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位记者朋友品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著作,赵忠祥写《岁月随想》,倪萍写《日子》,程前写《本色》,水均益写《前沿故事》,敬一丹写《话筒前》和《一丹随笔》,崔永元的《不过如此》和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稍微怪异一点,但还是比较正经。现在再看主持人的书,《非常李咏·我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娱乐底线》,徐俐的《女人是一种态度》,朱迅《说出来就过时》,还有黄健翔的《像男人一样去战斗》,都已经娱乐化了。
我两年前采访黄健翔,他说:“我觉得干我们这一行其实就是做艺,和记者不完全一样。领导会认为你不是艺人,你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但我觉得我和艺人没什么不同。做体育解说都该有点儿半疯半癫的劲儿,哪怕你是装出来的,半疯半痴才能感染观众。为什么说这是艺人行业,因为这需要你有艺术感觉,需要你有感染力。你把自己的脸在5套黄金时间放了一年半了,结果没人议论你,你就关在厕所里抽自己嘴巴去吧。做影视就是做艺,有了做艺这样的认识,我的生活改变了,神采飞扬。在2001年之前我活得很老、穿得很土很傻,人也胖,现在我心态年轻,人也瘦了,时髦多了。”这次,他去解说,留下话说“世界杯就是我的战场”,其实不如说“世界杯就是我的秀场”。
中央台制片人张斌,看了BBC的世界杯报道计划,感叹:人家这报道计划太简单了,除了转播就是赛事集锦,没旁的了。是呀,足球比赛除了转播和射门,还有什么好做的呢?但咱们的电视节目是十八般兵器都用上,有娱乐节目,有谈话节目,有真人秀。
以前西部某些没足球传统的城市,弄来个球队,就有了所谓“金牌球市”,球迷也喜欢做一些下跪恳求、万人签名类的举动,我看这是“现代化无意识”,好像足球是城市现代化标志,为足球砸钱为足球疯狂都是怕自己不够现代化。咱们的电视为世界杯发癫,那是怕被“全球化”给落下,全世界都赶这场热闹,咱们也得热闹一番。
世界杯之前,参加过几个电视节目的策划会,都说要做“娱乐化的足球节目”,谈来谈去,无非是弄两个歌星在那里聊足球。没转播权的电视台都派了记者到前方去,您说您没转播权,在家睡觉放假不就完了,非凑那热闹,那不叫前方记者,那叫前戏记者,赛前到体育场外边一站,碰见两个球迷就把机器对准人家,那球迷也好哄,看见个摄像机就唱歌。
有记者问范巴斯滕,荷兰队还会保持433阵型吗?范巴斯滕回答:我们就得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踢足球,直到这方式不行了。巴西队的阵容是4222,有人就问,这和原来的442有什么变化?估计佩雷拉能被这傻问题弄晕。
以前我们看足球,要是有个专家能在开场两分钟内说出阵型来,那一定是真专家了。我们好像是“阵型迷”,小时候听评书受的教育,你排的是一字长蛇阵还是天地人三才阵,是八卦阵还是北斗七星阵,这简直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穆桂英厉害不厉害,遇到天门阵就不灵了。后来再看金庸小说,不论是全真派的庸才,还是武当山上的英雄,必得有一阵型预备着,但真正的高手总能破阵而出。
上次世界杯,中央电视台沈冰和刘建宏一起说足球,沈问:“刘老师,这SWE是什么意思?”刘建宏回答:“这是瑞典队的缩写,缩写就是英语单词前面的字母,比如你名字的缩写就是SB。”4年前好多球迷认为,不懂足球的女性去说足球,那就是SB,我相信,经过4年的全民娱乐教育,大家会达成一个共识,越是不靠谱越是不着调,就越好玩。这4年的娱乐教育是超级女声,是胡戈的恶搞,是陈凯歌导演自己把自己解构了,是韩乔生自己给自己写语录了。所以,我在北京电视台看到广告,徐滔女士说,我不说法制进行时了,我要说足球了,向真女士说,我也不说娱乐圈八卦了,我也要说足球了。李宇春的球评专栏签了20万元的稿费,张靓颖身穿阿根廷队队服化身足球宝贝。
派格影视的制作人员说,我们也要说足球了。我们要请木子美谈怎么看待女孩子和足球运动员上床,请程青松来谈谈同性恋球迷的苦与乐,请洪晃女士来谈足球,谈什么还没定,博客的兴起丰富了我们的“名人文化”,我们是互动。全国的媒体都有足球宝贝,但只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里,球迷可以指定足球宝贝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停球,我们还直播足球宝贝和评论嘉宾喝酒玩色子,谁输了谁就脱衣服。您说这节目要请来张路老师该多麻烦,张老师刚说:今天德国的阵型是442。那边足球宝贝说了:我猜是5个2。张老师说,不对,巴西队才有3个2。宝贝说,张老师,您说错了,喝酒!
这次世界杯将抛弃技战术的讨论、南美技术欧洲力量欧洲拉美派、中国足球该学什么这样的反省,世界杯是大家一起玩,世界杯是大家一起看世界的机会,世界杯不光是足球。有这个共识,大家就可以借着世界杯搞一些更多的虚头八脑。■
男人在球场上赛,女人在小报上赛
◎李孟苏
热门肥皂剧《球星的妻子》第5季在英国播完了,世界杯适时开始了。球星妻子们的形象集中出现在现场实况转播的镜头里,小报八卦杂志上,竞争外貌、职业、穿着、拥有的奢侈品。热衷观看球星老婆时髦生活的观众们又有好戏看了,而且这场戏全部真人出演,比电视剧精彩多了。贝太维多利亚就极富比赛经验,她曾告诉科尔的未婚妻谢丽尔·特维迪观看男友比赛时千万不能不修边幅。
漂亮姑娘追逐球星,用《大狗》里的观点,和大马哈鱼要溯流而上寻找配偶是一个道理。有人把球星的择偶模式分为4种:青梅竹马型,追逐女名人型,成为女方出名的梯子型,找贤妻良母型。不管是哪一类型,前莱斯特城市俱乐部的球员阿伦·波奇内尔概括说,“你看看有多少丑陋的球星,可你哪儿见到过丑陋的球星老婆”。英国华威大学的运动社会学专家安德鲁·帕克说,球员们迷恋时尚消费品、酒精、模特女友,是从20世纪60年代就有的风气;90年代,钱像洪水般涌进这项运动,“足球现在几乎成了最火的运动项目,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成为全球性的商品”,顶尖球员被造就成偶像和富豪。他们的配偶多为模特、电视主持人、流行歌星,是严格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筛选后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足球已经成为娱乐业,球星肩负起了娱乐大众的责任,大众、媒体渴望洞悉这些年轻富翁所有私生活细节的热情也急剧膨胀。英超一家俱乐部新闻办公室的职员说:“每两天我们就会收到一份远东地区媒体要求采访的申请,如果按全球的媒体估计,每周会有100多个专访申请,这还不包括俱乐部的通稿和赞助商、媒体签署的独家报道合同,电视广播报纸常规的赛前赛后采访。”小报则赤裸裸地把足球和女人搞到一块。像《世界新闻报》的编辑就经常留一些版面,以刊登卧底随时提供的爆炸新闻。该报的记者常常付钱给年轻女孩,让她们讲述和球员的性关系,最好有活色生香的细节。有些女孩甚至在记者的授意下勾引球员。她们十分配合记者,因为傍上球星登上小报,乃名利双收的好事。
英国有全世界最发达的小报产业,另一方面没有保护隐私权的法律传统,法官认为公民了解新闻事件细节的权利高于球星的隐私权。因此,球星的妻子,包括未婚妻、女友、同居伴侣,也像她们的丈夫一样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1998年世界杯期间,英国的博彩公司开出赔率,赌巴西队和荷兰队比赛时罗纳尔多的模特女友苏珊娜·沃纳在电视镜头里可能会出现几次?赢的答案是:3次。——这样的赌注,大概只会出现在英国。仅有纸媒体是不够的,为了具体化球星私生活的细节,肥皂剧《球星的妻子》来了,告诉大家球星家装着电子预警系统的门后都有什么样的离奇故事。于是,肥皂剧也火了。
球星的老婆并不好做。在她们的圈子中,个人的地位按丈夫的收入、名气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对上顺从教练和队长的老婆,对年轻球员、不太成功的球员的妻子,则需要做出屈尊俯就的姿态。她们必须成为外交官,像维多利亚,每次丈夫出征前都在白金汉宫举行慈善舞会。每一次酒会上都要穿戴得体耀眼,挂着正式的笑容周到地和每一位有头有脸的来宾应酬。她们要严格遵守一整套行为规范,同时不要妄想和丈夫有正常的婚姻关系。她们要恪守的最关键的妇道是,绝不能打听、干涉丈夫们的公务,赛前部署、赛后分析,都不是女人家操心的事。
英国足总严格规定,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只能携带一件行李和一位妻子。坐在德国赛场外看台上的妻子们也开始了比赛。当然不是比传统的妇道,外表才是最重要的竞赛项目。如果戴了上一季流行的太阳镜,或者剪了个落伍发型,上名人八卦周刊是会被嘲笑的。其实,她们,尤其是那些名模、主持人、歌星妻子,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球迷都关注比赛。她们下一年的进项——主要来自于品牌代言,并非靠她的外表,而是她老公在场上进了几个球。■
世界杯上,无衣可穿
记者◎朱步冲
足球闲人的黄金时代
“这是个无衣可穿的年代”珍妮弗·克雷克曾在《时装的面貌》中如是说——我们在服饰消费过度丰富的年代无法确切地通过社会化身体表达自我。虽然世界杯本身为世界各个角落患有不同程度身份焦虑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宣泄和寻找组织的机会,然而老一辈球迷却还在怀念过去的好时光。
两个月前,英国作家菲尔·索顿就出版了自己的著作,《闲人:足球,时尚与斗殴》,回忆起自己的峥嵘岁月。这个1967年出生于罗科,一个利物浦西北的小城的家伙,当年可是个地道的“足球闲人”,长相做派都跟《猜火车》男主人公青头颇为相似。他在书里说,足球,新浪潮(New wave)音乐,电子舞曲派对和经济大萧条造就了他们那一代人。80年代初,当罗科本地孩子的穿着还停留在70年代的Old school朋克和60年代的Mod极简主义时代,利物浦同龄人已经穿起了宽松牛仔裤,阿迪慢跑鞋,鲜艳的尼龙滑雪外套。听的是德国电子乐“发电机”,还有大卫·鲍伊,布莱恩·费瑞,英伦电子舞曲和新浪潮。索顿回忆说,这些家伙成群结队地去看利物浦或者埃佛顿的比赛,而本地孩子抱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观点,常常支持切尔西或者曼联,两帮孩子常常从车站一直挑衅打闹到球场,任何一方的成员落了单,下场往往就是一顿老拳。1984年,索顿跑到利物浦上大学,终于过上了向往已久的自由生活,泡吧,看球,淘衣服。
和索顿一样,从足球闲人熬到今日文化先锋评论家地位的60年代人还包括伯肯黑德人凯文·桑普森,他的半自传体小说《不法之徒》被誉为“现实背景中的《发条橘子》”,是个多次曾经在足球暴力中受过伤的狠角色。每次去安菲尔德体育场看球,都要和那些烫着卷发、身穿皮裤和钉靴、自称西汉姆联队(Inter City Firm)球迷,或者光头党打扮的“切尔西猎头者”干仗,通常是以客队球迷向主队支持者集中的“KOP”,即在两端球门背后,被称为KOP的看台上投掷杂物开始,在安菲尔德路上的大规模群殴结束。“那可真是一段好时光”,桑普森在书里写道,“敌我分明,半条街上是戴着棒球帽,脚踏阿迪SL80休闲鞋,身穿Polo衫的自己人,另半条街上全是准备挨扁的光头混蛋,然后大家就是一场混战,剃刀、链子、石块漫天飞。”桑普森和索顿活跃的年代,正是利物浦和英国足球的黄金时代。在教练鲍勃·比斯利的带领下,利物浦5年中4次夺取联赛冠军,还拿到了欧洲联盟杯和俱乐部杯,“足球闲人”也借机四处出动,把他们的暴力作风和“闲人打扮”传遍整个欧洲。80年代前半期,阿迪达斯在英国30%的销售额都来源于利物浦一座城市,意大利的背靠背(Kappa),英国的Nods等体育休闲品牌也搭乘这趟“足球闲人风尚”,成为70年代叛逆青少年文化必不可少的元素。
生活方式,而非职业行头
然而物极必反,这一切都在1989年的西尔斯堡惨案后戛然而止。足球闲人们大多步入成年,已经不屑或不敢在街头逞勇斗狠。
失去了“闲人风尚”,足球损失的不仅是场外观众的行头,也包括某种将足球与生活联系起来的纽带。在球迷眼里,球星只是一群生活在另外星球上的百万富翁,或者碰巧会踢足球的J.R.加里森罢了。虽然2003年贝克汉姆加盟皇马后,使得俱乐部球衣销售量达到令人咋舌的300万件,然而它们被拥有者从衣柜拿出来的几率不比狂欢节行头高多少,有点类似景点兜售的旅游纪念品,一旦脱离了产生它的狭窄环境,其意义立刻消失。你也很难看见哪个足球少年习惯于穿着小罗纳尔多或者贝克汉姆的球衣,更不用提脚踏一双耐克“刺客3代”(Mercurial Vapor Ⅲ)走在大街上了,它带来的似乎不是自豪而是不合时宜的窘态。这跟全球各地无论运动与否,都喜欢穿着大一号的NBA比赛服,或者漆皮棒球外套,搭配沉重的耐克篮球鞋或滑板鞋晃来晃去的美式运动青年无疑是个有趣的对比:2005赛季,NBA联盟各俱乐部平均年收入是30.1亿美元,其中1/4来自球衣,纪念T恤与周边产品的销售。虽然无数运动生理学专家争辩说,足球和篮球专业运动鞋都不适合于漫步时穿着,然而舒适与否从来不是孩子们选择行头的第一考虑,从中反映出的信息只有一个: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它还没有从一项狭隘的专业运动转变成一种可供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
将运动改变为生活方式,谁也没有耐克做得成功。然而这种席卷全球的改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同在波特兰的威登·肯尼迪广告公司,耐克的长期合作伙伴。唐纳德卡茨在《耐克——明星造市》中论述,80年代兴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计算机资讯时代的到来,使年轻一代要求运动的自由,即健康,欢愉和青春,美化日常生活的自由,所以耐克产品的运动理念必须与传统欧洲的运动概念——正统拘谨、职业化、暴力、种族优越感一刀两断。不要忘记此时耐克在欧洲体育商品市场的份额不到20%,足球产品更只有可怜的4%,更不要提欧洲人顽固的消费观了。甚至到了1993年,12至18岁的美国青少年每人拥有12双运动鞋时,他们的欧洲同龄人只有两双,常常是父辈习惯穿着的品牌和款式。威登·肯尼迪的高级顾问斯科特·贝德伯里一手策划了那些让传统体育爱好者恨之入骨,而让Y时代青少年崇拜不已的“耐克坏男孩”。在广告中,观众惊愕地看到查尔斯·巴克利一边唱着意大利咏叹调,一边在歌剧舞台一样的球场上昂首阔步,打倒了一身贵族管家打扮的裁判和企图夺走他脚上Air Max 180篮球鞋的死神;以及神经质地摔球拍,顿脚咆哮,喋喋不休地和裁判斗嘴的阿加西和麦肯罗。一句话,精神和个性,而非成绩或技术,才是运动真正应当吸引人的地方,它可以跨越不同项目,专业与非专业的束缚而存在。所以,NFL头盔和宽大的尼龙球衣,可以成为BMX极限自行车运动或滑板一族的必备道具。乔丹品牌代言人可以包括职棒纽约洋基队的德里克·杰特;纽约尼克斯队,这一支成绩全联盟倒数第二烂的球队居然市值5.43亿美元,名列29支球队之首。它的当家球星,桀骜不驯,与教练、队友关系糟糕的“独狼”斯蒂芬·马布里的球衣仍然名列NBA球衣销售榜三甲。
放眼今年夏天,我们会发现吸引眼球的不仅是世界杯上巴西队和东道主德国队之间的较量,也有世界杯和NBA总决赛之间的较量和两大运动产品巨头耐克、阿迪达斯的较量。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根本的是两种不同运动理念之间的较量。耐克的三对三室内足球斗牛赛(Joga 3 futsal)和足球在线社区Joga强调的是自娱自乐,Air Total 90 Ⅲ足球鞋完全可以看成一双Dunk的变体,可以穿上出街。而阿迪的+10是要让球迷见贤思齐,+F50 Tunit球鞋则像一辆F1赛车,根本没考虑上马路。带领小牛队首次打进NBA总决赛的德克诺维斯基可能在德国媒体上无人问津,根本比不上同胞巴拉克,然而他1510万美元的年薪对于号称要不惜血本签下巴拉克的切尔西老板阿布,也是个天文数字。如果再看看多少孩子选择了他的41号球衣和Air Zoom Huranche球鞋,巴拉克可能要继续摇头。
如果不看Logo,你会发现耐克、彪马、阿迪达斯在这个夏天为球迷们拿出的东西都是像在振兴“足球闲人”的传统,包括耐克的休闲足球服饰White Label系列,世界杯限量Air force I,Togo T恤,女子版紧身比赛服与T恤,棉氨伦材料的吊带T恤和搭配迷你裙的坦克上衣,一向走绚烂路线的背靠背则拿出了黑白两色Polo衫,及膝球裤,加尼龙风衣外套,滚边低腰女长裤和彩色麂皮加帆布的休闲足球鞋,一派足球花花公子形象。甚至连标榜滑板街头文化的Bathing Ape也插了一脚,推出了中田英寿卡通T恤和各队配色滑板鞋。美国《商业周刊》预计世界杯将产生大约20亿美元的直接销售额,估计这笔开销相当一部分都要用来置办这些“闲人改良版”的行头了。
正当大家把眼睛都紧紧盯在足球迷的腰包时,耐克在近日又悄然推出了自己的新玩意儿,与Adida1一样搭载电子芯片的跑鞋Air Zoom Moire,然而这个芯片并非用来调整跑鞋自身的状态,而是与苹果iPod nano搭配。这再度反映出欧式与美式两种运动范儿的不同之处:前者力图用技术把自己变得更专业,而后者则用技术把自己变得更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