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Dior男装的招贴海报上不再如同女装一般，只有黑色线条的LOGO，那里多了一词:Homme。它指代“男装”，源自法语词汇“奇迹”，与英文“Man”过多的肌肉感相比，Homme口感雅致，拼写内敛，随之而来的服装也色彩明丽，式样花俏，只有身形瘦削，面孔阴柔的男性方可入身。
时尚创造了“Homme”这个词，也催生了Homme式的“美形男”。
上世纪60年代时装设计师哈代·艾米斯提出“孔雀革命（Peacock Revolution）”的口号，这被视为启动新男人衣装风尚的重大事件。但使男装享受女装待遇的实践者要属CK。卡尔文·克莱恩先生那些只穿一条内裤的男模特以柔软的躯体形象横贯在城市上空，他们摆出思春期的性感放荡姿势，男孩们弱弱得像在吸毒。但那条重点部位的CK内裤却是有力的暗示:神奇胸罩可以让女性的乳房变得高耸，CK内裤也能让男人那话儿看起来有型有款。CK所做的不过是用一种姿态促使男性追求在美面前的男女平等。真正带给男装阴柔风气的是同性恋时装。与迪斯科音乐最早是从同性恋俱乐部的派对上发端一样，同性恋时装将男性或女性的种种特征作出了最过激的夸耀，推动了“亦男亦女”的设计潮流。当他的同胞兼对手阿玛尼还在使用薄斜纹呢和褐色织物时，范思哲已经使用下垂的褶皱，浅色缎子，洛可可风格的印花，紧身连衣裤，迷你裙，由此激发了从让·保罗·戈蒂埃、约翰·加利亚诺，到高田贤三和山本耀司等一大堆人对女性时装元素大胆的借鉴:男式裙子，蕾丝花边使男性模特身体和女性一样，成为被注视对象。正如形体纤弱的凯特·莫斯终结了身材高大的金发尤物时代一样，纤细的“少男”形象也逐渐从T台上挤走了肌肉男。
这些面孔稚嫩、身形瘦削的“美形男”在T台上出现后，媒体把他们复制得满大街都是。这类“美形男”总能恰如其分地找到标杆人物。1998年，当人们对《第六感生死恋》中的布拉德·皮特啧啧称赞时（虽然电影票房不佳，小皮的精致造型却慑人心魄），第二年这位精巧帅哥就在《搏击俱乐部》里把自己搞得鲜血淋淋。虽然“美形男”的王冠被他摔得稀烂，但人们很快找到了替代品——贝克汉姆。他与娇妻的华丽夫妻档宣告着这样的时代:女人可以有维多利亚的秘密，男人也能有贝克汉姆的秘密。这位美男热衷展示，喜爱美甲，定期美容，频繁变换发型。他穿着裙子上了杂志封面，坦言不介意喜欢自己的是男是女。他被英国人叫做“最大的‘都市美形男’”，他以一人之力，加速了这个新词汇的流行，推动了男人中性化潮流。这些花枝招展的男人登上男性杂志的封面，推动着一种新的男性勇敢:面孔精致无瑕，发丝饱蘸着发蜡，身体散发着温香。但是，所有上述标杆人物在性取向上都传统得无可挑剔，被女性化浸染的美形男无关性向，而是生活姿态。这如同2003年美国热播的系列剧《粉雄救兵》（Queen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5个会生活的同性恋男子帮助异性恋男性提高品位修养和生活质量。这5位每集都会将一个灰头土脸的哥们儿从倒霉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外貌上判若两人，神态上精神焕发。这浓缩的正是“都市美形男”的流变:发于同性恋男子的阴柔特征，启动的是更多普罗男性的美丽潜质。
2004年，全球第五大广告公司Euro RSCG Worldwide在全美进行了一次名为“男人的未来”的调查，随机抽样了1058名成年都市男女，考察21世纪的人们对待男人的态度和男人自身对未来的期许。调查结果是:“男人开始不介意向人们展示自己女性化的一面”，“在新世纪，男人们已经有勇气改变人们心目中传统男人的形象”。如果说是“西风东渐”，亚洲则是美形男更丰沃的土壤。从木村拓哉到Rain，更加不能不提的是前几年烂大街的花样男子F4。根据《时代》周刊亚洲版的报道，目前男性化妆品每年在韩国的销售额达到2000万美元，占全世界总额的10%;日本男性平均每天花1/3的时间来关注修饰自己的外貌。2000年以前，内地市场上的男士化妆品仅有硕果一个:雅男仕，到2003年，从宝洁、联合利华的男士基础护理品，到俊士、倩碧、碧欧泉的男士专业护肤品，已经随处可见;而不论哈韩还是哈日，我们见到了更多外表干净、漂亮的男孩。
被时尚带“坏”的“美形男”也回头影响了时尚产业。2004年一份来自美国的调查显示，18至34岁的男性，过去5年在化妆品上的消费大幅增加，消费额每年以两位数速度在扩展。2004年，Dior的创作主脑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说:“我想我该为自己设计一点衣装了。我也在想大卫·贝克汉姆、Joaquin Cortes和贾斯丁要穿什么。”Chanel也在为推出男装观望市场……时尚与“美形男”的交相呼应中，谁决定谁已不甚明了，但“美形男”在历史上不是孤零零，要挖掘根源，也有趣味说法。一说为，“美形男”是一种潜行于男女关系中的因子。“它是女权主义之下的男人气质新发展，女权主义越是当道，男人就越有想法。”听上去“美形男”是被大女性主义逼迫才拥抱了美丽，实际上掌控他们偏好的并非他人，而是自己。2003年，美国一本《都市美形男:现代男性时尚手册》概括了这群美丽男人的特点:他们有高度的审美情趣;他们不惜在仪表上“浪费”时间;他们选择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戒烟少酒，将健身房当成新的教堂。
“都市美形男”并非孤芳自赏，19世纪“完美花花公子教科书”《佩勒姆》中的描绘，依然对当今的“都市美形男”奏效:他们是个矛盾的集合体，既是美的追求者，又是哲人;既是酒色之徒，又讲求生活态度。表面上，他们拘泥于琐事，但这些琐事，对他们很有教育意义。
150年前，维维安·霍兰就曾经这样描写他的父亲，纨绔作风的倡导者王尔德:“他按照自己关于美的信条将自己扮成一个唯美主义的传道士。当他穿着带有花边的天鹅绒大氅，齐膝短裤，黑色丝袜以及领口下的宽松衬衫，系着一条硕大的领带时，这毫无疑问一定会激起人们的好奇甚至愠怒。”“生活就是最伟大的艺术”，“严肃生活的第一步就是要系好一个领结”。“人要么成为一件艺术品，要么穿上一件艺术品。”这位伟大诗人的几句名言甚至可以直接拿来作为时尚杂志的通栏标题。
“男人的身体从来就不单单意味着表面的性特点，因为他们的服装和外貌也不单单表现了表面的性特点。”瓦莱丽·斯蒂尔在《时装与色情》中断言，“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那些想用服饰来打扮自己的男人，总会觉得这个举动将使自己陷入丧失男性气概的可怜境地”。然而时装设计者企图将男性转化成有服装感觉和愿望的消费者。时尚界推出的“新男性”不再是风度翩翩，沉默刻板的绅士，或者万宝路广告中的牛仔，而是敏感而随和的男人，以往男性性格中对他人的关怀，被转变成了那喀索斯式的“自恋”。正如珍妮佛·克雷克在《时装的面貌》中论断的那样:“炫耀性男子的出现，证明了男性身体不仅是机器，也可以通过服饰与化妆增强性魅力。”
1983年英国《太阳报》生造出一个词，“Gender Bender”，以试图定义那些打破衣着、发型和化妆男女界限的时髦人群。就在这一年，维维安·威斯特伍德推出了受摄政时代影响，华丽的“海盗”系列时装。而Duran Duran乐队和Boy George等艺人也将大卫·鲍伊的性别模糊作风公开拿到了MTV上。1994年，英国自由撰稿人马克·辛普森在网络杂志《Salon》上第一次使用了metrosexual这个字眼，惊诧于大卫·贝克汉姆“雌雄同体”的魅力。
在《蜘蛛侠》中，托比·麦圭尔有少年般柔滑的身体，身穿华丽，材料暧昧的紧身衣，女主角克里斯汀·邓斯特则成了电影中一直由男性主角扮演的身体窥视与鉴赏者，她必须艰难地剥除蜘蛛人面具的下半部才能与其亲吻。然而这段感情仍然没有结果，因为显然彼得·帕克本人更爱他那个蜘蛛人的身份——一个性别模糊的“超我”。同样，艾米纳姆也有着孩童般清澈的蓝色眼睛，在MTV中他的半裸形象和华丽衣装交替出现，相对于斯诺普小狗的粗鄙或者50分的凶狠，他的咒骂和脏话只是一种孩子气的发泄，用以引起中产阶级青少年——无论男性女性——的怜爱。■
媒体表现只不过是流行风潮的表现
“很多年前，中国男人在生活方面是比较粗糙的，那时候精神上同样也谈不上丰富。所以那时候会有一种说法是‘男人的衣着品位是他背后的女人打造的’。但是这几年，这种状态已经开始慢慢改变，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男人对自己的生活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在自身建设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也就越来越强。”
从1999年创办中国第一个男性网站“中国先生网”到《时尚财富》、《时尚健康》和《时尚先生》的主编，王锋可以说是一直在以男性为主力读者群的媒体中工作，对男性时尚消费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他说，男性消费文化的意识开始在国内慢慢形成发展，其实也就是在最近这五年。
王锋介绍说，近五年，国内开始有男性消费这种意识，尤其是这两年，男性文化开始进入蓬勃的发展期，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男士奢侈品牌进驻国内，还有很多男士SPA或者美容的兴起，其实都在跟着这个潮流往前走。“国内目前虽然气氛越来越浓，但还处于一个预热阶段”，相比来说，国外的男性时尚消费产业更成熟一些，“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大的百货店或者是高档商品消费场所的一楼往往就是给男士准备的，都是男人的消费品，包括服饰和化妆品。百货商场一楼的商品也肯定是交易额最大、利润最丰厚的。而中国现在的百货店、大商场还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但男士专卖店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DIOR男士用品在上海开了亚洲最大的一家旗舰店，几个月的销售额就是DIOR总部在中国市场销售额的两倍，而这也或多或少说明了目前国内男士时尚消费的巨大潜力。王锋说:“我觉得男性时尚消费整体发展还是得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文明素养的提高，只有各方面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男人才会回过头来关注自己。”
男人回归自身的凝视和关注就一定既有形象的也有内心的，王锋认为这也是男士消费文化发展必然会有两个阶段，“最开始还是从注意外观开始的，比如说行头、肤色、健康状况，然后慢慢就由外及内，渐渐就转向精神素质和教养”。王锋觉得这表现在做男士消费时尚杂志上也一样，会有两种不同的阶段，以前所做的纯粹物质的、太注重生活消费对一本男刊来说其实是很肤浅的，所以现在做《时尚先生》时，他希望能注入更多思想的、文化的、精神性的东西。因为一个女人的漂亮就会让人觉得性感和美好，但男人却不能徒有漂亮。
关于未来男性时尚消费的趋势，王锋认为，那一定是年轻化，“随着近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人们得到财富的年龄越来越年轻。新的消费群体崛起，这一部分人将更加迅猛地投入到整个社会的消费中去，他们消费的热情更高、更大胆、更自我，更愿意为自己的生活投注财富和热情。时尚消费将不只是物质，也是一种精神”。■
刘钊与李东田——两个“都市新男人”的品质生活
“这些专卖店开张的新闻发布会，差不多我都参与做过”，刘钊坐在王府饭店大堂的沙发上，有些俏皮地用手指指点着四周对记者说。顺着他指尖望过去，是阿玛尼、迪奥、普拉达、朗万等一个个可以跟奢侈与生活品质直接挂钩的名字。如果说“都市美形男”在中国需要找一个范本或概念倡导者，那么刘钊无疑是最佳人选，从迪奥化妆品的第一个中国员工，到红门公关公司总经理，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驻中国荣誉执行代表，他的生活与工作都与时尚紧密相连。“1990年从国家机关辞职刚进迪奥的时候，公司每一季度都会发一套男士护肤用品和男用香水。”刘钊说，“一开始用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好意思，后来就逐渐成了习惯，当然也要把握一个别人可以接受的尺度。慢慢地，周围生活圈子里人也开始明白男人的生活也要讲求一些细节。比如十年前，男人去剪头发，没什么选择，也没什么要求，剪短就好，现在不一样，大家要有型，甚至会因不同的场合或者活动去搭配。”
与刘钊的按部就班不同，李东田似乎走的是一条不守常规的“野路子”，他被时尚界誉为“彩妆教父”，刚刚推出个人作品集《Power & Brush》。他坦言自己当初投身造型业时“没什么宏图大志”，1990年，毕业于北京蒙妮坦美容美发学校的李东田留校当了一年老师，然后就闯入了刚刚起步的影视化妆业，“当时这是个没什么人注意的行业，而且化妆也完全是我自告奋勇，摸索着在尝试。不过我很幸运，遇到了李少红导演，在《红粉》和《雷雨》两部戏里发挥了特长，别人说王姬和何赛飞在这两个片子里完全是改头换面。”李东田说，“真正对时尚开始感兴趣，打算把造型化妆从单纯的技术做成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播，是我1994年到了美国之后的事情。”
“都市美形男”的精髓是否就是无节制的消费？刘钊和李东田的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消费误区是媒体和消费者共同制造出来的，每个人的品位、消费的能力和目标都不一样，有些人纯粹是为了炫耀性地购买。”刘钊说，“我的观点是，无论是时装、表、酒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只有对它的品质和自己真正需求有了了解，才谈得上享受。而且一个男人对生活有品位，有感觉，应该是方方面面的，购物不像有些媒体鼓吹得那么重要。有一千块钱的时候，你有一千的消费方式，有十万元的时候，你有十万的消费方式。年轻的男生把身材锻炼得好一点，衣服干净一点，简简单单，得体就好，透支了，就当买个教训。”而李东田的看法则更为直接:“品位有时甚至跟知识、财富无关。一个男人知道衣服怎么搭配，举止得体，有内涵是最重要的。”
刘钊今年最得意的手笔就是11月7日刚刚在上海落幕的激情创意法国精品展，“法国精品联合会63家公司里有50家拿出了自己今年最具备创意的作品，其实是否拥有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让观众了解，创意、激情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好”。李东田则忙于筹备即将在建外SOHO开张的“东田造型”旗舰店:“它和以往的美容机构完全不一样，会占据一整栋四层的楼，地下一层是摄影棚，一层是一些工业设计的展示和销售，二楼是酒吧，三楼是发廊。”在此之前，他的“东田造型”已经形成了一家涵盖技术培训、发型设计、经纪三个部分的庞大企业。
“美男经济”在中国发展的条件是否成熟？李东田诙谐地用“憋得比较久”来形容中国年轻男性的消费观，“其实国外对男性生活方式的重视，也就是最近十年才兴旺起来的。1998年以前，我在美国都没有看到过成系列的男性护肤品。可现在中国男性的消费意识差不多已经和世界同步了，在大城市，你可以方便地买到碧欧泉、倩碧，或者雅诗兰黛的新产品，还有男性专用的Spa，美容院，国外也只不过是这个程度”。
谈到自己的“品质生活”，刘钊和李东田的叙述都和形形色色的时尚杂志对于“花样美男”的描述大相径庭。刘钊说，他对服装的要求仅仅是“经典牌子推出的最简单的款式”，因为很难过时，“我最喜欢的品牌就是Dolce & Gabbana，因为很简单，而且前卫。”刘钊没有忘记解释一下他身上那件颜色黯淡的棕色绒布西装的来头，“手表我最喜欢的牌子是沛纳海，以前是意大利海军专用的，每年产量不过3万只。”相对于刘钊的自律与苛刻，对维维安·威斯特伍德、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和川久保玲情有独钟的李东田形容自己是“冲动型消费，只要合适自己，从几万到几十块钱的衣服都买，买了一大堆，结果有些一年只穿一两次”。至于保养，刘钊承认每天收拾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多少，“早上花半个小时泡个热水澡，然后就是洗脸，用一点简单的护肤品，美国Lamir的洗面泡沫、面霜和菁华素。我也不会去描眉画眼，除非是摄影师要拍照片。惟一麻烦的就是头发长得很快，平均三个星期去一次‘漂亮宝贝’，修一下就可以了。”
一个合格的“都市美形男”应当具备哪些软硬件？刘钊和李东田给出的标准都差不多，“皮肤，身材都必须要好，不能过多地增白，否则脂粉气太浓。”李东田回答说，“衣柜里最少要四身颜色低调、裁剪合适的西装和相对的领带，其他生活中的衣服四五套就够了，还有两条分别适合牛仔裤和西装的皮带和六双鞋。”刘钊也特别提醒那些烧包的男生，不要按照时装走秀的标准来布置自己的衣柜，“因为不管每季那些大品牌在发布会上展示多前卫的东西，它的那些懂行的消费者通常也只买那些最基本的款式。大家千万别跟风一些日韩和港台地区的艺人，一天换几次，越穿越花哨。”■
魏晋名士的梳妆台
◎小谢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出产了那么多著名的美男，朗朗如玉树林立，光照千古，也没有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男子对仪容之美的追求达到如此狂热的地步。在其他历史时期，史传记载男子仪容，至多说一句伟岸魁梧、相貌堂堂，而在此期，名士要长成一个“玉人”，才会被人津津乐道，王羲之见到一位美男名士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面如凝脂，目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篇的美男典籍《世说新语·容止篇》，其中对美男的描绘和赞誉，无所不用其极，足可令后世的形容词完全失去生命力。貌美善清谈，就会被人称赏，甚至居高位，自然而然的，除了少数几位“粗头乱服皆好”的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超级美男外，朝野上下都极为注重人工的修饰。
此期的时尚男子“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颜氏家训·勉学》）。现在的metrosexual（城市新男人）们玩的香水、美容、名车、恋物癖甚至磕药（魏晋豪门中最流行的事情之一就是服用寒食散，吃完以后“身轻行动如飞”）、性解放，老祖宗们早就都玩过了，并且玩出了境界——望之如神仙，现在的美貌小儿郎至多是像Flower罢了，到不了美得让人低头让人膜拜的程度。
美男的标准是“玉人”、“璧人”，最妙的就是谈玄的时候“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当然要白，要更白，古天乐生在魏晋就可以不用去照紫外线灯，但粉扑是不能少的。汉代的男子已经开始傅粉，起初是幸臣的行为，“孝惠时郎侍中皆傅脂粉”（《汉书·佞幸传》），到东汉末年，士人也开始傅粉，《后汉书·李固传》称其“胡粉饰貌，搔头弄姿”。这个时候，对傅粉男子的描写还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到了魏晋，傅粉之风已经普遍存在于上层士族中间，不足为怪了。史书这样记载曹植初见邯郸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讫”（《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此时的子建，正处于人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期，一个风流自赏、任性放诞的翩翩佳公子。曹植的傅粉，也许尚带有因表演需要而粉墨登场的性质，而作为曹操养子兼驸马的美男学者何晏，傅粉就完全是出于自我修饰的需要了。很不幸，大家一说起何大人，往往不是他的学术造诣或者政治作为，却是“傅粉”二字。不过谁叫他“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呢？何郎的玉手既然须臾不离粉盒，他的大名自然也与傅粉二字永远不能脱离关系了。《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了一个著名的类似娱乐新闻的故事:“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好事的皇帝也许是出于妒忌心理（正可见社会上对美的重视程度以及傅粉的普遍），大夏天的让何晏吃热汤面，粉白不去手的何晏居然没有被逮到，看来安全措施做得十足，现在的女明星需要向何大人好好学习，免得被狗仔队拍到无妆照。“傅粉何郎”，作为诗词歌赋中一个重要的典故，屡屡被用来形容人与物的皎洁美丽，甚至用来吟咏花的玉雪可爱，宋人彭渊材咏海棠诗云:“雨过湿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黄庭坚的“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更是名句。以美男喻花，不是六郎如莲花，而是莲花如六郎。六郎张易之，也是“傅粉施朱，衣锦绣服”的主儿（《旧唐书·张易之传》），不过唐朝以降，傅粉多是男宠行径，已非名士所为了。
“日烘荀令炷炉香”，暗香浮动也是此期美男的一个硬性指标。现代时尚男少不了一两瓶海洋或者森林香型的香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们要做的功课更复杂，需要用香炉来熏衣服。现代时尚男或许会熏人一跟头，惹人腹诽，古代名士则比较倒霉，曹丕一不小心用错香型，被坐骑讨厌，居然吃了皮肉之苦。（《魏志·朱建平传》:“帝将乘马，马恶衣香，惊啮文帝膝。”）正如傅粉与何郎如影随形一样，与熏香二字结下不解之缘的则是上面提到的荀令荀，其惊人事迹是“至人家，坐处三日香”（《襄阳记》）。其留香之持久，真让现代的香水制造厂商汗颜。李商隐就有点疑心荀家中的熏炉需要频繁地更换香料（“荀令熏炉更换香”《早梅》）。然而晋代的香料更令人咋舌:“时西域有贡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晋书·贾谧传》）相较而言，佩戴香囊，更为简便，同时也是漂亮的饰物。《世说新语》说:“谢遏年少时，好著紫罗香囊垂复手。”与傅粉的风气仅仅限于魏晋南北朝名士不同，佩戴香囊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清代，黛玉就生气铰了给宝玉做的香袋。
除了上面所说的外表修饰以外，魏晋南北朝名士也注重以内养外、通过饮食调理容颜。服用寒食散，便是他们的极端方式之一。服散是此期贵族中风行的生活方式，这固然是为了追求长生，但更显见的药效是刺激人面色红润，精神旺健。首先提倡服散的何晏就说:“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他的“美姿仪、面至白”无疑给寒食散做了生招牌，服散在追求姿容美的贵族中蔚然成风。
魏晋南北朝名士对容貌的注重，有其历史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基础。自东汉以来，就极为重视人物品评，起初有政治上“选官得才”的实际用途，于仕途有极大关系。为了让操持舆论的名人“一见便识”，给出有利于自己仕进的正面评价，青年士人难免要注重修饰外表。余英时先生更提出:“魏晋以下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言，行步顾影之风气悉启自东汉晚季，而为士大夫个体自觉高度发展之结果也。”（《士与中国文化》）将对仪容之美的追求与士人个体自觉相联系。此外，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同性恋的两大高峰期之一（另一个时期是明清），同性恋男子远较异性恋注重仪容，虽然魏晋名士对美的追求未必是好男色的结果，然而难免让人隐隐疑心断袖之风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对美的过分的追求，或许总带着不祥之气。美如何晏，“好服妇人之服”，被另一位学者傅玄斥为“服妖”，而何晏也果然不得善终，被砍了头。而整个社会对美的长期过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了国家的积弱。明代即有学者指出:“晋重门第，好容止，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言，绰约嫣然，动相夸饰，鄙勤朴而尚摆落，晋竟从此云忧。”（屠隆《鸿苞节录》）偏安一隅后的南朝士人仍以柔弱为美，无力抵挡“关中之人雄”的北军，遂至于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