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专家殷罡
在这样一个穆斯林社会建立美国希望的民主政府的可能性有多大？
三联生活周刊:谈到伊拉克重建时，人们经常会拿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战后重建的例子作比较。但也有人拿同样是伊斯兰国家的阿富汗的重建作比较，认为伊拉克要建立民主制度非常困难，甚至说不可能，您的观点呢？
殷罡:尽管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都有20多年的战乱经历，但不同的是，阿富汗从查希尔王朝到苏联的入侵再到塔利班的控制，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处于部落武装割据的分裂状态，而伊拉克却始终处于绝对统一的中央集权制，重建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会不会造成一段权力真空，从而招致新的混乱？伊拉克毕竟也存在着民族和宗教矛盾。前几天有个什叶派长老在纳西里耶被暗杀了。
殷罡:伊拉克国内宗教矛盾的复杂程度比不上黎巴嫩。可在黎巴嫩，民主原则却深入人心。黎巴嫩的宪法是1923年法国委任统治期间制定的，根据1943年的国民公约，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派领导人分别担任总统、总理和议长，议会席位分配比例也有硬性的规定。这个划分比较机械，后来由于巴勒斯坦难民大量涌入和穆斯林人口的急剧增多，占人口多数的基督教社团受到了冲击，加上叙利亚势力的渗透，才造成了内战不断。
在伊拉克，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不那么严重。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是一般性的矛盾。尽管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从英国委任统治期间就执掌政权，什叶派总感觉不平等，一直对抗逊尼派政府，但多年来，什叶派中的不少人也被慢慢驯服，比如电视上经常出现的萨达姆的新闻部长萨哈夫就是什叶派。
在民主制度下，这种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不过单纯靠一人一票就等于直接将什叶派送上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会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不满，因为只有在波斯人的伊朗，什叶派才占主导地位。因此，法国人在黎巴嫩的做法是可以借鉴的，但不能硬性按教派分配议会席位，可能要学习土耳其的经验——建立起一个政教分离，军队不受宗教势力影响的制度，同时还要培育一些能代表某一社会阶层和相同价值取向的跨宗教和民族的世俗政党。土耳其就是一个在伊斯兰社会实现民主的好例子。只要新宪法合理，这种矛盾不会构成大的阻碍。
三联生活周刊:北部的库尔德人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殷罡:库尔德人的聚居区分布在四个国家——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但这四个国家的库尔德人的目标是不同的，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并不追求独立。自从1946年库尔德人短命的跨国界“自治共和国”瓦解之后，伊拉克库尔德人追求的始终是“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他们的居住区有石油，他们想分享财富、保留文化，在国家权力体系中有自己的位置。
70年代中期，伊拉克曾经搞过一个库尔德人自治法，在议会中保留20%的席位给库尔德人。但库尔德民主党领袖巴尔扎尼对此不屑一顾，要求更高程度的自治，试图建立“国中之国”，并开展跨国界游击活动，事实上成了民族分裂主义，招致伊拉克政府的新一轮镇压。库尔德民主党因此分裂出一个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
国际社会也不会允许库尔德独立，因为西方奉行的国家理论是排斥“单一民族国家”的，所有相关国家也将反对库尔德人独立视为最基本的国策，为此绝对不惜诉诸武力。因此，不必担心库尔德独立，他们的利益最终将在整个伊拉克民主体制中得以体现。此外，现在的库尔德人也比以往实际多了，不至于再做那些水中捞月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在和阿富汗的重建进行比较的时候，很容易提到部落问题，伊拉克部落会不会成为迈向民主的阻碍？
殷罡:在伊拉克，成规模的部落约有100个。部落领导人的作用在萨达姆的专制统治下是被淡化了的，萨达姆通过镇压和收买实施控制。这些部落领导人在今后的作用可能会增强，但这和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种矛盾，尽管部落痕迹还会存在。这将是一种阿拉伯特色的民主，比如一个部落、一个村镇或者一个家族的投票流向往往是一致的。其实在美国何尝不是这样，小麦产区的农民自然不会把选票投给石油巨头的代言人。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美国会从以前的重建经验中学习到什么？
殷罡:德国和日本尽管都是战败国，但是战争破坏的程度、原有管理体制保存的程度有所不同。在日本，原有的体系没有被破坏，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认为，天皇不能倒，陆军部和海军部在完成遣散600多万旧军人的任务完成前不能解散。天皇一倒，日本人肯定反了，反起来就需要增加100万占领军，而且还结下冤仇。麦克阿瑟的做法是:让天皇任命一位亲英美的外交元老组建临时内阁，负责安排诸如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改革民事和司法管理和起草新宪法等过渡事宜。到1946年4月，几个月的时间，新宪法出台，举行了选举。这同日本国民素质高、构成简单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因为整个管理系统没有遭到破坏有关。美国在伊拉克也会尽量利用归降旧官员，同时启用流亡归国的人。
在德国，整个国家被炸成焦土，所有民事和司法系统均不复存在，所有的官员都是纳粹分子，无法启用，一切都要占领军亲自去办，几乎所有的村庄和街道都由占领军官兵管理。相对于美国在日本的间接占领和间接改造，盟军对德国的占领和重建是直接的，因此费时4年之多，直到1949年，东、西德才相继产生了议会。这其中当然还有美苏英法分区占领的因素。
法国算是战胜国，但由于维希傀儡政府的存在，也要进行改造和重建。不过，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和军队可以基本上自行完成“复辟”，不需要外国人的介入。意大利的事情更好办一些，墨索里尼1943年就被推翻了，民主势力的管理机构自行完善就是了。
在伊拉克，战争破坏程度很轻，远远没有德国那么严重，基础设施基本得以保存。但它原有的管理体系总体上瓦解了，美国原先设想的大规模劝降未能如愿，也没有天皇那样的权威可以利用，重建的难度较大。因此，单纯的日本模式行不通。还要结合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重建经验。学习日本:动员在战后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内出山的民事领导人参与。学习德国:美军必须介入，因为伊拉克战后稳定和安全还需要他们来保证，将来所有的城镇都会有美军进驻。法意模式:充分利用那些流亡海外回国的精英分子牵头组建临时管理当局，东北部库尔德地区原来就有高效的自治机构，美军只发挥监管作用就可以了。
如果能汲取以上四国的经验，参照伊拉克的实际情况，在伊拉克建成有地域特色的民主机制是不成问题的。
三联生活周刊:反美情绪是不是将影响到美国推动的伊拉克战后重建？不管怎么说，这次重建的机会是通过战争获得的。
殷罡:会有一些影响，但不会是主流意识。首先，伊拉克人民的确对萨达姆独裁政权非常不满，渴望自由、安定和富足。其次，美军这次在不长时间里结束了战事，平民伤亡、基础设施的破坏程度都不大，况且伊拉克的重建还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不只是美国一家，反美情绪是会得到控制的。再有，伊拉克的极端宗教势力不强。从1921年费萨尔王朝建立，到1958年革命，再到1963年阿里夫政权，到1968年以后复兴党长期执政，伊拉克始终是严格的政教分离的国家，无论哪个政权都防备和压制“职业宗教势力”。在伊拉克，能够给政权造成实际威胁的极端宗教势力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复兴党时期，宗教被摆在很适当的位置，宗教的影响力被限制在清真寺里，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大体上是适度和温和的。虽然北部山区有国外背景的“安萨尔”极端宗教组织被认定同恐怖活动有关，但对伊拉克国内没有什么影响，何况这次战争中它已遭到毁灭性打击。■
