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业伊始到1997年第一次进入《福布斯》的亿万富翁排行榜，他只用了10年;从身家37亿美元到今年的80亿美元也仅用了一年。连续两年被《福布斯》评为俄罗斯首富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今年刚满40岁。据说，这位富翁有搜集精巧钱包的爱好——
团干部
霍多尔科夫斯基孩提时代的理想是当一名厂长。那时候，厂长在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中最具权威。在门捷列夫学院学习机械专业时，他开始活跃于苏联共青团，曾担任校团委副书记。
尽管这段经历使他学会了怎样同苏联共产党执政部门打交道，以及建立自己在党内的关系网，但他还是没有被分配到能为他提供成为厂长机会的苏联军工企业。他认为这同他们家的犹太血缘有关。
1986年毕业后，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分往莫斯科的伏龙芝区，担任团区委副书记。既然当厂长的愿望很难实现了，他决心转向经济领域，并开始在普列汉诺夫财经学院学习国民经济学的第二学位。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商业生涯始于1987年，他成了伏龙芝区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简称“梅纳捷普”（Menatep）的领导。80年代中期，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倡导经济改革。第二号人物叶·利加乔夫提议在城市里建立免税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参与商业活动，其实质是私人承包企业，但当时能给的合法身份是“合作社”。在莫斯科，每个区都成立了自己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
梅纳捷普在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领导下，主要经营计算机进口业务，利用国内外价格差和外汇汇率的变动赚钱，同时还向国营单位出售其他进口技术产品。霍多尔科夫斯基也干其他生意，包括倒卖法国白兰地，据说这些酒大多是假的“拿破仑牌”。其他假货还有在波兰灌装的瑞士伏特加酒，以及名牌牛仔裤。
当年和霍多尔科夫斯基一块起家的瓦列里说:“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个很勤奋的人，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在说到公司的运作和盈利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在莫斯科开公司，都是各人干各人的，而且都是为了一个项目开公司，挣了一笔钱就赶快把公司给关了。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运作这样的小公司方面具有组织才能，而且他特别敢于冒险，挣钱也很疯狂。”
《福布斯》介绍说，做贸易不到两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年收入就达到了8000万卢布（当时的官方牌价相当于1300万美元，黑市价格约为1000万美元）。这使他成为俄罗斯新一代中最成功的财富人士。霍多尔科夫斯基也因此得到政府器重，升任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
银行家
手中钱多了之后，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的同伴们开始筹办私人银行。他刚刚结识的朋友格鲁博维奇帮助了他，格鲁博维奇的父母都是苏联银行的高级干部。霍多尔科夫斯基1988年正式注册了梅纳捷普银行，业务上挂靠在苏联银行莫斯科伏龙芝区分行。
作为俄罗斯第一批私人银行，梅纳捷普银行的扩张十分迅速。这不仅是通过贷款给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有利可图的贸易生意，更是通过处理国家资金，例如分发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受难者家属的抚恤金。毫无疑问，这些业务的来源同霍多尔科夫斯基与政界的关系有关。报道显示，霍多尔科夫同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理西拉耶夫(Ivan Silayev)关系非同一般，还被任命为俄联邦总理的经济顾问，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能给他带来很多重要合同。
1990年，苏联解体前一年，梅纳捷普银行开始了境外活动:从日内瓦里格斯·瓦尔莫（Riggs Valmet）银行的客户发展成了它的股东。《莫斯科时报》报道说，在境外开设账户或者购买外国银行股份被分析家们怀疑是不是俄罗斯的私人银行将数十亿美元（前共产党的）党产转移到匿名海外账户的途径。霍多尔科夫斯基对此则坚称自己的银行是“干净”的，他说:“我们的银行账目检查十分严格。至今在我们的银行账目上没发现这样的资金。”
然而，有材料显示，霍多尔科夫斯基曾涉嫌洗钱，那时洗的钱是团费。《纽约客》也说，在80年代末期，他利用的就是党费和团费以及各种关系开办银行，获得关键信息。
1991年5月，梅纳捷普银行业务向社会公开招股，成了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第一个股份制私人银行。《莫斯科时报》称，在叶利钦的第二任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经济改革设计师的盖达尔执政时期，梅纳捷普银行获得了很多机会，比如向车臣重建提供资金。向车臣提供贷款相当有利可图。按照俄罗斯政府审计部门的材料，车臣重建耗资巨大，对格罗兹尼投入的44亿美元被像梅纳特普这样的商业银行消化。梅纳捷普银行还被授权为财政部、国家税务局、莫斯科市政府和俄罗斯军备出口的指定商业银行。
一份材料显示，梅纳特普银行的结构充分反映了这个现实。他雇用的公司高层是因为他们同政府高层官员有关系，雇用的公司中层是因为他们同中层官员的关系。而霍多尔科夫斯基本人也是盖达尔政府的燃油和能源部长的智囊。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俄罗斯政治是“最有效益的商业”。在后来的货币贬值风潮的投机中，梅纳捷普银行靠着可靠的信息获得了快速发展。
同时，霍多尔科夫斯基开始大做国际日用品贸易，同美国种植业大亨马克·里奇（因逃税4800万美元逃亡瑞士，后获得克林顿赦免）做生意也和古巴做红糖的生意。当时俄罗斯和古巴做的是易货贸易，霍多尔科夫斯基向古巴提供俄罗斯的石油，换取红糖。霍多尔科夫斯基是在给了当时负责国家外贸的人大量好处之后才获得这个贸易机会的。
石油巨头
1995年底，时任第一副总理丘拜斯为了解救政府的财政困境展开大规模抵押拍卖活动，是俄罗斯大寡头们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黄金时期。在承诺对政府提供预算贷款时，以“七巨头”之一的波坦宁为代表的寡头们提出了向他们抵押全国最大的，主要是冶金和能源领域的最大公司的国家控股额。丘拜斯和叶利钦同意了。
第一起抵押拍卖是在1995年11月8日。Surgutneftgaz油田以88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今年《福布斯》富豪榜第427位的波格丹诺夫（Bogdanov）。这家油田的产量与法国全国的产量相当，分析家们称，这个价格等于波格丹诺夫没花钱。
影响霍多尔科夫斯基命运的拍卖是在半个月后。尤科斯石油公司78%的股份被梅纳捷普银行竞价买走。按照《华尔街日报》报道，3.091亿万美元的价格，仅仅超过起价900万美元。尽管另外三家银行出价几乎都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两倍，但却被主办单位认定为资质不合格。
当时的分析家们称，尤科斯至少应该卖4.5亿美元。果然，在股票稍后流通上市的时候，尤科斯的市值立刻上升到90亿美元。现在更是达200亿美元。
1999年10月，联邦证券委员会主席瓦西列夫辞职。俄媒体说，这是因为他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触动了尤科斯公司的利益。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市场上的名声并不好，因为中小股民的利益总是无法保障。
已被英国石油收购的阿莫科石油公司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计谋也有着切肤之痛。几年前，阿莫科对于西西伯利亚的一处名叫Priobskoye的油田很感兴趣。荒凉的湿地和北极植被下有大约35亿桶的储量。这个油田是和尤科斯合作开采的。但在1998年，该油田即将开始大量出油的时候，阿莫科遇到了难题，它已经投入的1.3亿美元可能将血本无归，因为杜马通过的法案要求俄罗斯战略资源的外资投入比例不能超过10%，这意味着它和尤科斯公司在资金投入和分成上更难以达成一致。
果然，持续的谈判始终没有结果，《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尤科斯公司的具体的条款总是变来变去，阿莫科不得不自认倒霉。霍多尔科夫斯基则对《福布斯》辩解说:“这是他们的犹豫造成的。阿莫科在油田问题上享有独家的5年的谈判权。可直到我接管尤科斯时，还没有要求我们谈判的文件。”
尤科斯的网站这样介绍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在1999年将尤科斯成功地进行了重组，企业消除了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性问题，形成了西方式的垂直管理体系。改革后，每桶油的成本下降了2/3，目前比任何俄罗斯的石油企业都要低。
现在的尤科斯已经越过卢克石油公司成为俄罗斯第一大石油企业。尤科斯在今年4月同俄罗斯第五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宣布合并为尤科斯—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后的新公司在俄罗斯排名第一，成为世界第四大私营石油公司，石油日开采能力达230万桶。
准政客
霍多尔科夫斯基10月25日被捕后，分析家们认为幕后决策一定是克里姆林宫。
俄罗斯媒体分析，起因一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内部支持金融寡头的力量和传统官僚之间的斗争，二是因为普京对于霍多尔科夫斯基越来越明显地干涉政治的迹象感到担忧。普京2000年正式担任总统后曾以2000年画了一条线，即国家不再追究在此之前寡头们是如何在私有化进程中发家暴富，但是从此以后寡头们必须严格自律，不能再介入国家政治生活进程，不能再利用大资本操纵政治进程。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政治上向来低调。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他含蓄地说:“你不能同时在商业和政治都获得成功。一些人尝试过，可是他们现在都在国外。”
然而，事实上霍多尔科夫斯基一直在出钱，既资助国家杜马中的左翼反对派俄共，也支持右翼反对派——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集团。俄罗斯今年12月的杜马大选有点特别，因为大选后的议会多数党可能自己来组阁，而不是以前的总统任命。俄罗斯评论家分析，霍多尔科夫斯基很可能想在议会内形成他能操纵的多数派，届时能“合法”地推选自己为总理，以分散总统的大权。此外，霍多尔科夫斯基还宣称自己将于2007年退出商界。这一声明不啻于向外界宣布他有意参加2008年的总统竞选。■
霍多尔科夫斯基自述成长中的三种生活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被捕前接受美国《纽约客》杂志记者的采访时说，他的人生中有两个分水岭——
我从来没有将自己树立成一个闪光的典型。我也从没说过我是个模范公民。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才给我提供了发展和改变的可能，尤其在一个社会急速转型的时代。在每个人的生活中似乎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分水岭。我的生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我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我被培养成一个典型的苏联公民。我没有想到过还有什么别的方式生活。受过更多人文教育的人或许会想（当时社会中）有些东西可能不太正确，但我不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正确的。现在觉得过去的想法很可笑。
然而，之后，我突然确信（当时社会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正确的，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是会被允许的。只要你不触犯法律你就可以逃脱，因为事实上，在很多问题上并没有真正意义的法律存在。即使有些西方人也认为我破坏了法律，但事实上谁也无法证明。的确，不是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合乎道德的，因此那不是我骄傲的地方。在紧张时期，我们对待小股民的方式就是不合乎道德的。
再后来，从35岁开始，我有了第三种生活。我开始拥护增加公司账目和各种经济往来的透明度。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向大学和艺术以及其他项目捐助。在美国时，会见了国会和联邦官员，同其他石油大亨混在一起。我知道俄罗斯需要外来资金，需要国外银行的贷款。西方社会进展得比较慢，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建成了现代社会。我们从混乱中起步但是我们有了模式（我们的速度会快得多），因为知道答案后再做家庭作业会很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