等，分别也建立了自己的QQ群。曾有报纸报道北京的“于乐团”与“火星团”同去松堂关怀医院拥抱老人时互相冷漠视之。于乐对此解释说，两队团友都互相拥抱了，她相信大家都是善意。商业利益的介入也越来越多，3名参加过“超级女声”的女孩分别加入了抱抱团，更有传闻说，“抱抱团”的域名和商标被抢注，电视台和网站也找长沙“首倡六人组”谈商业合作。于乐说她虽然签约唱片公司，但职业是音乐学院老师，参加抱抱团纯粹是个人行为。关于抱抱团的负面新闻也随之层出不穷，任何行为被移植到国内，总是变了味道:小偷冒充抱抱团，出现性骚扰诸如此类。
广州抱抱团早期参与者夏之荷倒是冷静、宽容的态度，她说:“人总有孤独迷茫的时候，拥抱总会感觉温暖。不管是纯真的像行为艺术一样的拥抱，还是当成公益活动，都很好。抱抱团不是一定非要有个定义，它不过是年轻人在街头自由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也许那些虚幻的传达爱与关怀的大意义永远也达不到，但拥抱绝不是一个人的事，快乐也是每一个具体人的心情。如何在陌生人之间传递温情，确实是一个公共空间建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